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立梅
我是昨天早晨才看到《外婆史诗》这本书的。
这个星期的中间三天，我到浙南的庆元，参访了两个古村落。一个是办春晚比中央电视台还要早两年（1981年）的月山村，这个古村落有一千多年历史，村头的如龙桥建于明代天启五年（1625），不用一颗钉子，系国保单位。另一个是县城南边的大济村，这个村历史上出过26名进士，其中北宋18名，南宋7名，明代1名，而且都是姓吴的，庆元22万人口，三分之一姓吴。庆元出的33名进士，近80%都出在这个村，因此被称为“进士村”，历史文化十分丰厚。20日那天，举行了大济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庆典。我21日回到东阳，当我拿到《外婆史诗》时，已经是昨天早晨了。
拿到这本书，就为别具一格的封面装帧吸引。这本书以东阳土布荷花被图案为底色，荷花被是旧时姑娘出嫁必备的嫁妆，是“棉被布帐”中的“棉被”。隶书的书名题签疏朗大气，充满书卷气。
昨天上班，把这本书带到办公室，准备抓紧时间浏览。但杂务很多，一下子不能进入书中。昨天下午，上卢初中杜栋梁校长来访，看到这本书，他说，哦，卢文丽是我们学校校友，她对母校很有感情的。我说，明天上午她在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有空去一下。
昨天晚上，我花了近两个小时，粗粗翻了一下。这连一目十行都谈不上，因此，我只能泛泛而谈。不过话说回来，让我仔细看三遍，也不可能有深刻的见解。
近十来年，除了人物传记，我基本不看长篇小说。因此，惭愧得很，封底的四个人——李洱（《花腔》）、艾伟（台湾影视演员）、叶弥（《成长如蜕》）、赵伯田（《南华录》），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今天上午在图书馆开会时才百度一下，总算有所了解。但我对他人的评论向来持保留态度，主张用自己的眼光去评判，虽然这眼光未必独到。
评价一部作品，不仅要看“面子”，关键还要看“里子”。“里子”就是作品的内在。桐城派作家提出三条标准：义理、考据和辞章。换成现代标准，就是思想、生活和技巧。如果是好作品，乃至伟大的作品，流芳千古的名著，则需要加上三个定语，成为深邃的思想、丰厚的生活、娴熟的技巧。如果看《外婆史诗》，虽然深邃的思想还无法下定论，但生活的丰厚和技巧的娴熟庶乎近之。
《外婆史诗》，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知道，小说离不开想象虚构，但东阳人看这部小说，觉得纯粹是写实的作品，是现实的原生态的记录，反映了生活固有的面貌。作品中的山川风土、世态人情、方言俗语，营造了人物特定的生活场景，其中以浙中地区的东阳为基础，延伸到杭州、上海——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东阳人的活动区域和进取方向。我作为东阳人，看这部作品，感到特别亲切，在浏览的同时，似乎也在印证祖辈、父辈以及自身的经历。不过也应当承认，由于年龄的代差，或许是作者在东阳生活的时间太短，作品对东阳民情风俗的描写固然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在我看来，离真实的状态、理想的表述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距离。
评论家们看小说，常用主题、题材、人物、情节、环境评判小说的内容。主题属于思想范畴，优秀的小说，其主题并不单一，往往具有多义性，由于阅读的仓促，我对《外婆史诗》的主题不敢妄评。题材也显而易见。这些在小说封底的飘口上都有。
关于人物，这部书塑造了以外婆为中心的群像，是特定的一方土地上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人群。作者熟悉这一人群，因此笔随意到，流畅而生动，往往具有诗意的美，这使得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外婆固然是核心人物，其形象的丰满度决定了作品的成败。旧时的妇女，大多在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的琐碎生活中逐渐耗去了自己的生命。因此，旧时家谱在为妇女立传的时候，往往没有什么具体的事迹可写，只能以“淑仪”“阃范”“壼德”之类抽象的字眼加以赞扬。可是我们看“外婆”蒋小娥，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外婆的形象丰满而生动，在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劳动妇女的形象中独具一格，这使得这部作品不仅立得起来，而且具有独特的地位。美中不足的是，外婆的形象似乎太过完美。
由于以家庭妇女为主人公，生活平平淡淡，缺乏离奇的故事、跌宕的情节，小说不大可能以情节见长，那就要求作者必须在描写上下功夫。作品的语言描写、细节描写都颇见作者的功力。“外婆”的身世大多由“外婆”对作品中的“我”叙述的方式进行，表面上看是对话描写，实则是内心独白。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往往容易让人沉闷，但外婆语言之风趣、幽默和丰富，如风行水上，给人带来阅读的快感。
环境描写，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前面所述的风土人情即属于社会环境。人物的命运大多被社会环境所左右。社会环境大而言之就是时代背景，历史洪流裹挟之下，人们大多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外婆史诗》中的人物也是如此。我感兴趣的是作品中仿宋体字部分的文字，这些文字最能折射人物所处的政治环境。人物的命运往往是和时代碰撞的结果，作家的使命，就是把这个过程还原。贾平凹曾说：“把个人和时代的交叉点写出来，就是伟大的故事。”蒋小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漫长一生，可以折射那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作者把她的经历写成功了，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一个东阳人特有的故事。
我们看古代的书评家们，评论的重点大多在技巧方面，如蔡元放评点《东周列国志》，金圣叹评“六才子书”，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金瓶梅》，脂砚斋评《石头记》。有意思的是蔡东藩写《历代通俗演义》，自写自评，时不时自赞其笔法之妙。技巧的外延，包括结构、语言、技法等等。《外婆史诗》从“我”的视角，串起许多人物，与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有些类似。语言颇富张力，充满东阳乡土风味。作者以女性的细腻笔触，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像我这样的年龄，追求真实，崇尚客观，对虚幻的东西有着莫名的排拒。而《外婆史诗》极富真实感。真实感来自作者对历史、对生活、对乡土的把握，并将此把握艺术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我无法辨别何者占更大的比重，但我在情感上偏向前者。唯有真，才有善，才能谈得上美。作品只有具备认识功能，才能具备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在此，我不由得想起另一部东阳人所著的作品《人之初》，其作者张炎禹，1941年生人，1957年毕业于东阳二中，1961年毕业于东阳中学，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从事城市规划设计。他年逾古稀73岁时才动笔写回忆性文字，对成长之地红椿巷区域及东阳老城其他地域上世纪40年代初直至50年代中期的风土人情作了清明上河图式的描写，时代变迁中社会底层人物的妍媸美丑均生动展现，为后人了解东阳老城的那时、那地、那人提供了极佳的素材。在我所见的近年出版的表现东阳乡土的作品中，《人之初》和《外婆史诗》都是我推崇的作品。
附带吹毛求疵，作品有几处时间错位。229页赵马坦1960年代的笔记中出现的唢呐名曲《乡村来了售货员》是1972年的作品；231页《浙江日报》1965年10月4日通讯中歌曲《读毛主席的书》是1966年的作品；《红星照我去战斗》，是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该电影1974年公映，1965年不可能出现此歌。另外赵金川口中的国骂“他妈的”，老一辈东阳人不大会用，用的是更为俚俗的话语。这些当然属于细节，但细节的微瑕足以动摇作品的真实感，进而对作家的水平产生怀疑，不可等闲视之。
2016.4.2
ISBN：9787532157327
作者: 卢文丽著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11
有关报道见2016年4月27日《东阳日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