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往事，纪念青春；发现美好，分享感动。 中专生的精神家园，普通人的心灵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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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临汾师范中师66班的学生，1964年入学，1968年分配工作。50年过去了，在师范学习的四年，留下的记忆都成了碎片。但只要走过故地，就知道那些碎片落在什么地方：铁佛寺巍峨的宝塔，城墙上可眺望巍巍吕梁山和奔流不息的汾河，城墙里面斜坡的树木和花草，城墙脚下绿油油的玉米地，还有66和67班教室门前的盛开的桃花……
每每想起，就像一坛老酒。喝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年份酒，觉得有滋有味，临汾师范这坛五十多年老酒，那种滋味是任何年份酒都没法相比的，它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醇厚，但也越来越碎片化。我不愿意把碎片化了的浓厚校情呈现给他人。今逢百年校庆，老学长张聚温邀我写一篇文章，我就把这坛醇厚但度数不高的老酒拿出来，与校友们共享！
当年的师范学生，都是从应届初中毕业生中考中录取的。1964年我在翼城县桥上中学初中毕业，大多数同学都想上高中，继而再上大学。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考上师范，不用交学费，有生活补贴，政府还分配工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那个年代，学生的中考志愿多是班主任老师代填，班主任吴守俭老师给我的志愿书上填了这样两句话：家庭贫寒，拟录师范。
师范改变了许许多多贫困学子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文化革命期间，大学停止了招生，上高中的同学大部分当了工人或民办教师，上师范的学生国家包分配，属于干部序列。我这个祖辈务农，在农村山区长大的孩子成为国家干部，应该说是鱼跃龙门，但命运实质性的改变则离不开学校的培养和老师们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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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纯校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子纯校长是老革命，有残疾。我们入学的开学典礼大会上，他讲的几句话我一辈子都难忘。他说，同学们，咱们学校的老师，没有毛病的是没有的，但没有本事的也是没有的。你们来学校是向老师学本事的，不是来挑剔老师毛病的。老师的毛病我来管，你们只管学本事。那时不理解校长讲话的用意，随着与老师们不断接触和了解，对校长的这个讲话理解越来越深，以至于对我参加工作后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对待人才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张校长擅长讲语文课，他平常不代课，但给每一届学生都要讲《过秦论》。他的这堂课我终生难忘。张校长用规正的粉笔字，写一句，念一句。写完一段后，背对黑板，面对学生，一句一句地释成白话文，史论结合，充满激情地讲解，并要求同学们熟记和背诵。
张校长解读说，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普遍现象。我们党要长治久安，必须靠得民心，靠发展经济，靠建设美好的国家。同学们要有理想、有抱负，靠知识、靠能力为人民服务，为党工作。不能靠祖辈的功德，也不能靠父辈的财富。只有靠自己的德才，才能一生在社会上站得住脚。
那个年代，防止和平演变是政治主题。当时自己年龄还小，对张校长的深刻解读不太理解。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工作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对张校长的解读感悟越来越深。
临汾师范的老师都非常优秀，他们的专长绝活、敬业精神、人品威望，在学生心目中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张守中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代语文课，文章很有水平和见地。
魏大义老师的历史课，生动活泼，他讲的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故事细节，让人如身临其境，我现在讲井冈山红色革命文化的时候还在引用。陈修文老师的地理课，绘声绘色，好像把学生带到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特别是他对地理特征的细节描述，丰富了我们的地理知识，也成为我讲课时的地理知识底色。尹德初老师的数学课，特别注重让数学走进生活，生物老师赵沈军像母亲般仁慈善良，音乐老师张淑兰特别腼腆爱脸红，图画课老师邓相堂，特别可亲可爱有趣。体育老师张仰载的长拳、棍术和威风锣鼓，成为我日后参与社会文体活动常常表演的项目。李明亮老师的严格要求、秦德祥老师的认真细致、景登让老师的平易近人、校团委书记王淑兰老师的团结活泼、刁元香老师的快人快语……他们的个性特征和负责的工作精神，感染和影响着每一个学生。
在校期间，我特别喜欢看书、看报、看杂志，几乎天天去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的张静堂老师就对我网开一面，她对我说，你爱看什么就拿什么，还回来就行了。宿舍里十点统一熄灯，爱看书的学生就坐在路灯下看。临汾师范的图书馆藏书和资料在临汾是屈指可数的，有建校初期的报纸、杂志，我印象中有1919年的，可惜的是在文化革命中丢失了。这是临汾师范学校在图书资料方面的最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文化损失。
我之所以写了这么多老师，因为临汾师范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太大了。这个影响不是个别老师，而是一个老师群体，是一个优秀的老师群体，是一个“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老师群体。正是这个卓越的老师群体，让学生在学习成长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懂得了感恩师长，感恩社会，感恩国家。老师们的谆谆教诲，让我们多了一份沉稳，多了一种睿智，多了一种责任。走上社会后，学生们都能用学到的知识努力工作，成为奋斗的一代，忠诚的一代，没有辜负老师期望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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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学生不像现在，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们在临师上学时，除了学习，还要参加各种劳动，种过地，盖过房子，收过庄稼。学生参加学校的劳动主要分两块，一是种地，学校内沿着城墙脚下是一大片耕地，种些蔬菜和玉米，也种过小麦。二是自己做冬季取暖的煤泥块。
那年学校要盖两排办公用的平房，让老师和学生自己动手。从挖地基开始，各班轮流干。我爷爷、父亲是木匠和泥瓦匠，从小耳濡目染，多少会一点儿。轮到我们班时，我就成了大工，负责砌砖。这两排办公用的平房在山西师大盖图书馆时才拆掉，拆掉前，我每次去山西师大，都会不由自主地在这两排平房前驻足停留，看着自己几十年前砌的那面不太整齐的墙，常常陷入回忆与沉思。
难以忘怀的是，到农村帮农民收秋粮的情景。劳动休息的时候，农民把蒿草点燃，把花生带蔓拔出来，抖一抖沙土，放在蒿草火上烤。花生蔓被烤干燃烧了，花生烤得半生不熟，学生也学着农民的样子用柴棒从火堆里捡出来剥着吃。手弄的黑乎乎的，嘴上、脸上也蹭得像大花脸，但不知为什么，以后好像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花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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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课外活动非常丰富，有篮球、排球、乒乓球，有唱歌、跳舞、器乐演奏。我喜欢早晨长跑、打拳，坚持了四十多年。我也喜欢打扑克，下军棋，偶尔也和牌友钻到铁佛寺的铁佛头里打扑克，那里面可以坐五、六个人，老师也不去那里查，可以放心地玩个痛快。
周末学校一般组织学生去看电影，电影票一毛或一毛五分钱，学校免费发票。看电影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临汾电影院，一个是工人文化宫，这两个电影院现在都变成了酒店，可见社会变迁，让同一个地方有了不同的使用价值取向。看电影的时候，最奢侈的消费是买包瓜子磕一磕。我记得最奢侈的一回，是有一年秋天，看电影时买了一串5分钱一斤的葡萄。学校有时也放露天电影，在临师的那几年，我看了不下上百场电影。
老三届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这三届学生出生在1949年前后，基本与共和国同龄，上小学时期是共和国的初年，生机蓬勃，充满阳刚之气，心态都非常阳光。上完小和初中遇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拮据，但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使这一代人比较早熟，老一辈常夸我们这一代人懂事。上高中和师范时期有不间断的各种运动，使这一代人社会经验比较丰富。老三届的学生多才多艺，我们班的赵正雄，汾西县人，出版过好几本书，曾任汾西县的文联主席。丁德信，新绛县人，任新绛县宣传部副部长期间，把绛州锣鼓推到了全国，推出了国门。
最遗憾的是1968年毕业分配，因为还在文化革命时期，同学们分为不同的派别，没有全班同学的毕业留念照。我们班的39个同学，已有6个男同学过世了。2016年聚会时，联系到了32个，五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同学，几乎不认识了，说出名字后，依稀还能看到一点点年轻时的影子。聚会后建了班级微信群，现在，同学们之间几乎天天微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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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8年5月毕业分配回到家乡翼城县，1968年到1971年在甘泉中学、武子官庄七年制学校、浍史村七年制学校教学，当过班主任、管过司务、教务、总务，代理过学校负责人，代过数学、语文、历史、地理、体育课。1971年6月调到翼城县隆化公社任团委书记，1972年被选为临汾团地委候补委员，1974年任隆化公社副主任，1975年调到临汾地委宣传部理论办公室，1989年任宣传科科长，1992年任临汾市委讲师团副团长，2001年评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2008年退休。一生得的最高荣誉是2011年，中宣部授予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优秀工作者”，我把这个荣誉称为迟来的爱。一辈子平平淡淡，没有可记载的轰轰烈烈业绩，也没有可记述的坎坷曲折经历。
我出生于1947年，可以说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就是我的成长史，就是我的忧乐史。同学聚会，常常会说我混得不错，行政级别是副县、职称是正高，退休钱也拿的多。我说，师范学校给同学们职业都一样，一辈子当老师，我也最喜欢接受的称呼就是老师。我和同学们发展不一样的地方，是同学们一辈子教孩子，我中途改行，教孩子的父母，教育对象变了，但老师的职业没有变。现在年过70岁的我，喜欢回忆过去，更想努力跟上当下，感觉这样活着，能忘记老之已至。
一百年前的今天，在这片土地上，开创了临汾培养现代教师的序曲；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在这里赢得为人师表的尊重。百载风雨兼程，百年青春如歌。一代又一代的临汾师范人，用生命启迪智慧，用爱心滋养希望，百年永远不变的是铸造师者魂。
临汾师范，我赞美你，你是我心中的神圣殿堂！
临汾师范，我热爱你，你是我人生启航的地方！
主编 辛宇卉
作者简介
贾成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从事理论宣传教育40多年,擅长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和解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
他能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把政策性的语言大众化，通俗易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听众戏称他为临汾市宣讲马列“第一嘴”。他先后被临汾市委、市政府授予“拔尖人才”，优秀人才称号，省委宣传部授予先进理论工作者和思想宣传战线先进工作者称号。被中宣部授予全国十大“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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