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的互动话题“我问了两百个心理咨询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行”，很多咨询师从意识层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回复”精华“可见】。
Ralph R·Greenson曾在《精神分析的技术与实践中》谈到咨询师师们从事这份工作的动机。也许我们可以从专业的角度谈谈：当我在做心理咨询师时，我做的是什么？
动机
1、满足窥探他人的倾向
当我在做咨询师时，我做的是什么？
本能驱动力促使人类去寻求释放和满足。随着自我的成长，寻求安全感成为基本目标。生活中所有的继发性动机都可归因于对于满足感或是安全感的追求，或是二者兼有之。此处，关于动机的讨论仅限于精神分析师工作的三方方面：
（1）分析师作为内省和领悟的收集者和传达者；
（2）分析师作为移情性神经症的目标；
（3）分析师作为病患的治疗者（弗莱明，1961）
精神分析治疗所具有的独特性之一，是治疗过程中的阐释、内省和领悟（E·比布林，1954；吉尔，1954；艾斯勒，1958）。
为了能领悟患者的行为、幻想和思绪，分析师应能理解患者。随后，将这种领悟所隐藏的含义传达给患者。以如此私密的方式揣测他人的内心，以及对领悟他人言行的渴望，暗含着一种窥探他人的倾向（夏普，1930，p.17）。这种倾向是从性冲动和攻击冲动衍生而来。可以追溯到祈求与母亲共生融合，或是对母亲的内部成像怀有敌意的攻击冲动。
对于内省或领悟的执着或许也是分析师早年追求全能感的残留，或是克服对陌生者焦虑的手段。性心理发育稍晚阶段的性和攻击冲动也对之推波助澜。肛欲期特性的残留也可导致个体沉湎于获取、积攒或收藏。而俄狄浦斯对于性的好奇会使这类冲动情不自禁，以至于不得不代之以内省来缓解窥视的欲望，或成为对排除在父母性生活之外的延迟满足（夏普，1947.p.121）
共情作为了解他人微妙而复杂心理的一种手段，对于分析治疗十分重要（参见4.211和4.221章节）。通过共情的方式以获得内省，有赖于分析师的认同、内射，及与患者的类似于肌肤接触的前语言交流能力，这些能力都源于儿童早期母性的关爱和照料活动。
向患者传达内省和作为领悟承载者的意愿，可与性或是攻击冲动有关，取决于阐释被治疗师无意识地演化为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行为，或者说引起愉悦还是痛苦。将内省传达给患者还可能使治疗师有意无意地扮演母性角色，将患者当做孩子来哺育、保护或是教诲。也可能象征着孕育的过程。从一颗小小的领悟之种，培育出自知的参天大树。领悟也可不知不觉地被用来与尚未觉察的重要客体重建联系，例如，与丧失的爱的客体再续旧缘。因此，内省的传达也可能成为克服抑郁心态的一种尝试（格林森，1960）
将内省传达给他人的热望，也可能作为对伤害弱小的幻想所导致的内疚的一种补偿，例如，对同胞手足或是竞争对手的伤害，等等。
追求和传达领悟或许具有抵消这类内疚和恐惧的功效。分析师通过探索患者的类似状况以修复自己的焦虑或内疚，从这一意义上，治疗可以是对自身分析的延续（弗洛伊德，1937a，p.249）
虽然上述探索是挂一漏万，但我相信这些重要的潜意识力量，能驱使和激励一个人去选择分析治疗职业，这一职业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作为内省的收集者和承载者。在我看来，确定择业动机和起源并非能决定今后从业的优劣。重要的是动机成分中，本能和其他成分所占比例的多寡（哈特曼，1955，pp.239-240）。
其他成分将决定治疗师作为领悟承载者这一职能时，何种程度上能够发挥相对无冲突的、自主而稳定的自我功能。给予患者以领悟，是否意味着哺育、保护盒教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治疗师这些行为应当与自己潜在的性冲动或攻击冲动尽量无关，不偏不倚地中立，因此既不会沾沾自喜，也不至于懊恼自责。
进入患者的内心以寻求内省显然也同样有着性的或是攻击的踪影，但问题在于，这一举动是否仍与治疗师的焦虑或内疚样的幻想密切相关。必须牢记：有时治疗师即使能摆脱自己内心冲动的羁绊，但这种升华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因为来自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的压力常常会造成治疗师的前行或后退的变幻。因此，重要考量即为，分析师的意识和理性自我能在多大程度上识别自己的攻击和性的动机。分析师对于反移情的觉察或许可以帮助调整动机，从而弥补中立不足所造成的失误。（对于此议题的不同观点，参见温尼科特，1956a；斯皮茨，1956a；巴林特，1950a；克翰，1936b，1964）
对于分析师们过高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即：要求他们满怀热枕地去获得和传达领悟，但同时必须避免冲突、内疚和焦虑。治疗工作对于分析师而言应当是愉悦的，而分析治疗的日常工作充满艰辛，因此，需要治疗师具有一定程度的宽容态度，以保持积极乐观精神以履行职责，对患者的一举一动保持浓厚的兴趣和关注，保持最佳的工作焦虑，愉悦地倾听、观察、探究、想象和领会（夏普，1947，PP.120-121；斯兹，1957，pp.204-210）
精神分析有别于所有其他心理治疗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强调双方关系的相互特殊建构，在此基础上促进移情性神经症的发展。为此，分析师的行为表现方式必然与其他治疗的医患关系模式不尽相同。这里，我所指的是，精神分析师所持的剥夺——隐逸的态度。就动机而论：究竟什么样的动机才能促使一个人去追求这样的方式：将自己作为一面相对空白的屏幕，促使患者将难以释怀的无意识意象投射其上？
对于此项分析技术，那些善于隔离、回避和淡漠的分析师们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但他们无法随着分析情境的要求相应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我清楚地了解，居然有如此多的分析师在进行初始访谈的次数，以便尽早进入治疗访谈，回到位于躺椅后安全而舒适的座位上。在存在类似问题的精神分析培训生们身上，也可以发现他们以承认暴露恐惧来掩盖被压抑的露阴冲动，以及掩盖由于注视和被注视所产生的攻击和性的冲动。躺椅后的位置，恰恰为他们提供了注视却不会被发现的机会。
如此高比例的精神分析师们表现出明显的怯场，这一事实令我感到震惊。我不得不推测，精神分析颇具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是分析师处于躺椅后的隐蔽位置。抑制自己的情绪反应和保持自身的相对隐逸，以促进移情性神经质的产生，可能恰恰拨动了这一病理性的心弦。谦虚和私密是与之类似但相对健康的性格特征，也可能会促使人们特别欣赏精神分析这方面的独特魅力（琼斯，1955，p.408）
关键的是，分析师的羞怯有多么的固着、刻板和强烈。只要足够灵活，必要时能战胜自身的怯懦，就不至于成为严重的阻碍。相反，分析师的强烈而尚未解决的露阴冲动，可能会导致另一种问题。位于躺椅后的位置，对情绪反应的抑制，都会成为一种慢性挫折，导致不协调行为的爆发，或是对患者产生付诸行动的无意识挑衅。
与剥夺——隐逸态度对应的是，对患者广泛的情感疏离，或与患者若即若离，也都将造成精神分析治疗无法进行。对于身陷此类问题的培训生们，我发现，他们具有强烈的敌意、愤怒和焦虑，必须与患者保持距离，以免引起勃然大怒或是惊慌失措。实际上，这类人并不适合于精神分析的工作，然而他们选择这一职业的表面原因，是分析治疗的方式似乎能为其提供避风港，可以避免与人直接接触。无动于衷是这一病理性行为的常见变体。虽然，暂时和部分地疏离是分析工作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对于促进移情性神经症的发展。关键在于，暂时和部分。当无动于衷是可控的，就极有价值；若是强迫性的和一成不变的，则是分析工作的大敌。
治疗师能否持续保持剥夺和阻扰的态度，取决于分析师对患者施加痛苦的能力。治疗师的施虐、受虐和憎恨等尚未解决的冲突，可能使自己产生极端行为或不协调的行为。例如，过于沉默的分析师，可能长期深藏着被动攻击的意向（斯通，1961）。喜好严苛肃穆氛围的分析师，常常默默地发泄着敌意，或者挑起无意识争端，这是受虐倾向的隐晦满足形式。持续地阻扰患者寻求症状性满足，对于移情性神经症的形成至关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不至于被自己的潜意识的施虐或受虐冲动引入歧途，分析师必须能够调节自己的攻击性以及仇恨心理。正如他必须能够湿度地爱他的患者，治疗师也应当能够适度地恨他的患者。无论是以冷漠、沉默、面质，或是收费的形式对患者施加痛苦，其实都源于憎恨。重要的是，分析师这些举动应出于患者的治疗利益，而非自己潜意识的焦虑或是内疚（温尼科特，1949）
患者往往会成为分析师幻想的投射对象；有时患者或许象征着分析师原先的自己，或是兄弟姐妹，又或是父母，等等。通过这种形式，经由患者或多或少地间接实现了分析师潜意识的幻想。经常，患者在不经意间就成了实施治疗师被压抑渴望的同谋。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具有付诸行为倾向的分析师们，其患者却常常公然地付诸行动。实际上，这些分析师会有意无意地鼓励并加入付诸行动（格里纳克，1950，p.236）
正如分析情境的设置会促使分析师对患者投射自己的幻想，反之亦然。躺椅后的座位脱离患者视线，多数时间的默不作声，躯体的限制活动以及情感的克制，都可能唤起患者对分析师的想象。最为重要的是，患者的神经症性移情的投射赋予分析师以各种各样的角色。在患者的心目中，分析师也许成为挚爱或者仇敌，威严的父亲抑或诱惑的母亲。分析师需允许这些现象自然发生，只在对治疗有益时才进行干预。更进一步，分析师还须提炼和改塑置换于自身的角色，以便更好地凸显这些角色对于患者的重要意义。
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分析师在患者的剧本中扮演了一位无声的演员。他并非出演这幕戏剧，但在患者拟想的场景中保持所需的亦幻亦真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分析师也协助患者进行角色的构思，借助自身的内省、共情和直觉勾勒剧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分析师充任的是舞台导演——这部戏剧的中心，并非仅作为演员。或者，他更类似于交响乐团的指挥。虽然不用谱写乐章，却倾注着对整个乐曲的透彻的理解。分析师运用创造性想象，通过澄清和阐释参与到与患者的幻想中，而非仅仅对剧情人云亦云或者评头论足（克里斯，1950；贝雷斯，1960；罗森，1960；斯通，1961）.
精神分析师作为病患治疗者这一动机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大多数分析师很可能会赞同分析师工作的前两个动机，即（1）作为内省的收集者和传达者，（2）为促进移情性神经症而将自身作为空白的屏幕。然而，对于第三个观点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即分析师应致力于消除患者的神经症性痛苦，这一领域的学者们莫衷一是。为了贴近地表述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治疗因素的重要性，首先需简要回顾关于此争端的历史和科学背景，以便了解这一议题更为完整的脉络，我推荐阅读弗洛伊德和琼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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