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伊达作为榜样提醒我们所有电影人：历史有时会出其不意地对我们的勇气提出很高的要求；观众会需要我们精神上的引领；为了捍卫人民的生活，我们可能需要赌上自己的事业。——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文/宝木笑
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我们恐怕是世界上承受苦难最多的民族。但事实上，民族的延续和前行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民族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程度不同的痛苦与灾难。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经历过我们国歌中那种“到了最危险时刻”的民族，也许波兰很有入选的资格。波兰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波兰民族真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历史上的波兰夹在俄罗斯、德意志和奥匈三大帝国中间，波兰的近代史就是一部血泪的动荡史，三四百年来，大国环伺中的波兰四次被从世界地图中抹去。而二战中，如按1938年波兰总人口3500万计算，600万波兰士兵和平民在战争中死亡，竟达到总人口的22%，成为参战国中死伤人口比例最惨重的国家。
多灾多难的祖国成为波兰民族心中永远的痛，但也磨砺出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坚硬而忠贞的民族，波兰版图四次从世界地图上消失，波兰人也四次恢复了自己的祖国，其中亡国间隔最长时间竟达到120多年，难怪马克思不由感慨波兰人是“欧洲不死的勇士”。祖国的这种苦难在塑造民族性格之外，还激发了波兰民族强大的艺术和科学创造力，长期的压抑必须找到出口，波兰人除了热血，还一直在用自己辉煌的艺术和科学成就向世界证明这个国家不该也不会被人轻易从地图上抹去。这个人口不到4000万的国家，先后有17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而肖邦、居里夫人、米茨凯维奇、切斯瓦夫·米沃什等一大批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更让世界为波兰惊叹。
当电影成为人类的第七艺术，波兰电影人延续了前辈的传统，将电影创作定位极高，特别是在二战废墟中成长起来的波兰影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将电影看作肖邦的钢琴和米沃什的诗篇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杰伊·瓦伊达无论如何都是波兰艺术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无法绕开的大师，他和基耶斯洛夫斯基（执导《十诫》、《蓝》《白》《红》三部曲等）、波兰斯基（执导《唐人街》、《苔丝》、《钢琴师》等）等导演一起为波兰电影赢得了世界声誉。而对于波兰电影自身而言，安杰伊·瓦伊达显然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毕竟基耶斯洛夫斯基和波兰斯基更多的成就发生在出走欧美之后。安杰伊·瓦伊达和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斯基在这一点上颇有些“程婴杵臼、月照西乡”的味道：大家选择不同的人生方式，但心中却都有一个无法忘记的波兰。
正因此，《我们一起拍片》作为安杰伊·瓦伊达的札记，让人们得以从更深入的角度理解这位“波兰电影之父”，同时，透过瓦伊达被人们赞誉的“波兰精神”，人们也可以更深刻地体味瓦伊达和他的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精神性格。《我们一起拍片》从文本角度讲并不是完全的札记体裁，感觉更像是一本电影学院导演系班主任的讲义。瓦伊达总结自己数十年的创作经验，细细地梳理一部影片从无到有的过程，提炼出极具操作性的实战心得，这本札记是献给年轻电影人的拍片指南。单从一本讲义的角度说，《我们一起拍片》毋庸置疑是非常到位的，瓦伊达用波兰人特有的务实风格给年轻电影人准备了很多“干货”，诸如如何掌握在剧本阶段发掘故事、构建情节、使人物可信的要领，如何领会在拍摄时调度演员、协调服装摄影、指挥团队的方法，如何在后期阶段为影片增色，如何在失去灵感时去向生活汲取养分。
而作为一本波兰电影人的札记，《我们一起拍片》则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更多弦外之音。当我们联想到瓦伊达导演所处的上世纪50-80年代的波兰，更远地联想到那片土地上个世纪乃至更远年代前的种种遭遇，掩卷而思，不由思绪万千。前面提到瓦伊达和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斯基有些像“程婴杵臼、月照西乡”的样子，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斯基面对波兰上世纪中叶思想压抑和审查严酷的艺术环境，他们选择了离开，而瓦伊达则选择则留下。离开的天才让世界认识波兰，留下的大师带领波兰望向世界。然而这中间的压抑确实是常人难以想象的，2007年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就是讲述的那种生活：1984年的东德人民被十万史塔西秘密警察控制着，还有二十万名告密者，他们的目地就是要知道别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波兰作为华约阵营中有着“不听话”黑历史的“小兄弟”，苏联老大哥给其施加的威压可想而知。
所以，瓦伊达导演在1986年发表的这本札记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深思，也更让人肃然起敬。《我们一起拍片》的书名平易近人，但也过于质朴，其实瓦伊达导演在其中讲述了自己的电影理念，更大胆地畅谈了他关于国家、民族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看法，宣告了自己的艺术观。这种思想在《两种审查系统》和《艺术家与权力的对弈》两篇文章中被推向了高峰，瓦伊达导演不再遮遮掩掩，仿佛一下子跳上华沙城堡广场的讲演台，而后向聚拢过来的民众大声疾呼。瓦伊达大声说：“（波兰电影）存在着两种审查制度。一种是内在的，是艺术家对自己的要求，出自对未知的恐惧。另一种则是外来的，由国家的各种官方机构施加，审查被用来行使维护安定的秩序和道德标准的部分职能”，但真正让瓦伊达成为坚守华沙的“波兰精神”的，是他出乎人们意料的结论，那是一位电影大师面对严苛环境的傲骨，更是一位艺术家对艺术由衷的信心，他说道：
“政治电影所面对的真正问题不在于你是否接受审查制度的插手，而在于如何创作出使审查根本使不上力的作品。没有人能审查超出自己想象范围之外的、无法理解的东西。只要能创造出真正原创性的作品，审查人员便会不知所措，只好高挂剪刀乖乖回家了。”
实际上，这已经涉及到一个艺术家在与权力的对弈中如何坚守自我的深刻话题，而瓦伊达导演在《艺术家与权力的对弈》中将这个话题完全释放了。当时的波兰电影制作还是完全由国家出资拍摄，电影工业属于国有，但瓦伊达大胆指出“政府当局的行政干预是多余的”，“电影从业人员自然会处理自己的事情”，“不希望有所谓的义务的、不得不拍的电影出现在波兰国内”。而在1981年12月11日到12月13日的波兰全国文化会议上，面对波兰文化部长，瓦伊达依然大胆发言：
“如果电影院除了国家送来的职业观众、鼓掌部队，总是空空荡荡的，那绝不可能达到服务公众的目的……我极度怀疑，对那些在沉寂无声的官僚办公室中集体创作、发行与否完全通过投票取得共识的剧本，是否真能产生具艺术突破性的作品。其实正相反，在这样相互讨论风气下生产的，通常只能是些无价值的东西，是些面目模糊、不具神采的畸胎。”
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瓦伊达导演的艺术观了——“在本书中从头到尾我一再提到电影与‘公众’之密切关系，我总试着去体会别人的感受。萨特的话——他人即地狱——对我而言并不适用。唯有与所谓的他人在一起才是我唯一的力量来源、唯一的希望”。在瓦伊达的心中，“公众”是他的力量来源和唯一希望，这实际上是一种近乎博爱般利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波兰虽然一直在强大邻国俄罗斯的笼罩下，但东正教却一直未能在波兰取得较大进展，波兰国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信仰的是天主教，而瓦伊达这种想法的源泉是完全可以找到其宗教依据的。而当波兰虽然独立却又处于威权政府之下时，波兰人选择“公众”利益至上，这其实是这个民族抗争性格的延续，就仿佛当波兰失去独立的时候，波兰人会毫不犹豫选择“国家”利益至上一样。
这种糅合着宗教情节、民族性格和历史渊源的复杂思想，在瓦伊达的电影创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这位“波兰电影学派”领军人物，这位囊括了奥斯卡、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波兰国宝级电影大师，他的电影人生就如同半部波兰电影史。瓦依达经历过二战,从15岁起便开始做搬运工、水桶工和锁匠，遍尝人间艰辛，深知生活苦难，特别是瓦依达的父亲便死于卡廷惨案，他和母亲、哥哥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抗争,才奇迹般幸存下来的。宗教、战争、历史以及躲藏在其背后的政治、社会和人性,影响了瓦依达和所有波兰人，瓦伊达从一开始便带着波兰人特有的性格投入到电影艺术当中。
波兰早在公元966年就正式接受了拉丁礼仪，从那时起天主教就在这个国家的各个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天主教徒的隐忍、宽恕以及在残酷形势下的牺牲精神，成为瓦伊达和整个波兰电影一直贯穿的精神主线。瓦伊达1957年执导的《下水道》将观众带入下水道这样一个极端压抑而又充满绝望的悲剧世界——华沙起义被纳粹德国镇压后,游击队员不得不选择由城市下水道疏散撤退。在黑暗潮湿的下水道中，有人因无法忍受黑暗和缺氧而发疯,有人找到的只是一个绝望的死胡同……但是游击队员们仍然选择不降。1977年,瓦依达拍摄了饱受争议的《大理石人》和《铁人》，分别讲述了50年代初期,号称“大理石人”的劳动英雄比尔库特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故事，以及他的儿子托姆丘克参加罢工的故事。瓦伊达开创了波兰“道德焦虑电影”的类型，影响了几代人，但在这两部电影中，哪怕是在深深的“道德焦虑”的境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战后的威权时代，波兰人骨子里的坚忍不拔。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波兰。”
这是数百年来，十几代波兰人的心声。这既是一句波兰人扬天长叹的质问，更是他们发自肺腑的誓言。《新约》里说：“信徒得赎，乃靠着无玷污羔羊的血”，虔诚而刚烈的波兰人相信，战争中他们所流的血，是让苦难的波兰得赎的方式。所以，在二战所有纳粹占领区中，波兰民族的反抗是最为猛烈的，也是最团结的。以至于早在1939年就沦陷的波兰却一直由纳粹德国直接控制，没有伪政府，更没有伪军，甚至纳粹在华沙的总督府都不敢雇佣波兰籍的雇员。
而在战后，瓦伊达和他的同胞们将这种刚烈和虔诚延续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就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充满着战斗的精神。所以，瓦伊达用几乎惨烈的方式，贡献给了世界电影史属于波兰的强力冲击，用几乎直白的口吻，在沉重的威权之下宣告波兰电影的自尊。瓦伊达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80年代，当他在波兰文化会议上质问文化部长之后，当他近乎刚烈地捍卫第七艺术的自由之后，他彻底失去了当导演的资格,不得不流亡海外，直到1989年才回到祖国。而这并未挡住这位“波兰电影之父”的创作步伐，甚至在2007年，81岁高龄的瓦伊达还推出了史诗巨著《卡廷惨案》,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强烈反响。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波兰。”
这不仅是瓦伊达所代表的波兰影人特有的家国情结，更是波兰电影乃至整个波兰艺术思想界能够在世界立足的内生动力。那就是“波兰精神”，就是勃兰兑斯所说的：“那是手脚被捆绑、脖子上有人骑着的自由的象征，那些缺乏希望而又不顾一切地怀着决不可能实现的希望的人的象征”。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波兰。”
如果我们可以一战，那就全部阵亡在祖国的土地上。如果我们被威权压制，那就去寻找一切可以追寻自由的方式。于是，肖邦投入到音乐圣境之中，居里夫人努力探索科学王国，米沃什和辛波斯卡让世界记住波兰的诗篇……而瓦伊达则会对我们挥挥手，目光炯炯地说：“我们一起拍片！”
2016年10月9日，安杰伊·瓦伊达因病在医院去世，享年90岁。
警察：“你今年几岁？”
男孩：“一百岁。”
警察（掌掴男孩）：“你今年几岁？”
男孩：“一百零一岁。”
——安杰伊·瓦伊达“战争三部曲”最后一部《灰烬与钻石》台词节选，科波拉说：“我深爱瓦伊达的《灰烬与钻石》，它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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