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治疗价值以及这种价值的实现过程，在前文已经详细论述过。处于生活困境中的时候，某种叙事方式似乎统摄了生活的全部，但是当我们从困境中走出，或者经过多次陷入和走出困境过程的历练之后，我们分明感到在叙事之外仍然有种难以表达的存在。这种莫可名状的存在也许不需要表达，似乎它的原初性本身就是圆融无碍的，任何的表达都是对它的割裂。虽然表达似乎是多余的，通过叙事所产生的感触却是真实的。这个时候，对叙事治疗的深度问题的思考就会浮上水面。
后现代似乎是否认深度、拒绝信仰的。但是拒绝和否认并不是生活的出路。对于人的深层问题，可行的处理方式只能是面对。保罗·利柯和梅洛·庞帝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了叙事的自我认同。用利柯自己的说法，叙事的身份认同只是自己其他的一些不同的研究中“脆弱的旁支”，不是他研究的主要问题。叙事身份认同的研究似乎是他长期以来研究诠释学原则的产物，他认为任何的自我理解必然以符号、象征和文本为媒介。
利柯在《作为他者的自我》（Oneself as Another）一书的结尾处特别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了叙事的身份认同，认为梅洛·庞帝提出的“两可的自我（le soi ambigu）”非常接近他的理解，他用的术语是“叙事的身份认同（l'identité narrative）”。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循着利柯最早在《时间与叙事》中针对情节的勾勒和解读两个动态的过程所提出的叙事认同概念进行思考。利柯通常把这两个动态的过程称为“文本的世界”和“读者的世界”。
可是这种诠释总是把具体的个人等同作诠释产生的唯一处所。假定知觉是第一位的，个人具体化的主体总是从沉浸于意义开始。反过来，这种意义并非在文本中被编码，不是在解读的过程中被解码。而是一种视野的认可，一种生活于其中的，无法以确定的方式进行澄清的视野。在现象学的身体水平，存在首先是生活着的；然后才能进行知觉，并通过语言进行意义阐释。结果是：“生活着的体验永远不可能被充分的理解”，“我所理解的永远不可能与我所体验的完全一致。简而言之，我从来没有和我自己合一。”
叙事心理治疗可以被看作一种世界观和认识论（epistemology），又可以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政治和伦理信仰（commitment）、一种对生活的承当。由于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心理学的研究只是近年来才发现并重视叙事的重要意义。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化实践，叙事心理治疗极大地扩展了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视野范围，将人类生活本身放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规划。
叙事心理治疗把当事人的叙事放在首要地位。以往的治疗模式大都是某种权威理论（话语逻辑或故事模板）对于个人故事的定型模铸，大都是对个人精神世界的侵凌和暴虐，需要得到重新评估。在叙事心理治疗这里任何预定的知识体系都不是最终的答案；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绝对权威，治疗师也不例外。因此，治疗过程中对于当事人的个人体验和象征表现出的尊重是叙事治疗的突出特征。
传统的心理治疗认为“问题”是来访者“拥有”的一种病症，甚至认为问题是人的组成部分。比如人格特质咨询（trait－factor counseling）就把人看做各种特质的集合体。因此，治疗师的任务就是帮助来访者“去掉”问题。心理问题似乎是一种“看不见的实体”。叙事心理治疗认为心理问题不是一种实体的空间存在，而是经验事件的一种样式，是意识形态、宏大话语（grand discourse）或毒性叙事（toxic story）造成的一种心理征候，是个人对某种僵化的话语执着认同的行为表现。
叙事心理治疗主张经验现象的一元论。人与其世界在经验的现实中不能分开。我们的理解和践行方式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方式。我们生存的世界不仅是感知的对象，而且是解释的对象。我们的心理经验不是散漫、混沌的，而是有意义结构的。这个结构来自我们习以为常的叙事风格，即我们所熟知的那类生活故事中所蕴含的基本信念框架。它就是我们对世界、对自己、对他人的根深蒂固的看法，说话、做事的套路，对生活的一种先入为主、画地为牢的设想，是偏见和成心的根源，也是痛苦挣扎而难以摆脱的精神枷锁。叙事心理治疗注重当事人生活故事的讲法，帮助他们看清自己的叙事结构，领悟到自己既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也是故事的作者；故事有多种可能的结局，故事可以换一种讲法；领悟到原来自己可以行使讲故事的权力，让故事变化结局，让人生改换方向。心灵的整合前景一旦显现，受到阻抑的力量便开始流动，陷入绝境的人会突然间感到柳暗花明，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人生的故事于是开始出现重大的转机。叙事疗法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创造力量，意在通过个人经验的重新梳理，使个人追求意义的精神冲动冲决固定观念的束缚，以开放的心态探索新的生活道路。
沙佛（Schafer）注意到心理治疗中的叙事具有喜剧、悲剧、言情剧(romance)、反讽(irony)等样式或风格。沙佛认为叙事是人性经验基本层面的主要表达方式，人格的可塑性、个人与社会的兼容和谐、个人生活幸福的潜在可能等等，都需要在叙事过程中得到展现。不同的社会情境会有不同版本的意义诠释，而人们对于喜剧、悲剧、言情或反讽等叙事样式的选择，不仅反映人们的生活现实，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生存本体论和价值论取向。
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叙事的形式结构，而是对个人叙事的解构意识。思朋斯强调，治疗师要帮助当事人发现叙事的现实构成性，并且领悟自我认同的可消解性，从而在建构和解构的对话流动中，使无意识的焦虑得以表达，得以化解。思朋斯将叙事的这种品质称为“叙事的真实”（narrative truth）。
叙事心理治疗明显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现象学研究方法、哲学诠释学、社会建构论、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叙事理论、话语分析、女性主义以及生态伦理学等近年来异常活跃，渗透到学术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西方形成了一种深刻的思想革命。尽管各有侧重，但这些文化思潮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1）重视社会文化的影响力；（2）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3）反对全球化过程中权力的过度集中，反对欧美文化中心主义，倡导文化多元和东西方对话；（4）强调个人心理成长的潜能和多样性；（5）倡导对语言、现代化和现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反思；（6）重视生活实践的经验性知识，尤其强调话语的自觉和本土文化、本土知识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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