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通常认为颜真卿崇高书学地位的确立在北宋，实际在当时对颜真卿书法评价的意见并不统一，与推崇同时存在的还有极力排斥的观点，他们是一种以苏轼和黄庭坚为代表的激励推崇派，另一种以《淳化阁帖》和米芾为代表的强烈排斥派。这两派观点在书法史上始终存在，而后世对颜真卿的接受基本上沿用了苏轼和黄庭坚的观点和看法，而另外一种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为人们所忽略。
赵宋王朝在结束了较长时间的战乱后统一了长江南北，恢复了汉唐以来的大部分疆土，中华民族再一次形成大一统的格局。为了防止疆土和权利的再度分裂，宋朝开国之初便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编纂类书是一系列文化措施的一部分，至于类书的作用除了我们表面上了解的各种实用功能以外，他本身对于所收录内容的选择和编排同样具有某种政治思想意义，尤其是作为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整理的工作必定不是草率和盲目的。
《淳化阁帖》是宋太宗诏修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丛帖，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灵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共10卷，收录自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件作品，因此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唐代书家编入《阁帖》有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诸遂良、虞世南、欧阳询、柳公权、李岂、陆柬之、薄绍之、张旭、怀素、褚庭诲、徐娇之、薛翟共14人。然而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唯一能和“书圣”王羲之相抗衡的颜真卿却没有被收录其中。大观年间(l107一1110年)，徽宗赵估因王著编次的《淳化阁帖》多有蚌误，再出内府所藏真迹，命龙大渊等改定编次，重新摹刻上石，刻成《大观帖》。此次刊刻对原来的《淳化阁帖》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与修改，但是仍然没有收录颜真卿，这样的信息告诉我们，两部官刻法帖在对待颜真卿书法接受态度上保持了一致，因此可以排除因编纂者漏编失误的因素。
针对《阁帖》未收录颜真卿这一现象，有人做过相关的探讨，未收录颜真卿是因为:一是赵颜家仇根深。唐代“安史之乱”时，忠于唐王朝的颜真卿，与身为叛将安禄山、史思明手下大将的宋太宗赵光义的祖先，在战争中互相杀戮，“伤亡惨重”，结下“家仇根深”。二是政治隐患。颜真卿作为唐代著名忠臣、书法家，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一直是宋朝的政治忌讳和隐患。三是创新与复古之争。“颜体”破二王风格，独树一帜而《阁帖》有明显的复古倾向，颜真卿书法迥绝于古人，己与王字截然两途。对于“家仇”和“政治隐患”这两个原因，已经有人提出了有力的反驳，论证了这种推测纯属子虚乌有。至于创新与复古之争这种解释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对于这一观点还应当从以下几点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应当重新分析《淳化阁帖》的收录原则;然后，应当考虑颜真卿在彼时彼地的影响是否象我们今天说的那么崇高。只有先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背后是否是“创新与复古之争”。
一、文化的正统与《淳化阁帖》的刊刻背景
对于宋太宗诏修类书，前人大都认为宋太宗于立国之初，唯恐前朝遗臣作乱，而仿效当年唐太宗的做法，以羁糜前朝遗臣的别有用意之举。此种说法应当不无道理，但未免有些狭隘，众所周知宋代以“堰武修文”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建隆初年，赵匡胤在击败昭义节度使李药、淮南节度使李重的战役后曾和赵普有一次对话，赵匡]8L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赵普答:“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放非他节镇准太重，君弱臣强而己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可以说北宋开国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主要措施实际上在这次谈话中已经十分明朗，它包括收拢地方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悉归中央。
对于唐王朝兴衰的另一种思考便是文化思想方面，有人认为唐朝三百年“女后乱之于前，奸臣坏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后。”究其主要原因是“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于是，复兴儒学以长久的维系大一统的局面成为宋朝开国之初当政者积极探索并实行文化策略。通过科举制度扩充士人的数量，以儒臣知州事，修撰大部头的类书等等，都说明统治者深刻明白文化思想对于天下太平的重要意义。
知识的传播必然依赖大量的书籍，此时印刷术的成熟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长年的战乱，书籍大量失散，北宋开国之初的藏书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的文化政策下传播知识的需求，这一状况通过官方行为便迅速得到改善，《宋史》记载了当时书籍大量刊刻印刷的状况，有人说:“国初不及四千，今达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以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皆因学徒不及抄写，今版本大具，士庶家皆有之，实是儒者逢辰之大幸。”
搜求和整理古代典籍成为统治者促进知识传播的当务之急，著名的“宋代四大类书”就是在这一形势下编成的。其中《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三部类书编纂于太宗时期，《太平御览》为综合性类书，《太平广记》为小说类编，《文苑英华》为文章总集。从编选的体例和选取的内容来看，《太平御览》有鲜明的尊经和正统观思想，在编排原则上同前朝所编写的类书有不少新的做法，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孟子》一书归类的变化，此前一般将《孟子》一书放在“子部”中，《太平御览》却将其移到经部，这体现了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以儒学治理国家的文化策略。从分类思想来看，取《易.系辞》:“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包罗万象之义，设55部、5363类、63附类，共5426类，以天.、地、人、事、物序列。如“人”事首列“皇天”，次列“偏霸”，是儒家敬天尊君思想的反映。在“人”部中，先列“皇王”、以三皇五帝、三代、秦汉魏晋北朝隋唐帝王为“正统”;而蜀、吴、五胡十六国、南朝、北齐称之为“偏霸”，这显然表明大宋王朝是以承继这一正统而自居的。
《太平广记》虽为小说类编，但在编写体例上与《太平御览》有相通之处。全书以“天”、“人”、“地”的大脉络展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与自然界生命灵异的种种奇事，亦在仙类小说和全书总卷次数字的安排上融入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信仰。
类书的编纂与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地位是密不可分的，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编纂者有意突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位置。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宋朝是历代王朝正统传承的延续，因此宋朝地位的合理性在类书的编纂体例中得以顺利成章的展现。
二、《淳化阁帖》与书法传承的正统观
《淳化阁帖》与上面我们谈到的三大类书编纂的时间都在太宗朝，我们从《淳化阁帖》的目录中可以发现它同三大类书所体现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淳化阁帖》目录:
历代帝王法帖第一
汉章帝刘坦辰宿帖(伪)
晋武帝司马炎省启帖(伪)
西晋宣帝司马赘阿史帖(伪)
东晋元帝司马春安军帖(伪)、中秋帖(伪)
东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
东晋康帝司马岳陆女帖
东晋哀帝司马圣中书帖
东晋简文帝司马呈庆赐帖
东晋文孝王司马道子异署帖
东晋孝武帝司马暇谁王帖(伪)
宋明帝刘或郑容帖
齐高帝萧道成破纲帖(伪)
梁武帝萧衍数朝帖(伪)
梁高帝众军帖(伪)
梁简文帝萧纲司马帖(伪)
唐太宗李世民江书帖两度帖怀让帖艺褪帖批把帖辱书帖比者帖昨日帖
三五日帖稚州帖道宗帖所疾帖北边帖八柱帖气发帖移营帖患痢帖高丽帖蜀葵帖唱箭帖秋日诗数年帖东都帖
唐高宗李治无事帖过午帖文灌帖钱事帖六尚书帖玄堂帖遣弘帖
陈长沙王陈叔慎发帖
陈永阳王陈伯智热甚帖寒严帖
淳化三年壬辰随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篆书三行下各卷同)
历代名臣法帖第二
汉张芝冠军帖(伪)(按冠军帖或为唐张旭所书)
欲归帖(伪)二月帖(伪)八月帖
后汉崔媛贤女帖(伪)
魏镬拜宣示帖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按镬拜六帖皆王羲之临本)
吴青州刺史皇象文武帖(伪)顽筒帖(伪)
晋承相张华得书帖(伪)(按此帖或不伪)
晋垂相桓温大事帖
晋承相王导省示帖改朔帖
晋承相王敦蜡节帖
晋中书令王洽承问帖不孝帖兄子帖感塞帖
晋司徒王巩此年帖十八日帖何如帖欲出帖
仅司徒王殉三月帖
晋侍中王庚廿四日帖(伪)祥除帖昨表帖七月帖何如帖
晋太宰高平都鉴灭祸帖
晋侍中都惜九月帖廿四日帖远近帖想亲帖
晋中书郎都超远近帖
晋尚书令卫灌顿州帖
晋黄门郎卫恒一日帖(伪)
晋太傅陈郡谢安每念帖六月帖
晋散骑常侍谢万七月帖
历代名臣法帖三
晋太尉庚亮书箱帖(原作庚元亮)
晋车骑将军庚翼故吏帖季春帖(伪)
晋太守沈嘉十二月帖(伪，原作沈嘉长)
晋侍中杜预十一月帖(伪)亲故帖(伪)
晋王循七月帖(伪)
晋刘超如命帖(伪)
晋散骑常侍谢潘伯江东帖
晋黄门侍郎王徽之得信帖
晋谢庄昨还帖
晋侍中司马彼望帖(伪)
晋刘壤感润帖(伪原作刘壤)
晋王坦之谢郎帖
晋王涣之二更帖
晋王操之碑书帖
晋王凝之八月帖
晋征西司马索靖载妖帖七月帖
晋侍中刘穆之家弊帖(伪)
晋尚书王劲夏节帖(伪)
晋车骑将军纪瞻昨信帖(伪)
晋司徒王漆静媛帖(伪)
晋太守张冀节过帖(伪)
晋陆云春节帖(伪)
晋海陵恭候王邃张垂帖
晋中书令王恬得示帖
晋太守山涛侍中帖
晋侍中卞壶墨帖(伪)
晋谢发晋安帖(伪)
宋特进王昙首服散帖(原作王昙)
宋中散大夫羊欣暮春帖(伪)
宋太常卿孔琳之日月帖(原作孔琳)
齐侍中王僧皮刘伯宠帖谢宪帖
历代名臣法帖第四
梁尚书王药至节帖
梁特进沈约今年帖
梁交州刺史阮研道增帖(伪)
梁征南将军萧确孝经帖(伪)
梁萧思话节近帖
梁萧子云舜问帖国氏帖列子帖
陈朝陈这岁终帖伯礼帖
中书令褚遂良潭府帖山河帖家侄帖
唐秘书少监虞世南大运帖(按此帖集《夫子庙唐碑》字为之)去月帖
帖(伪)疲朽帖郑长官帖潘六帖
唐率更令欧阳询兰惹帖静思帖五月帖足下帖比年帖(伪)脚气
唐谏议大夫柳公权圣慈帖伏审帖荣示帖十六日帖辱问帖
唐李邑晴热帖
唐谏议大夫褚庭侮辞奉帖
唐尚书郎薛程孙权帖
唐洛州刺史徐娇之春首帖
唐东宫长史陆束之得告帖
唐薄绍之迥换帖
诸家古法帖第五
苍领戊己帖(伪)
夏禹出令帖(伪)
鲁司寇孔丘延陵帖(伪)
史箱纸州帖(伪)
秦垂相李斯田畴帖(伪)
秦程邀天清帖(伪)
宋檐拜帖
卫砾急就帖(伪)
古法帖贤弟帖
隋朝慧则帖
隋僧智果评书帖(伪)
何氏投老帖(乃欧阳询书)
去留帖(同上)
蔡欢我生帖(伪)
古法帖敬祖帖(卷十王献之内重出)都阳帖(同上)度德帖亮曰帖
僧怀素右军帖(伪)
张旭晚复帖十五日帖
古法帖移屋帖(乃羊欣书)闲旷帖(同上)
法帖第六(王羲之书一)从略
法帖第七(王羲之书二)从略
法帖第八(王羲之书三)从略
法帖第九(王献之书一)从略
法帖第十(王献之书二)从略
上面的目录如果从纵向上来看，他并没有严格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排列，前四卷首先按照帝王和名臣的尊卑之分，然后依照时间先后，体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从第五卷开始时间又回到更久远的古代，从仓领到史糟再到李斯，又展开一个新的时间序列，这一序列与后面的五卷二王书法联系更加紧密，基本上体现了以“二王”为中心书法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
其次，我们从横向上来看，本目录有意突出了两个重点，一是二王的绝对正统地位，二是唐太宗在众多帝王中的鹤立鸡群。宋太宗在承继王位的方式以及所面临的继往开来局面上与唐太宗有诸多相似之处，崇尚唐太宗除了本身的书法成就以外应当还有另外的含义，在此不作赘述。
《淳化阁帖》推崇“二王”是顺利成章的，他所表现的无非是人们对于书法的一般认识。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风流，承载着书法的最高审美理想，早己经成为人们对于书法的一般理解，因此，关于有人认为“宋太宗有意复古”的说法并不恰当，如果说推崇王羲之就成了“复古”的话，恐怕没有几个人不是“复古”的了。
三、以米芾为代表的正统书法观对颜真卿的批判
北宋时期对颜真卿持排斥态度的并非只有《淳化阁帖》，实际上从米芾开始历史上不断有人对颜真卿的书法提出异议。北宋四家均出生于《淳化阁帖》以后，对颜真卿开始重新认识并作出积极评价的欧阳修也出生于《阁帖》之后，此前的状况只是唐代对颜真卿认识的一种延续。上文曾经提到在整个唐代颜真卿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世唯一能够证明颜真卿产生重大影响的例子是柳公权曾经学习过他并因此成为一代大家，但是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柳公权曾学习过钟、王、欧、虞、褚、陆，并没有学习颜真卿的记载。柳学颜这一观点最早出自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柳少师书，木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时代书风的某些相似之处，往往成为人们穿凿附会的口实，此亦不足为奇。
我们从以下两则黄庭坚的题跋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余尝评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软绝尘处，书家未必谓然，帷翰林苏公见许。
颜鲁公书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书家多不到此处，故尊尚徐浩、沈传师尔。九方皋得千里马于沙丘，众相工犹笑之。今之论书者多牡而骊者也。
黄庭坚认为颜真卿深得右军父子的精髓，但是“书家未必谓然”，也就是说其他的书法家并不认同这一看法，更何况是一般人，当然更无法认同，这一观点只有翰林苏轼能够体会。下面的一则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当时的人都看不出颜真卿的高明之处，往往推崇徐浩、沈传师等人。
可见在《淳化阁帖》编纂的时代，颜真卿还没有被大多数人认可。那么是否当苏轼和黄庭坚大力推崇颜真卿的时候，他们的意见普遍被人接受了呢?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同时代的米芾就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真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然无遗矣。
这一观点可谓和黄庭坚的看法针锋相对，米芾崇尚魏晋的平淡天然，认为颜真卿是古法的破坏者，实际上苏轼又何尝不是这样认为的。他曾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说:
子尝论书，以谓镬、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而镬、王之法益徽。
这一看法简直就是米芾上文的翻版，可见米芾虽然疯癫、话语尖刻然其中不无真知灼见。
后世对颜真卿的评价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见解。南宋词人姜夔在《续书谱》中说:“颜、柳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于一偏，予评二家为书法之一变。数百年间，人争效之，字画刚劲高明，固不为书法之无助，而晋、魏之风轨，则绿地矣。”又说“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锤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
元代刘有定《衍极注》:“重光名煌，南唐后主也。尝曰:“真卿之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耳”
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颜清臣蚕头燕尾，阂伟雄深，然沈重不清畅矣。”又说:“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