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眼看鸡虫”：鲁迅笔下的“畸人”范爱农

作者丨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与吴福辉共同担当）。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钱理群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范爱农》确实是鲁迅《朝花夕拾》里的一篇写人的佳作。但坦白地说，我以为将其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并不合适：中学生这个年龄要理解范爱农的遭遇和情感，并不容易。如何使中学生能够接受这篇文章，我确实颇为踌躇。

想了好几天，才想到一点：在人物传记里有一类叫“畸人传”，“畸人”一语出于《论语》，按《辞海》的解释，所谓“畸人”，就是“不合于世俗的异人”，那么，鲁迅笔下的范爱农就属于“畸人”一类。

其实，在现实生活，民间社会里，就有不少这样的“畸人”，中学生有时也会遇到。如果从如何观察、看待、理解，进而写出“畸人”的角度来读《范爱农》，或许会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找到他们的生活世界和鲁迅所描写的范爱农之间的联系。

那么，又该怎样把握鲁迅笔下的“畸人”范爱农呢？

于是，我注意到鲁迅这篇文章的后面部分，提到他写的悼亡诗里，有一句“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按：此诗正式发表时，“把酒论天下”改为“把酒论当世”，为《哀范君三章》之“其三”），这“小酒人”，大概是很能显示范爱农“不合于世俗”的一面的。

由此而想到，鲁迅《哀范君三章》其一还有“白眼看鸡虫”一句，发表时的附记里特意说明：“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妙绝妙，辟历一声，群小之大狼狈矣。”那么，鲁迅是十分看重“白眼看鸡虫”这一句了。

我觉得这一句确实道尽了范爱农“畸人”的特点，也可以以此概括鲁迅的《范爱农》一文的内容，作为阅读的切入口。于是，就有了以下的解读。

说“白眼”

鲁迅说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我们读过的《祝福》对祥林嫂眼睛的描写，就给每一个读者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现在，在《范爱农》里，我们又读到了一个堪称经典的眼睛描写：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

依然是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一个“畸人”的形象。这几乎成了范爱农的一个标志。在下文还有这样一句：“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这不仅是一个十分传神的外貌描写，而且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内容的：它直接连接着魏晋精神传统。

鲁迅

鲁迅在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就说过：“阮（籍）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这是语出《晋书·阮籍传》的：“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这就是说，“白眼”的背后，是对礼教、世俗的藐视，“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反抗之心。

有意思的是，虽然鲁迅说自己“装不好白眼”，但萧红却另有回忆：说许广平告诉她，鲁迅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却常用奇特的眼光看人，接触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催逼”的压力；萧红说：“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回忆鲁迅先生》）那么，鲁迅先生对不以为然的人与事，也是“以白眼对之”了。

我们也确实看到过鲁迅“白多黑少”的眼睛的照片。那么，鲁迅和范爱农大概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魏晋文人的藐视世俗的异端传统，他们都是“畸人”。

道“鸡虫”

“鸡虫”一语，出自杜甫《缚鸡行》，用在鲁迅的诗里，有宽窄二义。窄义具体指鲁迅、范爱农的乡人何几仲。此人投机革命，当上了中.华.自.由.党.绍兴分部的骨干，《阿Q正传》写到赵秀才托假洋鬼子介绍，戴上“柿油党”（即“自.由.党”）的“银桃子”（徽章），就应该有何几仲的影子。

后来何几仲又操纵学生多方为难排挤范爱农（见1912年5月9日范爱农致鲁迅书），鲁迅、范爱农对之深恶痛绝。按绍兴方言，“几仲”和“鸡虫”谐音，“白眼对鸡虫”即是暗喻对何几仲的藐视，所以鲁迅说“忽将鸡虫做入”是大痛快事。“鸡虫”更是泛喻势利小人，鲁迅悼诗说“先生小酒人”，周作人悼诗说“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被范爱农所“小”的这些“酒人”，忌恨、欺辱他的世俗之人，“蝼蚁”等，都可视为“鸡虫”。鲁迅、范爱农均以白眼对之。

鲁迅

在写于1908年（一年之后鲁迅即由日本回到了故乡绍兴）的《破恶声论》里，鲁迅谈到了“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说他们“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因而他们是永远“孤立于世”的。

显然，鲁迅和范爱农都是这样的“独具我见之士”，在他们那个时代被视为“畸人”是必然的。而他们也将“举世”之庸众视为“鸡虫”，彼此的冲突是不可免的。

鲁迅的《范爱农》写的就是这样一个“独具我见之士”（“畸人”）和庸众（“鸡虫”）的冲突而引发的悲剧故事。

但首先要——

讲两个“畸人”相隔到相知的故事

这大概有点出乎人们意料：范爱农第一个施白眼的对象，竟是鲁迅。

文章一开始就竭力渲染秋瑾、徐锡麟的被杀在留日学生中引发的轩然大波：先是“容光焕发”地相告，接着是“预测”，然后“愤怒”，“慷慨一通”，又“吊”又“骂”，最后是“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报，“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一派不要发，争得天翻地覆——敏感的读者不难从鲁迅的用词和语调中感受到一种冷峻的嘲讽之意。

这其实正是“畸人”的眼光：从爱国激情中发现了表演。

就在这一片喧闹之中，突然响起了“一种钝滞的声音”：“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人们（也包括我们读者）循声而看，才发现了“他”：“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

这是一个十分精彩的人物亮相：先声而夺人，于喧闹中突发冷语，这正是鲁迅《野草》中所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但那“钝滞”的声音，有如钝刀伤人，至少是扫了大家的兴致。而其观点也令人费解，“我”（其实是代表了众人）甚至“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

但如果冷静一想，也不难明白：这是真正的清醒之言。先烈牺牲了，后死者需要做的，是实实在在地继续战斗，而不是空发宣言，做激烈状；而向杀人者提抗议，希望其讲“人道”，非但无用，而且还暴露了自己其实是对统治者心怀幻想的。

范爱农毫不留情地怒斥“屁电报”，不惜和“公意”对抗，这正是“畸人”本性。这样，一句话、一个表情，就完成了一个人物。这都是小说家的鲁迅用笔的高明之处。

有意思的是，这一回，“我”扮演了“公意”的代表的角色。这也是鲁迅的小说家笔法。据周作人回忆，会场上竭力主张打电报的，是另有其人，其理由是：“便是猪被杀时也要叫几声。”鲁迅反驳说：“猪只能叫叫。人不是猪，该有别的办法。”以后还写诗嘲讽：“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存心。”

可见“鲁迅和范爱农的立场乃是相同的，不过态度有点不同”，鲁迅没有像范爱农那样公开施白眼，显示敌意。（参看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彷徨〉衍义· 四三范爱农》）

作者 钱理群

了解了这些，我们再来读文章的描写：“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第一倒是范爱农”，“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这都是鲁迅小说家的夸张，“我”也被典型化了。

但周作人回忆，下文写到的鲁迅“往横滨埠头去招待那一群人，所说的情形也当是事实”。而这第一次见面中的鲁迅的两次“摇头”，或针对带着女人的绣花弓鞋来留学，或对上火车也要“雍容揖让”“分出尊卑”的积习表示不满，其实也都表现了鲁迅和周围的留学生格格不入的“畸人”性格，但在初来的范爱农看来，却是一种傲慢，敏感而自尊的他因此而不满也是自然的。

也就是说，这里所写的“我”和范爱农的冲突，自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两个同是有独立见解、个性鲜明的“畸人”的交往，要有一个相隔到相知的过程，恐怕也是事实。

而他们在故乡重逢时的相知，也非偶然。因为他们同处在“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的环境中，因此，不用多说什么，就一见如故，这“互相嘲笑和悲哀”是非常动人的。他们这一段时间的交往，鲁迅写得很简单，但也很有味道，比如这一句：“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这样的“又……于是……便……”多少有些特别的句子，是能够让我们感悟到这喝酒背后的自然而浓厚的情意的。

周作人在他的回忆里，有一个更为具体，也同样动人的描述，正可以和鲁迅的简要叙述对照起来读：

在办公完毕之后，爱农便身着棉袍，头戴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了雨伞，一直走到“里堂前”，来找鲁迅谈天。鲁老太太便为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大都是批评那些“呆虫”的话，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这样总要到十点钟以后，才打了灯笼回学堂去；这不但在主客二人觉得愉快，便是鲁老太太也引以为乐的。（《知堂回想录·九四辛亥革命（三）——范爱农》）

讲完了交往史，这才进入正题——

讲“畸人”范爱农的悲剧故事

如果说，前面对彼此交往的叙述，是放在20世纪初留日学生的思潮与运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么，下面的故事则是以辛亥革命为背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和大时代息息相关的。

于是，鲁迅写了一部范爱农境遇和精神三部曲：“绍兴光复”时“从来没有见过”的“笑容”，此后一段时间的“实在勤快得可以”；“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的“困穷”、“凄苦”、愤激；最后的自沉。这里面自然渗入了鲁迅的境遇、情感和思考。

这已经成为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描写：“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里是依旧的。”这也是鲁迅《哀范君三章》其二所说：“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

鲁迅和范爱农突然发现：“革命”胜利了，社会“骨子里”不变，自己就永远是为社会所不相容的“畸人”。而“鸡虫”却变了：不仅老对手何几仲们摇身一变成了“新贵”，而且，“鸡虫”的队伍还在扩大。

先是革.命.党.的首领“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也就是大大小小的“鸡虫”们“所包围”，“穿布衣来的，不到十天也大概换成皮袍子了”。接着“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也接受了“股本”，欣欣然被收编了。

于是，“我”，当然还有范爱农，再次变得不合时宜而失语，再说话，“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了。依然是鲁迅式的嘲讽，却掩不住事实的沉重：所要面对的，已是“革命”旗号下的“鸡虫”。在新、老“鸡虫”的夹击下，如何再以“白眼”相对呢？

鲁迅终于远去家乡而逃走，“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范爱农的“凄凉”之语，大概是一直压在鲁迅心上的巨石：“住不得”三个字道尽了这些中国的现代“畸人”的生存与精神的困境，范爱农后来“各处飘浮”，鲁迅又何尝不是如此？但他毕竟还可以“从南京移到北京”，而范爱农却永远地沦落在家乡，而且很快传来消息：他“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他是自杀”，“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疑……独坐……悲凉……疑心……无端又觉得……虽然并无……”，这样曲折的表达，都是典型的鲁迅句式，是道尽了他内心的纷扰的。

于是只有写诗，末了是“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我们已经说过，鲁迅和范爱农，同为那个时代的“畸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而几乎成了生命的共同体；因此，范爱农的生命结束了，鲁迅也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意义了。

鲁迅

下面的文字只是一些补叙。据说范爱农的最后一个希望是：“鲁迅（会）来叫我的”。我猜想，鲁迅听见并写出这句话时，他是心怀内疚，却又无可奈何的。

鲁迅对范爱农的悲剧的最后描述是：“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 而周作人则告诉我们：范爱农的尸体“实在是蹲踞而非真是直立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彷徨〉衍义·四四哀范君》）那么，这又是鲁迅的一个虚构，却具有心理的真实：他实在是希望并相信，自己的老友即使是死了也要“直立”的。

文章的结尾却意外地平静：“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这是典型的老朋友的关心，平常、温馨，又自有沉痛在。

文章最后注明：写作的时间是1926年11月18日。于是，我们又注意到一年前，即1925年10月17日，鲁迅还写有一篇小说：《孤独者》，那是——

关于范爱农的另一种抒写

这也是周作人告诉我们的：《孤独者》“写魏连殳后半生的事情”，“这主人公的性格，多少也有点与范爱农相像，但事情并不是他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彷徨〉衍义·十九孤独者》）

我们前面已经说到，《范爱农》总体上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因此，它基本是依据事实来写的；但也渗透了小说家的笔法，在个别情节上有小说的虚构、夸张和典型化处理。

顺便说一点，鲁迅《朝花夕拾》里的记人散文，多有典型化的成分，如《藤野先生》里的幻灯事件与找碴儿事件都是经过鲁迅典型化处理的。（参看日本吉田富夫《周树人的选择——幻灯事件前后》，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

而《孤独者》则是一篇小说，因此，只有主人公的性格与范爱农相似，而故事情节，却是虚构，并不是范爱农的。而且据周作人说：小说一开头魏连殳的祖母之丧“说的全是著者自己的事情”。而根据我的研究，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和主人公魏连殳其实都是鲁迅内心世界的外化，是“两个自我的纠缠”。（参看《钱理群演讲录·鲁迅的小说——以〈在酒楼上〉〈孤独者〉为例》）

我们在分析《范爱农》时已经谈到了鲁迅自我形象在范爱农形象中的渗入，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小说《孤独者》里，鲁迅与范爱农已经合二为一了。

我们确实可以在《范爱农》的叙述和《孤独者》的描写中发现某些类似、相通之处。比如《孤独者》一开始就说到，魏连殳“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我们所说的“畸人”鲁迅、范爱农其实就是这样的“异类”，他们和魏连殳属于同一精神谱系。

后来小说又写到魏连殳的境遇：一再遭到“流言”“攻击”，以至被“辞退”，无以维持生计，这都让人想起《范爱农》里所写的范夫子：“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而小说写到的魏连殳客厅里的“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和腌脏吵闹的孩子们”，在他被排挤时，纷纷离他而去，这和范爱农“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的处境也十分相近。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孤独者”的命名。小说中“我”和魏连殳一起讨论“孤独者”的命运，并且说：“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这显然是包含了鲁迅对魏连殳的命运的思考的，又不仅止于魏连殳个人，已经提升为对作为知识分子类型的“异类——孤独者”命运的思考。

一篇是具体的个人的回忆，一篇是一种社会典型的塑造，散文《范爱农》与小说《孤独者》这两个文本的对读，无论在思想还是在写作上都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