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莫怀戚同学
作者：杨耀健
一
我和莫怀戚是川大中文系82届同学，四载同窗，毕业后又常聚会，对他颇有了解。岁月如水，淘去了无数旧事，但关于他的一些龙门阵，我却没有忘掉。
莫怀戚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都是教师，以敬业为本，以淡泊自守，注重言传身教。受到这种熏陶，他自幼就喜欢读书学习，期望能以所学贡献社会，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他早年当过知青，做过电影院的送片员，也担任过川剧团的伴奏。这些经历似乎都与文学绝缘，实际上却相当有益，因为它们丰富了他的人生体验，使他接近和了解复杂的社会。
大三时莫怀戚与夫人在成都合影
他最初写的不是小说，迷上的是剧本。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小说创作还未复苏，热闹的是电影和戏剧。他来自剧团，总想写几个好剧本出来。就这样，莫怀戚闯进了戏剧领域，每天都去图书馆借好几本有关的杂志来钻研借鉴。中文系的学生都想出成果，他只不过更痴迷。创作欲望像鬼魂一样缠着他，他常常为此熬更守夜，憔悴不堪，后来听说瘦人长寿的居多，他心里才坦然一些。在那个学年里，只要条件允许，只要一有空隙，他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写剧本。
莫怀戚创作的时候，是不欢迎别人上门的。下课回到宿舍，他立即在桌上竖起一个文件夹，上面写着：“自学时间，请勿打扰。”然后，他鸵鸟似的将脑壳藏在文件夹后面，或奋笔疾书，或冥思苦想，绝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大家知道他的秉性，也都不去纠缠他。
他采用的是速记法，写作效率极高，手稿上大片大片均为符号和线条，别人看不懂，就他心中有数。
成圣成狂，往往在于一念之差。莫怀戚搞创作，有那么一股韧劲儿，坚定不移。像吃饭一样，他大约也给自己规定了每日的“定量”，倘若完不成，他便不允许自己上床去休息。
他熬夜就各自熬吧，偏偏又不安分守己，偶尔觅到几句得意的台词，半夜三更也忍不住要放声朗诵，且是高八度。久而久之，他的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公愤，同寝室的人都恨他恨得咬牙切齿，我至少听到两个同学在私下说过：“真想把他龟儿子卡死！”还有同学开玩笑，说要集资雇请杀手将其灭掉。
莫怀戚在学生宿舍成了众矢之的，呆不住，只好独自躲到校园里去念他的台词。有天早上我见他鼻青脸肿的，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原来，他昨晚被巡夜的工宣队师傅当作小偷，他也以为对方是歹徒，双方在黑暗中发生互殴，打得头破血流。
直到元旦节后，莫怀戚才得以“平反”——他的剧本先被系上选中，接着又被推荐到学校礼堂公演，出足了风头。他还被选为文体委员，当了宣传队长，可以任意挑选男女同学为他配戏，可谓扬眉吐气。
不久，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在中国文坛上刮起旋风，川大同学自发组织起“锦江文学社”，莫怀戚这才将注意力逐渐转向小说创作。文学的枝叶，在他心田里抽条、竞长，不知付出了多少劳瘁，耗费了多少心血，莫怀戚方才叩开了文学殿堂的大门。他在《锦江》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问世之初即获好评，显示出他已度过了最困惑的探索期，开始走向成熟。
二
人的快乐与否，性格的重要不亚于命运。
有一年夏天，同学们相约去游新都宝光寺，进了山门，大家或赏莳花，或观长联，怡然自得。不料经堂那边一阵喧哗，间杂以莫怀戚的争辩声——原来这位老兄又闯了祸。他不知怎么突发奇想，在庄严神圣的经堂内拉起了心爱的小提琴，要为菩萨献上一首独奏曲，那些虔诚万分的佛教徒们，其愤怒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围着莫怀戚指指点点开批判会。幸亏大学生人多势众，掩护着他突出重围。
1980年莫怀戚(右一）和同学在成都宝光寺留影（左一为本文作者）
大家既然接受了莫怀戚，便都愿意与之交朋友，还将他在川医读书的小兄弟莫党生戏称为“莫怀八”，带着一道去玩耍。其实莫怀戚不仅豪爽，亦极细腻，不单敏感，更为坚强。他的幽默带有机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他来自清贫，生活节俭，衣着不求时髦，但求经久耐用。遇上宿舍停电，他就用煤油炉照明坚持写作，不过为了省油，他特意用两只大铁夹子夹住其它油芯，只留两束燃烧。那几年，你要是在川大校园里看见一位常年穿运动衫、蓄长发、骑老式28圈加重车的家伙，准保是他老兄。
他的咀嚼肌发达，饭量大，因而能保持充沛的精力，睡眠少。他平日里喜欢小酌两杯，也不在乎菜肴的好坏，有点花生米、豆腐干、猪头肉之类的，他便心满意足。同学间打平伙搞野餐，他担心伙食费超支，总要提醒说：“不要搞得太复杂，主要是吃个气氛就行了。”
那时国民经济尚未全面好转，烟、糖、酒都得凭票供应。故尔每到月初，他就要去打女生的主意，不是满口甜言蜜语，就是装得可怜兮兮，反正要将她们的号票哄到几张才会罢手。
有天深夜，我被连续的敲门声惊醒，一听是邻室那厮的声音，心内便有几分不悦，躺在床上气乎乎地问：“有啥事还不歇着？这么晚了。”
莫怀戚在门外陪着小心说：“杨老弟，我今天光顾着写东西忘了买酒，你可不可以先借我二两，明天一定还。”
“我可没有这么多存货。”
“这样吧，只借一两。”夜游神赖着不走，并且降低了要求。他见我仍不开门，发起急来，接着又说：“干脆，只借五钱，我抿一口，不然我实在睡不着。”
我终于明白，今夜要想清静，除非尽快打发他走，于是很不耐烦起身开门，倾其所有。他接过酒去，眼内放出光来，称我为“大恩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莫怀戚爱喝酒，但善于自制，从未喝醉丢丑或借酒闹事，酒德甚好。唯一的事故，是我们同游百工堰时他喝了点酒，回程骑车带人，将外校一位女生的脚擦出血来，引起一场虚惊。
周期性的，有时他不爱凑热闹，一人骑车外出，抒发独游的雅兴。他越阡陌，步泥径，到城外拉拉琴，去河边摘几枝杨柳，甚至钻进茅草丛睡个午觉，都极有兴味。回到学校，他会大肆吹嘘自己又“逃了学”。
实际上莫怀戚上课极其认真，把学问当作上帝和宗教一样崇拜。每学期他按所开的课程，准备了相同数量的小本本，把老师讲的要点、阐述、引伸、举例全记上，有闻必录。临到考试前，他还要找其他同学核对笔记，生怕有所遗漏。不消说，他每期考试都名列前茅。
对于选修课他也颇为讲究，不选可学可不学的课，不干可有可无的事。戏剧、电影、文艺批评、美学，他是必选的，并且视同正课对待。他中学啃的是俄语，大学还是选这门外语，高了兴嘴里就要冒几句出来，多为卷舌音，极不中听。
他有个长处是不懂绝不装懂，遇上疑问，他一定要举手请老师解答，下课后他还会缠住老师问东问西，非要打听个水落石出。因而 他做学问浑厚而又通融，毕业论文没费多少事就获得了通过。
莫怀戚知道珍惜感情，尊重朋友。不管男生女生，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偌大世界，真能相知相悦的又有几个？记得我们共同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其中包括财院、川音、烹调学校的几位女生，时常外出郊游，相处极好。此情无关风月，却长久铭刻在心。
毕业之际，同学互相题词为念，我给莫怀戚所题的，无非是祝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老兄给我题的是：“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三
大学盛宴既罢，莫怀戚又步入社会，先后在两所高等院校任教，继承了父母的衣钵。当他踏上讲台的刹那间，他的心便被一种神圣感所占据，知道这里就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愉快地放下了满是书籍的行囊。
他从前在中文系求学，如今在中文系开课，翻开熟悉的教科书，他如鱼得水，应付裕如。他给学生上课，典故讲得巧，例子用得活，大受学生的欢迎，连不少外系的同学也跑来旁听他的课。莫怀戚说：“也许我走出学校就会胡言乱语，但是对学生，我从不说瞎话。我是抱有责任感的。此心昭昭，天日可鉴。”
成都宝光寺前排右二为莫怀戚，后排右一为作者
在莫怀戚看来，教书是培养后人，是发育自身，也是造福社会。有了这样的基调，他就能身处陋室而恬然，面对尘世而不受侵扰。不过，他虽然成了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住房也解决了，却依然展不开紧皱的眉头。原因很简单：他的文学梦未圆。
老同学之间常来往，大家谈及生活种种，谈及与过去大不相同的社会氛围，谈及各自的处境和浮躁，都生出不少感慨。这种对话，大多是涉世者的坎坷经历与曲折的心声，自然也就含有“人生”的味道，细细琢磨，便能品出几分酸涩和辛辣。
感慨系之，莫怀戚不禁文思涌动，又拿起笔来，潜心构筑他的小说。他的特点是坦率，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信奉的是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回到事物本身。”《都有一片绿茵》发表在《红岩》杂志上，内容是写不正常年代的婚姻，到了正常年代出现了裂痕。
时为80年代初期，离婚远未成为时髦，提出诉讼的男方，照例被说成是“陈世美”，而有关部门从未对这类婚姻的基础作任何定量分析。莫怀戚的作品闯入了这个“禁区”，命运的无情与个体的弱小，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展现，每个场景都重重撞击着读者的心灵。小说发表后引起了争论，见仁见智，各说不一，但大家都肯定，莫怀戚这家伙能写东西。
此后，他又陆续创作出好几个短篇，以头条位置刊载于《花溪》等纯文学期刊上。他此期着重写作技巧的实验，对于多种外国流派进行借鉴和模仿，觉得尤其对口味的是海明威和三毛，时常反复揣摩，获益匪浅。
除了给期刊供稿，莫怀戚同时也给报纸投稿，多为千字篇幅的人物速写，主人公或为市民，或为农夫，或为商贩，或为屠户，总之是些平常的市井人物。说来也怪，这些司空见惯的人物，一入莫怀戚笔下，就变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他们的朴实憨厚、狡黠固执，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读来相当可爱，令人忍俊不禁。《重庆晚报》为他特辟“市井”专栏，足见器重。
莫怀戚说：“我是喜欢跟老百姓打堆的。”
1981年川大校门前留影（后排左三为莫怀戚，前排右一为作者）
在乡村集镇，在茶馆酒楼，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那爽朗的声音。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四面伸出触角，从民间口头文学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他为人不拘小节，热情大方，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很容易与朋友打成一片，大家也乐于同他交谈。
有些人不清楚他的姓名，混熟了就给他取了一大堆绰号，诸如“络耳胡”、“运动员”、“体育老师”、“骑自行车的那个人”。其中最别出心裁的，莫过于称他为“开糊”，原因是他但凡去哪家冷清的小酒馆一坐，从此那家小店的生意就会红火，相当于打麻将开了糊。
四
民众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民众关切的热点，在他的作品中会得到迅速的反映。他有敏锐的正义感，时刻把握着不站出来就会后悔终身的时机，嫉恶如仇。他的不少千字短文，针砭时弊，嘻笑怒骂，读者看了都抚掌称快。
有人因此评论说，莫怀戚的文章幽默调侃，堪称道地正宗川菜。
知子莫如母。莫怀戚的母亲笑着说：“认真论起来，他爸爸还算得上有点幽默，至于他嘛，顶多有点滑稽罢了。”
2012年川大毕业30周年，莫怀戚（右一）与作者合影
的确，幽默并不是莫怀戚的刻意追求，他探索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学。他觉得自己的作品尚未形成特色，故尔瞪大眼睛，寻找新的坐标。
莫怀戚是老大，二弟在西南政法学院做教研室主任，拥有的诉讼、刑侦等案例不少。莫怀戚本来对这些题材不感兴趣，哪知有次兄弟聚会，他无意中翻了几篇来看，竟一下子心血来潮，好似打开了一座宝藏。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莫怀戚捧着大批素材闭门不出，过上了集中营式的封闭生活。他从社会上销声匿迹，文学圈里也不见他的踪影，不少朋友都怀疑他患上了难愈的“乙肝”，大约正在养病。谁知他已经“疯”了：胡须忘了刮，衣衫忘了换，没日没夜地炮制着他称之为“心理推理”的系列小说。“大律师系列”就这样问世了。
1987年，当这个系列的第一篇作品在《芙蓉》杂志问世时，莫怀戚实际上开拓了一个只属于他的领域。截止目前，“大律师系列”已出十多篇，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单行本《大律师现实录》。
莫怀戚的创作进入了收获期，短短数年间，他先后发表中篇小说35部，另有若干短篇，声誉鹊起。面对纷至沓来的约稿信，面对拥压而来的辉煌，他照样保持着头脑的警醒与得体的自谦。他不能忘乎所以，还有许多题材没有发掘出来。笔锋一转，他又回头写婚姻、恋爱、家庭，也写婚变、偷情、性爱。他说：“我甚至想有意挑起关于‘性’的争论，因为我们过去很少对这个问题认真探讨过。”
莫怀戚认为，“理解万岁”并未把话说到家，倒是有人提出的“换位思考”还比较科学，说不定真能增进理解，促进宽容，从而成为新道德、新的人际关系的一个楔入点。他还认为，在两性问题上的虚伪是最不可取的，所以才会出现数不清的“围城”。或许，隐私中的一切，才是最深刻、最真实和最美丽的人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发表于《分忧》杂志上的《寻找两全之计》、《浴盆里的睡美人》，以及刊登于《新女性》杂志上的《结构：婚姻之道》等。
他的这类作品，通常不搞注入式的灌输，而是用摆“龙门阵”的办法娓娓道来，与读者一道探讨，以求沟通。
道德人伦包罗万象，难怪这位剽悍孔武的男作家，会拥有众多的女读者。茫茫人海，一叶扁舟，欲觅知音中意的人生伴侣竟万般艰难，结果不结婚后悔一辈子，结了婚又后悔半辈子，因此她们都想听莫怀戚指点迷津。
莫怀戚说：“此举并非哗众取宠。我不过是以‘过来人’的体验，以旁观者的立场，多少触及这一敏感题材，至于文学圈内的人说什么，我是不在乎的。”
为了让更多的人读懂自己的作品，莫怀戚誓死反对故作深沉之状，行文力求深入浅出。他干脆把魔幻主义束之高阁，将后现代、新写实打入冷宫，尽可能采用来自民间的语言，读者能接受就行。
五
磨练他意志的是十年浩劫和上山下乡，引导他前进的是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目光又转向了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
在莫怀戚任教的高校里，聘有不少外籍教师，通过频繁的交往，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现代世界的多种主体文化和亚文化，在试图相互理解时，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困难和偏差。“老外”闹不懂唐诗宋词的意境，不明白忠臣贤良为何要以“香草”、“美人”自喻，不清楚“太监”为何物，更不明白中国文化人的固有心态。同样地，中国人也不理解“老外”的婚恋观、影片分级、急功近利以及他们为何一天到晚穷开心。
2012年12月，莫怀戚（后排中）到作者（后排右）家中作客
不同文化背景所造成的天然鸿沟，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莫怀戚多次与“老外”争得面红耳赤，大动肝火，结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文学带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会启动作家的原始创作冲动。在莫怀戚的脑海里，孕育着更为庞大的规划：用形象的方式，通过小说的手段，花10年时间，对中华文化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10年以后，又接着用专著的形式来反映同一命题。
这是系统性的大工程，一般作者望而生畏，莫怀戚却坦然自揽，他要通过啃这堆硬骨头，来彻底检验和评判自己。后来，他果然问鼎长篇小说。经过多年创作实践，他已如一枚装备精良的火箭，不可阻遏地升上文学的星空。
从大学毕业到他患病，至今将近32年，其间潮起潮落，红尘滚滚，而莫怀戚依然将他的信念系之于一支笔，几张纸。如果没有对于文学的真诚，仅靠功利的诱惑是万万做不到的。我相信，即便进入天国，他仍然是每到傍晚就泡起浓茶，一直写作到深夜。
壮哉，莫哥！
作家简介：杨耀健 ，汉族，1953年生，中共党员，1982年四川大学大学本科毕业，重庆市作协会员，曾任《重庆文史资料》副主编、副编审，重庆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代表作有：《宋氏姊妹在重庆》（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没有公开的秘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虎！虎！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史迪威与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杨耀健自选集》（香港天马图书公司出版）、《西南局第一书记》（重庆出版社出版）、《解密飞虎队》（重庆出版社出版）、《商界集萃》（重庆出版社出版）、《春风又绿两江岸》（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与人合著《陪都人物纪事》、《名流写真》、《重庆——中国西部明珠》、《宋庆龄在重庆的故事》、《重庆与名人》、《巴渝轶闻掌故》。
主要获奖作品：《宋氏姊妹在重庆》1989年获建国40周年重庆文学奖，《热土纪事——评作品集〈点击重庆〉、〈走近重庆〉》获重庆市第二届文学奖评论奖，长篇小说《西南局第一书记》获重庆市第三届文学奖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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