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往事,纪念青春;发现美好,分享感动。 中专生的精神家园,普通人的心灵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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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临汾师范中师66班的学生,1964年入学,1968年分配工作。50年过去了,在师范学习的四年,留下的记忆都成了碎片。但只要走过故地,就知道那些碎片落在什么地方:铁佛寺巍峨的宝塔,城墙上可眺望巍巍吕梁山和奔流不息的汾河,城墙里面斜坡的树木和花草,城墙脚下绿油油的玉米地,还有66和67班教室门前的盛开的桃花……
每每想起,就像一坛老酒。喝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年份酒,觉得有滋有味,临汾师范这坛五十多年老酒,那种滋味是任何年份酒都没法相比的,它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醇厚,但也越来越碎片化。我不愿意把碎片化了的浓厚校情呈现给他人。今逢百年校庆,老学长张聚温邀我写一篇文章,我就把这坛醇厚但度数不高的老酒拿出来,与校友们共享!
当年的师范学生,都是从应届初中毕业生中考中录取的。1964年我在翼城县桥上中学初中毕业,大多数同学都想上高中,继而再上大学。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考上师范,不用交学费,有生活补贴,政府还分配工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那个年代,学生的中考志愿多是班主任老师代填,班主任吴守俭老师给我的志愿书上填了这样两句话:家庭贫寒,拟录师范。
师范改变了许许多多贫困学子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文化革命期间,大学停止了招生,上高中的同学大部分当了工人或民办教师,上师范的学生国家包分配,属于干部序列。我这个祖辈务农,在农村山区长大的孩子成为国家干部,应该说是鱼跃龙门,但命运实质性的改变则离不开学校的培养和老师们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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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纯校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子纯校长是老革命,有残疾。我们入学的开学典礼大会上,他讲的几句话我一辈子都难忘。他说,同学们,咱们学校的老师,没有毛病的是没有的,但没有本事的也是没有的。你们来学校是向老师学本事的,不是来挑剔老师毛病的。老师的毛病我来管,你们只管学本事。那时不理解校长讲话的用意,随着与老师们不断接触和了解,对校长的这个讲话理解越来越深,以至于对我参加工作后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对待人才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张校长擅长讲语文课,他平常不代课,但给每一届学生都要讲《过秦论》。他的这堂课我终生难忘。张校长用规正的粉笔字,写一句,念一句。写完一段后,背对黑板,面对学生,一句一句地释成白话文,史论结合,充满激情地讲解,并要求同学们熟记和背诵。
张校长解读说,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普遍现象。我们党要长治久安,必须靠得民心,靠发展经济,靠建设美好的国家。同学们要有理想、有抱负,靠知识、靠能力为人民服务,为党工作。不能靠祖辈的功德,也不能靠父辈的财富。只有靠自己的德才,才能一生在社会上站得住脚。
那个年代,防止和平演变是政治主题。当时自己年龄还小,对张校长的深刻解读不太理解。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工作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对张校长的解读感悟越来越深。
临汾师范的老师都非常优秀,他们的专长绝活、敬业精神、人品威望,在学生心目中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张守中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代语文课,文章很有水平和见地。
魏大义老师的历史课,生动活泼,他讲的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故事细节,让人如身临其境,我现在讲井冈山红色革命文化的时候还在引用。陈修文老师的地理课,绘声绘色,好像把学生带到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特别是他对地理特征的细节描述,丰富了我们的地理知识,也成为我讲课时的地理知识底色。尹德初老师的数学课,特别注重让数学走进生活,生物老师赵沈军像母亲般仁慈善良,音乐老师张淑兰特别腼腆爱脸红,图画课老师邓相堂,特别可亲可爱有趣。体育老师张仰载的长拳、棍术和威风锣鼓,成为我日后参与社会文体活动常常表演的项目。李明亮老师的严格要求、秦德祥老师的认真细致、景登让老师的平易近人、校团委书记王淑兰老师的团结活泼、刁元香老师的快人快语……他们的个性特征和负责的工作精神,感染和影响着每一个学生。
在校期间,我特别喜欢看书、看报、看杂志,几乎天天去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的张静堂老师就对我网开一面,她对我说,你爱看什么就拿什么,还回来就行了。宿舍里十点统一熄灯,爱看书的学生就坐在路灯下看。临汾师范的图书馆藏书和资料在临汾是屈指可数的,有建校初期的报纸、杂志,我印象中有1919年的,可惜的是在文化革命中丢失了。这是临汾师范学校在图书资料方面的最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文化损失。
我之所以写了这么多老师,因为临汾师范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太大了。这个影响不是个别老师,而是一个老师群体,是一个优秀的老师群体,是一个“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老师群体。正是这个卓越的老师群体,让学生在学习成长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懂得了感恩师长,感恩社会,感恩国家。老师们的谆谆教诲,让我们多了一份沉稳,多了一种睿智,多了一种责任。走上社会后,学生们都能用学到的知识努力工作,成为奋斗的一代,忠诚的一代,没有辜负老师期望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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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学生不像现在,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们在临师上学时,除了学习,还要参加各种劳动,种过地,盖过房子,收过庄稼。学生参加学校的劳动主要分两块,一是种地,学校内沿着城墙脚下是一大片耕地,种些蔬菜和玉米,也种过小麦。二是自己做冬季取暖的煤泥块。
那年学校要盖两排办公用的平房,让老师和学生自己动手。从挖地基开始,各班轮流干。我爷爷、父亲是木匠和泥瓦匠,从小耳濡目染,多少会一点儿。轮到我们班时,我就成了大工,负责砌砖。这两排办公用的平房在山西师大盖图书馆时才拆掉,拆掉前,我每次去山西师大,都会不由自主地在这两排平房前驻足停留,看着自己几十年前砌的那面不太整齐的墙,常常陷入回忆与沉思。
难以忘怀的是,到农村帮农民收秋粮的情景。劳动休息的时候,农民把蒿草点燃,把花生带蔓拔出来,抖一抖沙土,放在蒿草火上烤。花生蔓被烤干燃烧了,花生烤得半生不熟,学生也学着农民的样子用柴棒从火堆里捡出来剥着吃。手弄的黑乎乎的,嘴上、脸上也蹭得像大花脸,但不知为什么,以后好像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花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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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课外活动非常丰富,有篮球、排球、乒乓球,有唱歌、跳舞、器乐演奏。我喜欢早晨长跑、打拳,坚持了四十多年。我也喜欢打扑克,下军棋,偶尔也和牌友钻到铁佛寺的铁佛头里打扑克,那里面可以坐五、六个人,老师也不去那里查,可以放心地玩个痛快。
周末学校一般组织学生去看电影,电影票一毛或一毛五分钱,学校免费发票。看电影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临汾电影院,一个是工人文化宫,这两个电影院现在都变成了酒店,可见社会变迁,让同一个地方有了不同的使用价值取向。看电影的时候,最奢侈的消费是买包瓜子磕一磕。我记得最奢侈的一回,是有一年秋天,看电影时买了一串5分钱一斤的葡萄。学校有时也放露天电影,在临师的那几年,我看了不下上百场电影。
老三届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这三届学生出生在1949年前后,基本与共和国同龄,上小学时期是共和国的初年,生机蓬勃,充满阳刚之气,心态都非常阳光。上完小和初中遇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拮据,但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使这一代人比较早熟,老一辈常夸我们这一代人懂事。上高中和师范时期有不间断的各种运动,使这一代人社会经验比较丰富。老三届的学生多才多艺,我们班的赵正雄,汾西县人,出版过好几本书,曾任汾西县的文联主席。丁德信,新绛县人,任新绛县宣传部副部长期间,把绛州锣鼓推到了全国,推出了国门。
最遗憾的是1968年毕业分配,因为还在文化革命时期,同学们分为不同的派别,没有全班同学的毕业留念照。我们班的39个同学,已有6个男同学过世了。2016年聚会时,联系到了32个,五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同学,几乎不认识了,说出名字后,依稀还能看到一点点年轻时的影子。聚会后建了班级微信群,现在,同学们之间几乎天天微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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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8年5月毕业分配回到家乡翼城县,1968年到1971年在甘泉中学、武子官庄七年制学校、浍史村七年制学校教学,当过班主任、管过司务、教务、总务,代理过学校负责人,代过数学、语文、历史、地理、体育课。1971年6月调到翼城县隆化公社任团委书记,1972年被选为临汾团地委候补委员,1974年任隆化公社副主任,1975年调到临汾地委宣传部理论办公室,1989年任宣传科科长,1992年任临汾市委讲师团副团长,2001年评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2008年退休。一生得的最高荣誉是2011年,中宣部授予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优秀工作者”,我把这个荣誉称为迟来的爱。一辈子平平淡淡,没有可记载的轰轰烈烈业绩,也没有可记述的坎坷曲折经历。
我出生于1947年,可以说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就是我的成长史,就是我的忧乐史。同学聚会,常常会说我混得不错,行政级别是副县、职称是正高,退休钱也拿的多。我说,师范学校给同学们职业都一样,一辈子当老师,我也最喜欢接受的称呼就是老师。我和同学们发展不一样的地方,是同学们一辈子教孩子,我中途改行,教孩子的父母,教育对象变了,但老师的职业没有变。现在年过70岁的我,喜欢回忆过去,更想努力跟上当下,感觉这样活着,能忘记老之已至。
一百年前的今天,在这片土地上,开创了临汾培养现代教师的序曲;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在这里赢得为人师表的尊重。百载风雨兼程,百年青春如歌。一代又一代的临汾师范人,用生命启迪智慧,用爱心滋养希望,百年永远不变的是铸造师者魂。
临汾师范,我赞美你,你是我心中的神圣殿堂!
临汾师范,我热爱你,你是我人生启航的地方!
主编 辛宇卉
作者简介
贾成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从事理论宣传教育40多年,擅长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和解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
他能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把政策性的语言大众化,通俗易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听众戏称他为临汾市宣讲马列“第一嘴”。他先后被临汾市委、市政府授予“拔尖人才”,优秀人才称号,省委宣传部授予先进理论工作者和思想宣传战线先进工作者称号。被中宣部授予全国十大“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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