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交流理论非常强调人类的主体性，所以和治疗本身中比较常见的一些个人主义取向的关系比较紧密。也就是说，咨询师通常对个人的心理状态特别感兴趣。从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到新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再到罗杰斯对自我的关注，再到现在对认知图式的种种论述，我们都可以看到个人的心灵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即便在家庭系统理论中，个人的心理状态仍然是关注的重点（考察一下激进的建构主义便可了解）。然而如果我们把人类交流的概念转到人与人之间，那么这个长期以来的传统就成问题了。我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被事实的真相吸引，我们对内部的心理状态的丰富的语言表达并不是心理状态的产物，而是各种关系相调和的结果。与其说语言的功能是“描述”主体性的特点，不如说语言建构了主体。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关于心理状态的话语——理性、情感、目的、动机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构成了我们的一种民族心理学，是一种特定文化历史条件下说话、写作和做事的方式。但是从最根本上说，这种语言并非必然如此，也并非一定如此。
这个结论对心理治疗过程有很多重要的含义。首先这个结论终结了长期以来的心理挖掘，至少终结了我们所传承下来的某些探索形式。如果潜意识领域根本不存在的话，挖掘潜意识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被压抑的情绪不过是一种文化的神话，所谓的情绪渲泄岂不是笑话？如果我们知道个人的语言对政治语言有害，我们还去关心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吗？实际上挖掘来访者的个体性的理论基础被破坏了。但是这种关系的交流观的确意味着现在流行的心理学语言的终结吗？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完全舍弃这种心理学的描述和解释，完全避免谈论来访者的“情感”、“思维”或者“欲望”？
在我们看来，这个结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我们论证心理学语言的建构性并非有什么恶意,没有必要得出一个要抛弃现有语言的结论。其实，就像我们虽然知道所谓的善恶的概念是一个文化的产物，不同文化的善恶标准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抛弃善恶的概念一样。认识到人的文化意义，并不是要人们脱离文化。所以治疗师没有必要一定要抛弃对个人的各种心理状态的思考。相反，具有意识自觉的治疗师会看到这一点，就是从建构主义角度看，应该扩展目前心理治疗共同体的流行话语的范围。各种心理治疗理论流派会限制话语的广度，比如仅仅关注无意识动机、自我接纳,或者认知，忽略其他的话语，从而独断地给治疗的语言设置各种条条框框。我们要进一步打开治疗话语的大门，让其他的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因为本身“不太科学”而被排斥的话语，也可以进入治疗性的对话中来。
我们在此并不是要提出心理治疗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终极话语。所有的治疗性对话必定会不断在互动的过程中把主观的东西客体化；这种在时间维度上的后延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此只是说，要扩展治疗过程可以接受为真实的、可理解的话语空间。每一种新的“言说”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关联方式，同时也具有引发不同后果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与治疗有关的问题。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们，不愿意和自我、主观状态和心理状态这样的说法分开。可是我们如何融合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学术思考和意识形态呢？有一种主要的解决方案，就是语言重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出对自我的不同的理解，不再认为自我是内在于我的身体里面的某个东西，而把自我放到社会的或者文化意义系统的背景中来看，然后这些心理术语的意识形态基础就被消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不同目的，慢慢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运用语言。其实这种语言重整的做法早就已经开始了。根据维果茨基和巴赫金的看法，认知的过程与其说是个人的东西，不如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产物(比如可以参阅 Wertsch, 1991)。格根（格根, 1994)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把情感理解为关系情境中的成分，把它们的可理解性和必要性看成是互动模式的产物。这样我们就不一定把气愤看作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特定关系情境中的组成部分。究竟如何把这些重整之后的概念在治疗情景中运用？在这个方面佩恩和法兰克福 (1994)做的相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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