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传统默认这样一个“事实”：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们的思想可以通过语言传达和共享。因而在信息社会，人类的思想可以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理性可以带来无限的福祉。人们将不会因为冲动而造成灾难。战争将会减少，疾病将会减少，自然灾害将会减少，心理困扰将会减少……人们将在理想中获得神一般的幸福安宁。
然而，事实并不想理性所能料想的那样美好。相反，在后工业社会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幸福。人们深深地感到被异化。在这样一种境遇，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的可靠程度。于是有了后现代的兴起。后现代文化思潮大体上经历了四个衍化阶段：（1）1934～1964年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术语开始应用和歧义迭出的阶段；（2）60年代中期和后期是后现代文化思潮与现代主义精英意识彻底决裂并呈现一种反文化和反智性的阶段；（3）1972～1976年是正式出现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阶段；（4）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后现代文化思潮概念日趋综合和更具包容性的阶段。他作为一种风靡欧美的文化思潮，远远超出艺术领域和文学领域，而深达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领域。其中与心理学有关的思想家有：伽达默尔、哈贝马斯、保罗.利科、福柯、拉康、德里达、利奥塔、马尔库赛、库思、费耶阿本德、罗蒂、劳丹等。
心理学界就后现代性的问题所做的最早的系统研究，当推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格根（Gergen K.J.）1988年应邀在澳大利亚悉尼国际心理学会议上作的题为《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专题报告。时隔13年，格根先生于2001年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了他在2000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心理学年会上所作的另一个专题报告，题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心理科学》。
格根先生从三个维度入手，将现代主义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做了比较分析。概括起来可分别称为：知识观、实在观和语言观。
1、知识：权威中心还是交流共建？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个别人的理性（individualratio-nality）或个别人的知识（individual knowledge）值得怀疑。任何人都不可能抛开文化而独创一种对正义、道德或情操进行思考的形式（sandel，1982）。知识是主体运用他者的话语对自身所做的反观，其中包含了对权力的反叛。
2、实在：世界是客观实在还是社会构建？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是特定文化传统的结果。关于人的观念不能单独通过观察予以证真或证伪，因为语言上的业已存在的结构对于指导和解释一个人所做的观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人们信以为真的是一种交流构建。
3、语言：真理的载体还是语用实践？
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语言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文化的产物。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3）说，语言的意义并非源于思想，而是源于运用语言的过程。叙说真理并非精到地描述发生了什么，而不过是参与了一种社会规范，或者说是一种以社会既定的方式考察事物的过程。所谓客观，只是遵循社会既定规范。语言对社会具有构建作用。
1986年，沙宾（TheodoreR.沙宾，1911~）出版了《叙事心理学：人类行为的叙事性》，认为人处理自己经验的途径是倾听别人的故事和建构自己的故事，并明确提出要以叙事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根本比喻（root metaphor，第3页到第21页）。他认为过去心理学界实际上是将人心比做机械、器官或者系统，这种比喻影响了太多的理论。而实际上大家都晓得：这种比喻并不是非常恰当。所以它们误导了心理学。比较而言，将人的心理比作叙事要好一些，所以现在要用这个比喻作为根本比喻，以取代过去那些无视人的能动性的比喻。诚然，机械和器官是没有能动性、没有意向性的，只能做反应性的动作，但是人有。而叙事本来就是编写者能动性的表现。可以说故事产生和被诠释的整个过程无处没有人的意向性、能动性的影子。过去虽然科学界声称自己是绝对客观的、为人类谋福祉的，但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二战期间，那么多德国科学家不是用非常“科学”的手段，证明了其他民族的“低劣”吗？甚而当时尖端科学的产物——原子弹——不是曾经在瞬间毁灭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吗？可见所谓的科学语言是靠不住的。科学家也是人，他们必然受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不可能在研究中消除这种影响。他们非常诚实地揭示的“宇宙真相”，也许并非真的那么准确。很难说那些证明其他民族“低劣”的德国科学家都是纳粹分子或者纳粹的支持者。并且，至今尖端的科学也并非主要应用在为人类造福的领域。有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惊醒了科学的迷梦，人们开始认识到自我的局限，从此不再完全信任工具、依靠理性，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也有人同样认识到叙事的重要，但对科学和叙事的关系持有不同意见。
早在1947年，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就曾著文申明“价值观”和“需要”是组织直觉的因素。后来反复探讨叙事的真实和科学的真实。有《真实的心灵和可能的世界》（1986）、《意义的行动》（1990）、《现实的叙事建构》（1991）、《记忆中的自我：建构与自我叙事的准确性》（1994）等力作问世。其中《意义的行动》非常重要。在这本精致的小书中，布鲁纳收集了几年前他在耶路撒冷的几次演讲，阐述了他对“意义”的心理学和其他社会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见解；探讨了文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论述了心理学研究中开始重视自传研究的倾向。在此，他详细阐述了早在1986年的著作中提出的思维理论，认为人有“范例型”和“叙事型”两种思维模式。这两种模式同样重要，不可或缺。
在《记忆中的自我：建构与自我叙事的准确性》一文中，他又总结了前面《意义的行动》一书中的很多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自我的理解，指出叙事是自我的基本属性之一，并论述了叙事对自我的建构功能是如何表现在写自传过程中的。
科学时代的模版故事开始受到质疑，后现代似乎在打碎一个世界的同时没有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科学时代的范例依然是人们理解生活世界的意义的主要依据。专家的声音依然响亮，很多人对高科技在未来能够揭示心理世界寄予厚望。但是毕竟后现代理论家们也作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其中将“叙事”作为基本的隐喻的做法正逐渐引起大家的注意，尽管科学家很难接受。虽然科学家不愿意接受叙事隐喻，但是并没有摆脱这种思维。利奥塔曾指出科学家们在轻视叙事思维的同时自己却在运用这种思维并受它的影响。他说：
科学家质疑叙事表述的效度，认为这种表述既无法证真也无法证伪。他们把叙事归为思想的另类：野蛮、远视、粗浅、落后、边远、主观、传统、说教、偏见、无知、意识形态……[这种态度]是西方文明肇始以来整个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历史……当科学家有了“发现”之后在电视上夸夸其谈或者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按照叙事的规则玩讲故事的游戏；叙事不仅对媒体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对科学家的情感同样如此。这个事实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关系到科学的知识与“大众的”知识之间的关系，或者科学家的知识在大众那里究竟留下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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