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中尉的女人》剧情/爱情/女性/1981/英国戏中戏，情外情，堪称英国教科书级的电影。
约翰·福尔斯是一位有着卓越的后现代文学创作自觉性和深刻社会责任心的作家。曾获国际笔会银笔奖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是福尔斯的代表作。国内外对这部后现代历史小说作出了叙事艺术、存在主义思想、女性主义精神、影视改编等方面的研究，很有价值。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具有后现代人文关怀的福尔斯塑造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反叛女子，显然是有其文化用意的。鉴于此，从后现代的文化角度去分析把握这部作品就显得极为必要。
从历史文化视角看，小说背景设置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是意味深长的。维多利亚时期六十多年的时光，其中前半部分体现出的主要是一种理性的乐观，后半部分虽然渗入了怀疑的情绪和理性的危机感，但是总体而言，人们对长远发展还是持积极心态的。
因此，当时社会的总体思想特点是理性和乐观。相比之下，《法国中尉的女人》主人公莎拉的最大不同在于，她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她坚决地反抗启蒙理性的种种规约，彰显出一种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
基于此，从莎拉对抗西方启蒙文明三个方面的形象特征入手——直觉性思维、神秘性身份、反“被看者”姿态——分析该形象身上彰显的非理性、反阐释性、反边缘性等张扬自身权力意志的后现代的生命内涵。
小说中，莎拉是个从不按常规定见或理性的方式思维和行动的女子，她遵循后现代文明显著的非理性原则——直觉。其直觉性，在小说中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她对世界的直觉认知。跟小说中其他人物不一样，莎拉“我说的是她的心，因为她更多地是用心灵而不是大脑来计算价值。她能感知空洞的辩论、错误的学术研究和重要逻辑的矫揉造作，只要她能遇到这些东西，她还能以微妙的方式看透人，她只是看到了它们原来的样子，而不是它们想要的表现样子。”
从后现代角度看，莎拉依靠心灵判断，也即直觉判断，而不是理性复杂的枯燥的逻辑推断，无疑使她能够跳出世俗的常规的范围，获得一种瓦解传统理性认知的更直接、更灵活、也更生动的视角。
二是莎拉对宗教采取的直觉态度。西方的理性传统中，一个是哲学，一个是宗教，它们共同构成人类认知世界本源的两个维度。莎拉在世俗社会，能以直觉的方式获取自己认定的真理，在信仰的维度里，小说没有直接说明莎拉是否有高深的宗教见解。
但是，当她的主人波尔蒂尼夫人之流信仰着虚无缥缈的上帝时，莎拉没有听从主人的声音，顺从俗流，没有媚俗，而是听从内心的声音，认为“上帝确实存在”。
这个“存在”的上帝是否还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这里不需要过多讨论，非常明显的是，莎拉信奉的是自己真实的感受，而非钳制人心、异化人性的虚无上帝。从尼采的思想看，莎拉对形而上的上帝的拒绝，无疑是高扬了人的一种本真的生命强力。
三是莎拉对自我心灵的直觉感知和生命感悟。身处虚伪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莎拉，被世人视为洪水猛兽，她在世人给她造成的地狱中，真切地体验着自己的孤独和寂寞。她说：“我的生命一直沉浸在孤独中。
好像命中注定，我永远不会和别人建立友谊，永远不可能安居于自己家里，永远看不到这个世界，我必须作为被普遍性排除的例外才能看看这个世界。四年前我父亲被宣告破产，我们所有的财物都被卖掉了。
也就是从那以后，我也一直有一种错觉，认为一切的东西——哪怕是椅子、桌子、镜子——都意图增加我的孤独。它们说，你将永远不能拥有我们，我们永远都将不会是你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莎拉的孤独感，无疑是她的个体化存在与社会化存在的断裂和疏离的表现。
这种疏离与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孤独主题无疑是一致的，它们共同表现出反传统的存在者与既定社会的深刻的危机感。
四是在直觉之下，莎拉所有的特立独行都真诚地指向自我的真实需求。当莎拉面对查尔斯的痴恋以及唾手可得的传统家庭幸福的时候，她却选择了离开，因为莎拉直面自我真神：“我相信我毁掉我们之间已经开始的东西是对的。它里面有虚假的东西……自然之物被人工之物掺了假，纯洁的东西被不纯的东西所掺杂。我相信那就是两年前发生的事……我非常清楚我担任了什么角色。”
她直觉地感受自己的角色和欲求，脱离“官方认证”的幸福的生存模式，走向了自己的道路。莎拉以直觉形式观照自身的欲望，其最明显的特点可以借用后现代女性主义埃莱娜·西苏观点来加以概括，即它是一切可能性，具有无限和流动不居的复杂性。
莎拉遵循欲望直觉而不是社会理性规则，按西苏的观点，即可从而可以从她身体秩序的无数端口去探索真实的自己。
埃莱娜·西苏非常肯定人对本真欲望的直觉和还原，因为，“本我是所有欲望的源泉，所有欲望冲动都是人最可贵的力量”，而且最终是“欲望而不是理性，这才是逃脱传统西方思想种种限制性概念的手段。”
莎拉正是凭借直觉，还原了欲望的真实性、当下性和灵动性，以一种后现代文化女性主义崇奉的“白色墨水”抒写出自己生命，拓开自己的命运。
可见，直觉使莎拉具有了愚遵理性之道的人们所缺乏的一种本真生命的在场，继而她的生命可以呈现出一种变动不居、神秘莫测的生动面貌。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逃逸维多利亚时期理性的分析、归纳和总结的直觉型生命使莎拉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他者”，但是却也成为了后现代人物画廊中的一个典范。因为所遵循的直觉，从根本上说，是对后现代文化高举的肉身价值、生命力量的积极肯定。
莎拉的特点除了依靠直觉指导行动之外，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反对阐释。这一特点，小说由两个方面加以展现：第一是个体莎拉隐藏了自己行为和思想的因果联系，使其在阐释链条中造成能指的模糊性。第二是代表普遍女性的莎拉具有女性一般的歧义性。
莎拉的行为具有能指的模糊和所指的无法复原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小说中艺术化表现为莎拉的神秘性。
通常而言，“神秘”是一个表述交流主客体发生认知关系后所产生的结果的词，其核心在于，它并非一种完全沉默的、黑暗的和不存在的状态，也不是一种喧哗的、光明的清晰在场，而是在暗示一种断断续续的存在，这种存在使认知客体其能指模糊不清变得朦胧不清，原初所指无法被确切界定。
小说中，不为世人所容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的面罩下生存，编织虚假的失身故事，最后又“莫名”地消失。从小说开始到结束，她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却蒙在面纱之后，也即她存在于那些变幻莫测的外表之外。人们很难了解莎拉究竟是什么人？是天使，还是魔鬼？是有灵感的人，还是处心积虑的演员？
小说中所有人，包括最爱她的查尔斯，都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种神秘性的产生，一方面有莎拉并非小说非叙述者的原因，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后现代反阐释观对传统阐释学的反抗。因为传统阐释学遵循一种自明的哲学依据，即认为所有的现象背后有某种本质和规律，表象和意义、能指与所指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符号和意义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同一性关系。
后现代拒绝阐释，因为世界没有本质、没有权威，能指是破碎的，意义并非天然存在的，而是在无限开放的对话中产生的。因此，从能指的不确定性角度看，莎拉的反阐释性，主要归因于莎拉以本真生命为能指所必然具有的复杂性对追求单一的意义阐释的反抗，以及莎拉膨胀的能指所必需的对话性与阐释者的贫乏性矛盾。
莎拉用神秘反抗阐释，还体现为女性的生命歧义性，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不可知性。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具有根本上的歧义性是女人的特征。因此，莎拉对自己也是极难确定的：她是一个斯芬克斯。莎拉的神秘，对莎拉自己尚且如此，男性要阐释其行为，就更不可行了。
因此，小说男主人公查尔斯在看到广场的一座雕塑时，感叹他和莎拉是一座连体雕塑，但是从底座上他们又是截然分开的陌生人。即便是具有现代意识和眼光的作者约翰·福尔斯，在面对自己塑造的人物莎拉时仍只能无奈地问道：“莎拉是什么人？她是从什么样的阴影中出来的？”
由此，莎拉的神秘不是作者有意构设的，而是作者作为一个男性对莎拉这样的不同于传统的新女性其心理的一种本质的陌生和不可理解造成的。因为无法认知，所以莎拉的行为必然是自我和他人均无法阐释的。
值得注意的是，莎拉思想及行为对传统阐释学的抗拒，与典型的后现代反阐释思潮稍有不同，后者意义的“阐释性”，也即“给定性”，而前者则强调了意义的多元性和模糊性，藉此反对传统阐释理论强调的意义的单一性和明确性。从更深层的文化意义上说，莎拉的神秘性也即对理性僵化的、强制的，界限分明的思想表达结构的反抗。
整部小说的叙述中，莎拉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明显的看与被看的关系，而由始至终，莎拉从来没有发出自己的叙述声音而一直处于“被看者”客体的位置。从表面看，作品中的看与被看，只是建构叙述张力的需要，观看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
被观看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看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并通过内化观看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福柯对“看”与“被看”之间权力关系的揭示，无疑是一针见血的，但福柯比较多地看到的只是这组关系的稳定性而忽略了其运动性，因此稍有悲观之嫌。
小说中的莎拉就是一个陷于福柯的“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处境，并借用其“被看者”身份颠覆“看者”中心权力的例子。
小说中，莎拉是最没有地位的“被看者”，因为她出身贫寒，更为重要的是她是人们道德凝视中的羞耻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可怜的悲剧人物”。作为一个失足女子，莎拉不仅遭遇大众居高临下地“看”，还遭遇带有歧视的男性的“凝视”。
然而，这种悲剧是否真的完全无法逆转呢？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给出的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莎拉虽然是一个极端边缘化的女子，但是，她做到了借用自己的边缘身份以拒绝权力。
小说中，莎拉完全不顾标准的女性“理想”形象规范，无论外在形象和行为上还是内在的心灵自由和独立上都“标新立异”，我行我素，完全打破了男权社会的期待视野，成为权力统治不了的异端。
更为重要的是，她不仅打破了男性的“看”的习惯性期待，而且她还借此逆转了“看”与“被看者”的权力关系，即她以可耻的“悲剧人物”为起点，利用自己作为“悲剧人物”的非常规性，使自己神秘化甚至妖魔化，最终赢得小说中少数真正占据权力的资产阶级男性查尔斯的注意和青睐。
莎拉扭转边缘局面的制高点是她以失身者的身份将自己交付给查尔斯，继而却抛弃查尔斯，因为此时的莎拉凭着查尔斯的爱完全可以改变自己一文不名的境遇而取得常人所羡慕的生活，但是，她没有屈从于权力，而是遵从内心的真神，选择放弃。
在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博弈中，倘若从长远的胜利看，莎拉放弃可得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力这一跳板，无疑是失去了创生更大及更多人权力的可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个人奋斗者莎拉已经利用自己“被看”的位置，利用男人的力量，使自己从被边缘化的位置走向了中心。
莎拉特立独行的形象与维多利亚时期任何反抗者形象是不同的：她没有囿于理性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是先锋性地彰显了后现代文化觉悟和行动——批判理性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强调非理性主义、多元主义等，从而使自己的生命绽放异彩。
作为有着敏锐的后现代文化嗅觉和自觉性的福尔斯，很清楚地看到了西方理性文明发展到二十世纪，人已经被金钱、身份、地位、男权神话等一系列事物异化而脱离了人与自身亲近关系的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小说将人物设置为维多利亚时期，是作者以陌生化的形式艺术性地强化当代社会仍然存在的僵化理性文明的种种病症的匠心独运。
而小说女主人公莎拉则是一面由后现代材质打造的伪维多利亚之镜，在对比之中，观照出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文明的种种弊端。
基于此，小说核心人物莎拉基本可以视为福尔斯对历史的一种回顾和反思，视为他探讨20世纪之人对抗传统理性控制，做自己的凯撒及重获生命力的一种尝试
最近重读了一些二十岁之前读过的书。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和《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不朽名著的重逢。
我读过很多很多与“女权主义”、“存在主义”有关的哲学、文学名著，而这部作品是除波伏娃的《第二性》外最让我喜爱的作品。
这部作品虽然写于上个世纪，但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女性思想，刚刚适用于如今我们这个社会。
故事的男主角叫做查尔斯·史密森，32岁，出生贵族，研究生物学，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
他的未婚妻是欧内斯蒂娜·弗里曼，同样出生于上流社会，是“维多利亚”时期典型的传统女性，将结婚生子作为人生信仰。
两人本来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但就当他和欧内斯蒂娜·弗里曼在多塞特郡的菜姆里季斯海滨散步时，他看到海边站着一个穿黑色服饰的女性。
出于人性的善举，他过去提醒这位女性不要靠海太近，这样很危险。女孩转过身时看了他一眼，她眼神中的忧郁让他着迷。
但此时未婚妻却告诉他，这个女性叫萨拉，是一位声名狼藉的人。出生底层、曾经和一个法国军官在一起，后被抛弃。
人们习惯称她为“法国中尉的女人”。大家这样称呼她是带有很强烈的贬义和敌视的，因为这里的“女人”等同于“婊子”。
某天，查尔斯到安德克立夫去寻找化石，和萨拉不期而遇。萨拉看到他之后就跑开了，尽管查尔斯追上去说想送她回家，也被对方拒绝了。
再次相遇时是在波尔坦尼太太家，这位太太也是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妇，她之所以会收留一位“荡妇”，是为了死后能够进入天堂。
两人这次相遇并没有什么交谈，也许是因为阶级有别。不久后，查尔斯对萨拉说自己愿意帮助她离开波尔坦尼太太家。
萨拉拒绝了他，这让他不明白为什么。再后来，萨拉给他讲了自己和法国军官的故事，说自己并不是被抛弃的，而是主动献身的。
萨拉这一说，就更让查尔斯对她动心了。查尔斯虽然已经有未婚妻，但是他并不爱这样的一个传统女人。
在情欲的驱动之下，萨拉和查尔斯两人越过了道德的红线。但就在她们准备拥吻时，查尔斯男仆的出现打断了他们。
这时候，查尔斯给了萨拉一笔钱，让她先去埃克塞特小住一阵子。而他自己则去伦敦喝酒，喝酒之后还去妓院游玩。
他去找妓女的时候，来招待他的也叫萨拉。这让他感到非常恶心。所以，在他返回莱姆里季斯的途中，他决定忘记萨拉，和未婚妻结婚好好过日子。
你以为故事就这样完了?其实不是的。小说的叙述者说这不是真正的结局，是查尔斯虚构的。
真实的结局是查尔斯后来依然去找了萨拉，两个人有过短暂的鱼水之欢。这时候查尔斯发现萨拉其实是一个处女，和法国军官的故事是她虚构的。
故事的结局是查尔斯和未婚妻解除了婚约，他写信给萨拉说自己要娶她。但信并没有送到萨拉的手上，他去找她时，她已经不知去向。
几年后他收到仆人的来信，说萨拉就住在伦敦。再次见到萨拉时，她已经成为声名狼藉的艺术家但丁·罗塞蒂的秘书兼模特。
在最后，叙述者还给出了两种结局。第一种是萨拉和查尔斯有过鱼水之欢后，萨拉已经怀孕，然后生下了一个女儿。
尽管萨拉不愿意嫁给查尔斯，但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她愿意和查尔斯在一起，这种结局比较世俗。
还有一种结局是萨拉和查尔斯尽管有过鱼水之欢，但是并没有让萨拉怀孕，所以最后，萨拉并没有嫁给任何人，查尔斯在被拒绝之后，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活。
看完这部作品之后，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疑惑 ，就像查尔斯疑惑为什么萨拉会不断拒绝自己一样。
为什么萨拉会拒绝一个对自己如此“痴情”的男人?其实，萨拉不光是拒绝查尔斯，她拒绝所有的男人。
因为萨拉她对男权社会感到深深的失望。我们仔细来梳理一下查尔斯这个人物形象就会发现他虽然对萨拉有爱情，但是他并不值得托付。
他会出轨、嫖妓、只想拥有女性的肉体，并不懂得女性的精神追求。他爱上了萨拉，但是依然想让对方回归家庭，而不是两人互相成就。
这是当时社会中的典型男性。萨拉作为一位反叛传统道德、希望过上遵循内心准则的女性，必然是不会同他结婚的，也不会同其他男性结婚。
然而，如果她怀孕了，那就另当别说。毕竟这个男人是孩子的父亲，他就算不能全心全意对自己，但对孩子总是尽心尽力的。
而查尔斯又为什么要放弃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不要，去娶一个道德败坏、出生贫寒的女性?
因为查尔斯是一位存在主义者，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应该遵循自己的内心而活。萨拉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也觉得自己的一生应该遵循自己的内心而活。
但如果两人在一起，萨拉就会沦为查尔斯的
“他人”，“他人即地狱”说的是在那个男权社会下，萨拉和查尔斯结婚，她就会被物化。所以，两人注定不适合在一起。
并且，在那个男权社会中，萨拉要想实现自我，那就是不和任何一个男性结婚，因为一旦结婚，她就失去了自我。
回顾如今我们的社会，有的女性像查尔斯的未婚妻一样传统，依然把结婚生子当做毕生信仰。有的同萨拉一样，想要遵循内心而生活。
但某些女性在遵循内心生活的同时，出现了意外，或是由于亲人催促、或是由于意志不够坚定，于是结婚。
作者在《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作品中设置了三个结局，就对应了女性的三种价值观。如今这个世界上的女性，依然走的是这三条路。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像萨拉这样拥有自我实现意识的女性越来越多了，所以社会中的“剩女”才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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