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之歌》是时空错位电影的鼻祖之作，也被后来无数电影人进行效仿和致敬。无论是《滑动门》、《罗拉快跑》还是《蝴蝶效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无与伦比的独创性正式从这部电影开启。
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每天都急匆匆地去赶同一班火车，一次他到时火车正缓缓开出站台，于是有了三个不同的故事，就像三条不同的命运之路，每条路都带他进入一个不同的社会环境。
一条路是他赶上了那班车，遇到一位共产党员，受到鼓励加入了执政党；另一条路把他带入完全相反的道路，他追车时撞上警卫，被拘留、判刑，跟一名政治犯关在一起，结果自己也成了“反X份子”；第三条路是他没能赶上那班火车，而巧遇一个过去的女同学，后来顺理成章地结婚、从医、因公出国遇空难……
赶上一辆火车，赶不上一辆火车，人生从此开始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这就是所谓命运。而问题是我们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基耶斯洛夫斯基总是将主人公放入两难的境地，却不提供解决方法，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焦虑”。这和他生活的国家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
在这种深深的焦虑之中，基耶斯洛夫斯基为世界奉献了《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又名《两生花》）、《蓝》《白》《红》三色系列，以及日久弥新的《十诫》系列等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政局风起云涌，而波兰国内，权威、社会团体以及百姓之间也是各股势力暗流涌动。此时入行拍电影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一代，毕竟相较于更早的时候，七十年代波兰已经完成政坛更替，社会氛围正在松绑。
他在采访里面说，由于审查机制的存在，当时的电影人和观众之间通过艺术理念建立了一种微妙的相互经验。当审查彻底被废除之后，艺术家看似可以直抒胸臆，但观众们也逐渐丧失了解读电影弦外之音的敏感能力。
这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冷战背景下，他凭借只拍波兰人和波兰故事，冲破了东方，走向了西方。
基耶斯洛夫斯基是有口皆碑的“劳模”，拍十小时恨不得用五十个小时剪；他55岁早逝，过劳的确是个重要原因。他拍电影切入角度也是相当清奇：“反映一个人良心真切、却又做不了任何事情。”如此情境制造出来的产物，也是当代波兰电影的重要关键词——道德焦虑。
很少有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此“节约”的导演：他自称“永远在拍同一部电影”；每一部电影的情节、人物设定，都和之前的相似，场景甚至台词干脆可以有大面积重叠或互文，甚至连背景音乐都用同一位“荷兰作曲家”（但其实这人不存在），只因主题大义其实都可归一。
资料显示，无人能出其右的“《蓝白红》三部曲”的整个拍摄周期，不过是1992年的9月开始到1993年的5月结束，中间平均每部影片的拍摄周期是两个月。
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如此高强度的创作是如何消耗了大师的精神和身体，但是这样的工作效率和艺术表达欲望上的旺盛，让人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还有太多太多艺术创想没能来得及呈现的艺术家。
我们回到这部拍摄于1987年的《机遇之歌》，这部电影另一个译名是《盲打误撞》。似乎将“把握机会”与“撞大运”颇有意味的组合在了一起。而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波兰电影的C度也是如此之大！
这部影片设置了一个具体的政治世界，需要主人公被迫地面对，但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更着重强调的是人们生活中的危险因素，即命运的力量。成为积极分子，坏分子，或保持中立，在他看来都取决于偶然的因素。
少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天资聪慧却不爱上学，第一个职业梦想竟是锅炉工，结果被父亲送进消防员学校；接受了两天生活的“毒打”，马上改弦更张，在叔叔的指点下报考波兰国立罗兹电影学院，却两次都名落孙山；第三次终于考中，终于成了长辈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一问励志理由马上人设崩塌：我一定要上电影学院，只是想告诉当初拒绝录取我的人，你们就是混蛋。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自己波兰时期影片中大做减法——画面流动速度、色彩饱和度、色调明亮度上，都在精心的设计下，低于生活中的类似场景。显着比普通人的境遇还不如，普通人就能接受影片里那些明显异于自己熟悉的世界的各种设定了。
在生命的倒数第六年，基耶斯洛夫斯基移民法国，为了和自己的身体赛跑，变得高产的同时，他的每一部电影本身大量地做加法：大牌的阵容、精良的制作、华丽的画面……在前所未有的自信的同时，昔日夹缝里算计着省着过、却藏都藏不住的敏感细腻，似乎和故土一样，与他渐行渐远。
导演: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编剧: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主演: 博古斯瓦夫·林达
豆瓣 8.6 IMDb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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