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分析即环境，环境即分析。
欧美的精神分析家今天都在做什么？听说咨询室不是主战场了？
每对分析，都在没有太多明确计划的情况下，发展出其独特的模式……
本文节选自Seligman博士在国外重要刊物上发表的几篇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借此向各位读者展示当代精神分析的全新样貌。
传统的分析方法，虽然很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即便在过去，也只有那些自负得认为自己总能在恰到好处的时机提供恰到好处的诠释的分析师（通常是男性）才会刻板地使用。
我的一位导师告诉过我，20世纪50年代，他们在著名的Menninger诊所实习，有时会比赛，看那天谁是对病人说话最少的一个。
几十年前我开始执业时，是不鼓励回答来访者问题的，我被要求要保持沉默，让他们和自己的焦虑搏斗。但现在，我会寻找一些有益的答案；当我确实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我就承认自己的想法有点混乱，我给不了有帮助的回答。我希望建立一个总体上支持和信任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分析对象可以体验并接纳ta以前没有遭遇过的情绪和记忆。要知道，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好事就不会发生。
我有一个来访者（不妨称其为Harold），他说话小心谨慎，从不带哪怕一点点批评的意思，因为他非常担心我会认为他“有攻击性”并报复他，包括结束治疗。
因此，对分析师－分析对象关系的关注，增加了精神分析实践的灵活性和清晰感。新的运动，比如关系分析，提出了一种“两人视角”，会考虑每个分析师特定人格做出的贡献，包括ta的神经类型和弱点。当代分析师会把自己看作是在高度个性化的、不断变化的双向关系中的参与者。
理想化的分析师神话正日益被祛魅。
咨询室之外，分析师们也在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合作，这又反过来改变了他们对自己工作的理解。
我们早就知道，关系，而不是驱力，已经被视为精神生活的主要动力和组织者。现在，女性主义和性少数人群的批评也对我们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父权理论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帮助驯化和组织孩子的“原始本能”，它对性别意识、人格的建立是最重要的时刻。这一理论今天已经被取代。随着新一代分析师从性别、权力、种族等批判性理论中不断学习，早期弗洛伊德学派的“厌女”和“恐同”也几近被离弃。
理论上的互相启发现在很普遍：精神分析在一些当代社会批判显学中很有影响力。Judith Butler（巴特勒）用新的性观念来阐明权力是如何在心理政治环境中被内化的。Slavoj Žižek（齐泽克）“揭露”了电影等普通社会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将其视为无意识地组织日常欲望的方式，若没有这些形式，欲望可能会以更加暴力动荡的方式表达出来。
分析师也不再宣称他们的治疗形式是精神卫生保健的全部。他们会在社区工作，并经常与其他专业人士（包括教师、精神药理学家、认知和身体导向治疗师）合作。
在我自己的实践中，我目前正和一位行为学家一起工作，她在帮助一名儿童患者克服恐怖症，与此同时，我和这位小患者则寻找潜在的原因。我还和一位言语治疗师合作，他正帮助一个成年人解决听觉处理的问题，而我与这位患者探讨他儿时因在课堂上无法遵循指令而体验到的羞耻和焦虑，以及他无法回应妻子戏谑的问题。
最近，美国和欧洲的分析师发起了一场全球范围的婴儿心理健康运动，旨在帮助婴儿和他们的照护者，特别是那些因为虐待、监护权纠纷、寄养或创伤性分离等原因处于严重困境的婴儿和照护者。在英国，许多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儿科办公室都配有儿童治疗师顾问，他们可以为重压下的家庭和他们的治疗师提供支持，无论他们面对的是养育孩子的普通压力，还是由于照顾患病儿童所引发的情感痛苦。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士会对每个家庭进行定期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家访。连戴安娜王妃当初都有这项对口的专业人士支持。
关于最近美墨边境儿童与父母分离的影响，最具说服力的描述，以及帮助他们的最佳策略，都来自精神分析理论和研究。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和发展研究者率先描述了破坏儿童与其照护者的关系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愤怒、绝望以及在巨大的痛苦面前表现出就像“装死”一样更为严重的疏离。治疗师记录了这种关系的破坏对成年后的持久影响，包括情绪调节问题、判断力差以及对自己和人际关系的长期不信任。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主张尽早关注这些危机，包括在可能和适当的时候及时让孩子与其照护者团聚，并在分离期间提供贴心的照护。
在我职业生涯的头几十年里，我参与了第一代“婴儿－父母心理治疗”项目，服务的婴儿大多来自非裔和拉丁裔家庭，他们遭受过虐待或忽视，无家可归，还有一系列其他急性和慢性创伤。“患者”其实是婴儿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试图通过家访和其他支持形式，根据他们的意愿与他们见面。与此同时，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在儿童时期遭受过创伤的父母，如何对自己的孩子施以类似的虐待（尽管他们的初衷往往是好的）。通常，此类项目涉及广泛的社区机构之间的合作，包括医院、儿童照护机构、儿童保护系统、家庭法庭、无家可归者服务机构，甚至警察。
上图：2018年6月12日，来自中美洲的寻求庇护者在美墨边境附近的德州麦卡伦市被拘留。
照片由John Moore拍摄，Getty图片社提供。
在讨论我是否可以帮助他们处理他们女儿（以及他们自己）对烫伤和分离的双重创伤之前，有必要先谈谈他们的愤怒。他们不仅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他们对儿童保护机构的要求也感到愤怒：即他们要在自己家里与我（一个白人专业人士）见面，才能落实这次团聚。
精神分析可以发展出颠覆我们常识的思考，虽然有时它也固步自封，或轻易被文化偏见挟持。无论在精神卫生领域还是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正在发生的是我们的个人情感世界滑向虚假客体、媒体创造的虚幻，而精神分析是我们藉以对抗的屏障。最近一幅漫画让人印象深刻：在线商城送来的包裹上有张标签，写着：“互联网要我来让你快乐。”情感是如此被商品化、去个人化，人际间的联系也变得机械、失衡，即使是那些对在线沟通习以为常的人，也有所体会。
一段互动是节奏、意义、感受的一部分，而一个小时就像一个完形，它又继而成为整个分析的一部分。精神分析是种特殊的过程，同时，它与许多动态系统又有相似。每对分析，都在没有太多明确计划的情况下，发展出其独特的模式。而从非线性系统的角度来看，一个混沌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它是毫无条理的，仍有据可循。
我会系统概述非线性动态系统的一般组织原则，它们非常适用于分析师所关心的临床和发展过程。
第一，交互过程是非线性动态系统的关键特征。单个因素（特别是起因）并不会独自产生影响，而是与系统中的其他因素相互作用。
当有一个较安静的母亲时，婴儿的组织能力可能增强，这也继而可能降低母亲的抑郁情绪；当有一个侵扰的母亲时，感官输入可能变得更加难以承受，婴儿会退缩，母亲则可能会变得更疯狂，并让他更加难以承受，等等。
第二，系统可以放大倾向，倾向也可以反过来引导系统。对于高敏感的婴儿来说，低调的母亲可能会增强婴儿管理刺激的能力。成人分析师也发现了类似的协同效应：分析让来访者对亲密关系感到更舒服时，这反过来也会引发正面感情，从而为分析进程提供进一步的支持，等等。
第三，对原始状态的敏感依赖。这在短语“临界点”中得到了体现：当系统处于敏感状态时，微小的改变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个世俗的例子。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那天早上，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抗议者堵塞了旧金山市中心的交通，虽然我的通勤路线不经过市区，也被堵住了。但是我还来得及，直到一个司机在我面前的十字路口拖尾，耽误了我过街，导致我在下一个路口多等了一个红灯。不巧，一辆卡车堵住了这个更大的十字路口，最终我迟到了。这让整段咨询都在愤怒的基调中进行。
当然，这其中来访者的个人史和移情－反移情动力也发挥了复杂的作用。在接下来第二个咨询里，我变得更易怒。你看，第一个司机在那个时刻的特别举动在多种因素（战争、交通模式、行为不当的司机、我的情绪和来访者的移情）的大背景下，启动了一个新的进程。
这个例子还表明动态系统是“自我组织的”，这是第四点。一旦启动新的进程，这些进程可能会强化其自身，因为系统的不同部分会对彼此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
儿童治疗师尤其会参与到这种转变中。
例如，诊断出之前未被确认的学习障碍，可能会提高儿童的整体自尊和学习表现，这进而可能会改善他与同伴的关系，同时改善老师对他的看法。总的来说，在单次干预之后，整个系统会朝着更自由顺畅、更具适应性的方向发展。重新组织的倾向是适应性系统以及处于临界点的系统的特性。
Heisenberg（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在这里值得一提，尽管它现在已经有点变成陈词滥调了。Heisenberg发现，对粒子的观测会改变它们的性质，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科学态度，其后复杂性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它。这里更普遍的含义是：即使对一个系统进行一次看似微小的干预，也可以改变它的整体性质。
我女儿8岁的时候，她注意到了这一点：当我们坐上飞机，她得到了一份行前零食，她说：“你每咬一口，它都会变成一个新的形状，这是不是很酷？”分析性建构主义把这个观点作为一个基本假设进行了发展：倘若假设可以在不影响来访者的情况下了解他们，我们其实是理想化了分析和我们自己。
动态系统理论家宣称，复杂性系统的未来很难预测，以至于决策往往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出的。在应对复杂性时，我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重要的选择，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能知道我们的干预在新的背景下的意义，而这些背景在某种程度上也我们的干预创造出来的，就像高敏感婴儿的例子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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