明神宗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位。即位之初,内阁由首辅张居住主持政务,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殷实了国家库府,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然而自张居正去世之后,明神宗逐渐开始荒于政事,进而导致党争频发、朝局日益腐败。
宁夏之役、播州之役与朝鲜之役被称为“万历三大征”,对巩固了疆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也耗费了大量帑银。本文就以“万历朝鲜战争”为轴,详细阐述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局势演变逻辑。
一、战争前夕的世界局势
1、明朝政局稳定、武备完善
嘉靖皇帝后期,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接连重创倭寇,至1558年东南沿岸倭患基本平息。连年战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明军武备松弛的迹象,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再一次获得提升。当明穆宗即位之后,秉承用人不疑的原则,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纶、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一举廓清朝堂,史称“隆庆新政”。因此,待到明神宗上台之时,其所掌控的是一个政局稳定、武备完善的基业。
明神宗即位后仅一个月,大学士张居正就出任内阁首辅,在“隆庆新政”的基础上继续推行改革,整顿吏治、整饬边防、整顿经济、兴修水利,皆取得不俗成绩。与此同时,由于和西班牙人的贸易交往密切(1565年西班牙占据菲律宾、1567年隆庆帝解除海禁),大量美洲白银涌入,加上当时日本新勘探出了大银矿(即石见银山)和中日贸易,朝廷财政宽裕,国力日渐强盛,因此史书有“万历中兴”的评价。奈何张居正改革触动了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在他去世的第二年(1582年),改革政策也随之戛然而止。
2、李氏朝鲜重文轻武、党同伐异
早年间,李氏朝鲜也曾凭借武略起家,推翻王氏高丽而自立。奈何治下武将权臣频繁作乱,促使王氏决定效法中原宋、明两朝重文轻武的方略,以士大夫阶层执掌朝务。不过到了燕山君、中宗和明宗统治时期,士林群体的势力始终遭到削弱,直至朝鲜宣祖时期。然而伴随士林派重掌朝局接踵而来的便是党争,其内部迅速分裂为东人党和西人党两派。东人党又分裂为南人党和北人党(后又分为大北派和小北派),西人党也分为老论派和少论派。各方势力相互清算、更迭频繁,掀起一轮轮血雨腥风。
公元1589年的己丑狱事堪称是李氏朝鲜党争的巅峰,当时东人党的郑汝立有个抗击倭寇的组织,并进行军事训练。因该组织倡导民权平等,故而遭受权贵阶层的广泛质疑,这被西人党领袖郑澈利用和负责彻查。郑澈借此指控郑汝立密谋造反,并利用此事肃清了与郑汝立团体有任何瓜葛的东人党,以至于最后有上千名东人党被处死或流放,加剧了党争的激烈程度。此时的朝鲜陷入了官僚腐败、相互拆台的恶性循环之中,以至于武备松弛到难以附加的地步。
3、日本战国时代结束,内部利益分配不均
自应仁之乱以来,日本陷入了百余年的战国时代,至1573年织田信长与第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正式决裂,宣告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因织田信长逮捕足利义昭之后,将后者流放至河内国若江城,并建立安土城,拉开了安土桃山时代(丰臣秀吉本城为桃山城)的序幕。然而好景不长,公元1582年织田信长部下明智光秀发动叛乱,突袭信长歇息的本能寺,信长被迫于本能寺纵火自焚而亡,史称“本能寺之变”。
此后日本局势被羽柴秀吉掌控,并于1584年完全控制了京都。公元1590年,秀吉被天皇赐姓丰臣,并获得关白职位。此后不久,丰臣秀吉发动小田原之战,基本统一日本。骤然执掌整个日本的军政大权,丰臣秀吉的野心迅速膨胀。一方面是为了削弱内部割据诸侯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内部武士土地分割不均造成的隐患,他决定对外扩张,趁李氏朝鲜耽于党争内讧、朝纲紊乱之机出兵征伐。
4、哈布斯堡王朝受挫,英荷时代来临
1580年,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下的西班牙正式吞并另一个殖民国家葡萄牙,自此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了一个涵盖了欧洲和美洲大片领土,并占据了非洲、南亚乃至东南亚大片土地的“日不落帝国”,可谓声势滔天了。当时的哈布斯堡家族身兼奥地利公爵、匈牙利以及波西米亚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数个头衔,其旁支亦是西班牙以及尼德兰地区的王室,确保天主教统治和家族血脉的高贵纯洁已经成为该家族的执念。全盛时期,甚至将作为欧洲传统大国的法国逼迫到不得不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地步。然而正所谓盛极而衰,1581年尼德兰联省(荷兰)共和国正式成立,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权威遭受巨大挑战。
与尼德兰革命相比,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下的英国对西班牙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虽然是岛国,英国民众却很少与海洋发生联系。为了刺激普通民众的航海热情,英国议会特意设立了“食鱼日”,要求每星期必须有一天吃鱼。频繁的捕鱼活动(主要是跨海前往纽芬兰鱼场)培养了英国大量海员,在此基础上伊丽莎白一世颁布特许状建立了劫掠船制度,并以此为雏形建立了英国舰队。1588年发生了一件震惊欧洲的大事情,由大量劫掠船构成的英国舰队击败了威名赫赫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此战虽未对西班牙舰队造成毁灭性打击,却也奠定了英国海上力量崛起的基础。从此以后,英国劫掠船(西班牙称海盗船)开始在大西洋、印度洋上大肆抢掠西班牙从美洲和其他地区运输的金银香料等物资。正因如此,明神宗(万历皇帝)后期的海上贸易中,来自美洲的白银流入开始逐年减少。
二、战争期间的世界局势
1、丰臣秀吉出兵,巩固自身权势
前文提及,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动因,既有削弱割据诸侯的图谋、也为了缓和武士们土地分割不均的问题。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织田信长曾经的下属和继承者,丰臣秀吉即便在本阵营内部也要面临一些质疑和反对,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将成为确保自身政权正当性的最佳诠释。1592年他首次派兵攻打朝鲜,此时的朝鲜上下贪腐严重,民众凝聚力不高,日军如入无人之境,甚至许多朝军倒戈相向。不过作为刚刚从战国时代冲杀出来,并且是为了抢夺更多战利品而打仗的武士来说,他们动肆屠城、烧杀奸淫,几乎无恶不作,这促使民心很快重新回到了李氏朝鲜一边。
由于前线溃不成军,朝鲜朝廷决定向明朝求援,明朝派兵援朝抗日,双方于1595年文禄之役后议和。然而由于议和过程中,双方人员不辩真相、鸡同鸭讲,最终明朝决定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赐以冠服、金印、诰命”,这与丰臣秀吉的误信的和谈预想完全不同,因为接受明朝的册封就意味着承认日本的藩属国地位,最终和谈破裂。1597年,丰臣秀吉二度派兵攻朝,庆长之役开始。战争一直持续到丰臣秀吉病逝,才最终在五大老(丰臣麾下实力最强的五位大名)的决议下开始撤退。
2、李氏朝鲜衰落的开端,明朝的援助
面临丰臣秀吉军队的大肆入侵,朝军方面可谓兵败如山倒。在此之前,朝鲜就经常遭到倭寇的侵扰,抗击倭寇以保护海上贸易也是筹建朝鲜水师的初衷。奈何随着宫廷斗争和朝堂党争日趋激烈,官僚权贵只顾大肆敛财、欺压百姓、党同伐异,浑然不顾邻国正在发生的剧变。由于对日本军事能力的低估以及外交调解的失利使得朝鲜迎战准备不足,只得求助明朝。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水师在海上曾有效地摧毁过日本舰船,朝鲜民间义军也曾有效遏制了日军的攻势,这些都为明朝的援助争取了时间。
开战以后,日军于4月14日首先于釜山登陆,到了6月15日就攻陷平壤,7月27日越过图们江,靠近中朝边境,前后才3个月约90天时间。如此神速,以至于明朝在接到朝鲜求援信件之后,一度怀疑是否是朝日联合对明朝设局。此时的明神宗虽然在张居正病逝之后突然消极怠政,甚至朝中党争也逐渐激烈,但国力并未出现显著衰退。更为重要的是,明朝许多人认为“盖朝鲜与中国势同唇齿,唇亡齿寒,休戚与共,是为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篱也”,明朝因此制定了“援朝鲜,存属国,以固门庭”的战略方针。换言之,明朝援助朝鲜,不仅仅是处于稳定朝贡体系的礼法原因,更是处于地缘战略的现实考虑。
3、西班牙人和努尔哈赤的动向
1598年,在欧洲方向遭受越来越大挑战的西班牙为了维护殖民体系的长期运转,疯狂寻求新的殖民地开辟方向,并闯入了中国广东。伴随着西班牙殖民者一起前来的还有天主教会的传教士,哈布斯堡王朝认为自己家族终将统治全世界,并将天主教的传播视作上帝赋予的使命来推行。当然,他们不仅仅与明朝生意,同样在日本进行商贸交流和传教活动,最终招致日人的反感。
就在万历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591年),白山黑水间的努尔哈赤赤挥师东向,攻取鸭绿江路。此后又相继征服珠舍里路、讷殷路,占据整个长白山部,继而出兵攻取东海部。1593年,努尔哈赤大败海西女真叶赫九部联军,制定了对强大的海西女真进行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基本战略,实力逐渐壮大。
三、战争之后的世界局势
1、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1600年,伊丽莎白一世正是颁布特许状,成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用以主持南亚和东南亚方向的殖民贸易事务。差不多同时,由于哈布斯堡王朝极力限制新教活动,导致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各邦诸侯之间逐渐分化为新教阵营和天主教阵营。到了1618年,波希米亚首都布拉格的新教徒发动起义,冲进王宫,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两名钦差从窗口投入壕沟,史称“第二次掷出窗外事件”,三十年战争爆发。起初,这场战争还是反对天主教的新教起义战争,但是很快欧洲国家就相继卷入其中,同为天主教的法国出于争霸的需要加入新教阵营更是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性质。
经过了漫长的战争,双方都打的精疲力竭,最终1648年以哈布斯堡王朝妥协而告终。战后欧洲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倡导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均势秩序取代了此前的罗马皇帝秩序,大一统的欧洲愿景不再是欧洲人普遍遵循的法统目标。战争的失败迫使哈布斯堡王朝承认了荷兰的独立地位,西班牙无敌舰队在战争中遭到荷兰海军的致命性打击,此后逐渐走向衰落。作为主战场的德意志地区自此正式分裂,神罗皇帝名存实亡。自此,荷兰开始逐渐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海上贸易的重要力量。
2、日本统一和闭关锁国
由于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彻底失败,间接决定了其死后日本政局的发展,埋下了关原合战的诱因。1600年原属丰臣秀吉麾下的众多大名分化为由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和由石田三成率领的西军,其中西军成员大多是参与侵朝的主力,军力和资金都遭到严重削弱,再加上内部武勇派和文治派的内斗(双方矛盾主要源于侵朝战争的军功分配),最终失败。而德川家康由于留守本土,并未参战,故而实力基本得到保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统一了全国。1603年,德川家康于江户开设幕府、受封征夷大将军,江户时代开始。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社会被分为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四格等阶,以此来巩固秩序。正因如此,热衷于传教的西班牙及天主教会被幕府视为威胁,于1624年与西班牙绝交。到了1639年,幕府再度颁布锁国令,全面禁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贸易,只允许荷兰人和中国人在长崎进行贸易。
3、明朝财政危机与地缘困境
17世纪初,西班牙人在美洲的金银矿逐渐枯竭,加之其海上霸权的丧失,对明朝的白银流入急剧下降。与此同时,重新统一后的日本收紧了对外贸易渠道,并加强了对新开采银矿的管控。日本和美洲白银的断流,直接导致明朝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危机之中。原本朝廷府库中还有充足的存储,却也因“万历三大征”,尤其是万历朝鲜战争的支出而宣告枯竭。朝廷中枢陷入财政危机,直接导致两个严重后果,即经济市场不稳定和对军饷官饷的拖欠。长期欠饷导致明朝边镇军队士气衰落、武备逐渐松弛,官员贪腐情形加剧。
与此同时,由于明神宗后期长期怠政,先后引发国本之争(即拥立储君的争论)和东林党争。1604年吏部文选郎顾宪成力争“无嫡立长”,触犯明神宗而被革职。随即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效法汉之“清议”、宋之“公议”,欲通过谈论朝政得失来影响朝局,渐渐形成在野集团“东林党”。尔后东林党势力逐渐上延至朝廷,与齐党(山东)、楚党(湖北)、浙党(浙江)、宣党(宣城)势同水火,相继利用京察排斥对方,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严重消耗了明朝力量。
万历朝鲜战争虽然掐灭了日本的野心,却也增加了自身的财政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新的外患已经出现。恰在顾宪成被明神宗革职的这一年,荷兰人来到了广州,随后1635年英国人也抵达了中国港口。期间还曾发生明朝官员误以为英国商船是海上流寇而发生冲突的事件,最终在双方的两次武装交锋中,明朝全面落入下风,被战术、舰船装备先进的英国压着打,这也反应了中国在此时的海洋力量已经落后于欧洲。当然,更为紧要的危机源于北方,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正式与明朝决裂。1618年,当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之时,努尔哈赤也拉开了与明朝战争的序曲,并于次年的萨尔浒大战中获胜。到了1644年,明朝覆灭于内部农民起义军之手,不久清兵入关。清兵和英国武装商船也因此成为明朝最后的外患,或许也是对两百年后的冲突做出的某种昭示。
综上所述,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是东亚乃至世界秩序的大变局。万历朝鲜战争前夕的明朝由于大量白银流入、美洲高产薯类作物的种植以及平定东南倭患不久,国库充裕、武备完善、人口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大银矿的开采和西班牙统治下对美洲白银的输送,另一方面也源于张居正、戚继光等人的功绩。然而随着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结束日本战国时代,为转移土地分封不均、扩大商品市场,壬辰倭乱爆发。此时的朝鲜内部糜烂不堪,明朝处于地缘考虑只得出兵援助,为此消耗大量钱财,最终日方撤退。战争之后,一方面随着英国、荷兰的崛起,西班牙渐渐失去了海上贸易的主导权,另一方面随着日本统一,收紧了对外贸易和白银流出渠道,进而导致明朝通货紧缩、财政危机。恰在此时,后金的崛起和英国人、荷兰人的来临,似乎昭示着中原王朝未来的命运。
万历朝鲜战争,在朝鲜史书上被称作壬辰倭乱,日本史书将其称作文禄・庆长之役。三国均采用年号来命名这场战争,这源于东亚文化圈漫长的年号制度文化。许多人称明朝覆灭源于万历,这场战争的后果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如果跳出地理的桎梏,从全球的视野来看,或许能发现人类文明之间更多意想不到的联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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