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属于电影，更属于时代——纪念于蓝去世2周年

此生，她的名字与“江姐”注定无法分割。

她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吻合观众对“江姐”扮演者的想象。

在天津读初中时的于蓝

于蓝出生于1921年6月3日。“七七事变”后，她在北平上中学。

1935年留影

1938年秋天，17岁的进步学生于蓝与好友赵路冲破重重阻碍，来到延安。

于蓝与好友赵路

于蓝的经历单纯，直接从学校来到圣地，这样的单纯让她在日后的整风运动中得以平安度过。

初到延安的于蓝

离开北平前，赵路母亲帮她将原名“于佩文”改为“于蓝”，寓意“希望你们走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赵路在反右运动中险些被打成右派，后抑郁成疾，不幸早逝。

1940年，由于出色的演艺才能，于蓝被调进“鲁艺”，并在那里结识了田方。

1940年11月7日，于蓝和田方选择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这一天，在延河边的窑洞里举办了婚礼。

1948年于蓝在佳木斯

1949年秋天，于蓝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主演影片《白衣战士》，开始了表演生涯。

1950年于蓝正式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科。

1951年，于蓝与张伐共同主演电影《翠岗红旗》，饰演红军家属向五儿。

《白衣战士》和《翠岗红旗》属于新中国电影建立初期的尝试，很难说有多高的艺术价值，加上存留下来的影像效果欠佳，大家欣赏下剧照和海报就好。

于蓝以《翠岗红旗》中的造型登上《大众电影》封面

1952年，于蓝跟于是之合作《龙须沟》，扮演夫妻。这部老舍作品1951年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后宣传效果不错，拍成电影时，除了原版人马，又加入张伐和于蓝等电影演员。于蓝的表演生活化，克制、有分寸。

程娘子与冯狗子打架一场，则展示了她惊人的爆发力。

在采访中于蓝梳理了她对表演的理解：

不是为了泼辣而泼辣，而是根据具体环境：把我这摊子也打了，忍着，不是好像一下子就怒目而视，嚷嚷起来，叉着腰。

回来一看他把我丈夫打了，我就疯狂一样地要去保护丈夫。什么都不管了，一甩就冲过去了就把冯狗子拉开，就跟他拼起来，这个分寸劲要很真实，不是为了拼搏而拼搏，为了泼辣而泼辣，而是由于生活逼迫得你必须得跟他斗争。

1957年反右运动时，于蓝刚从中央戏剧学院培训班毕业，留在实验话剧院与孙维世一起工作。大鸣大放时期，她对某些过激言论怀有不同意见，存疑和思考让她沉默并得以保全。

1959年，于蓝在水华导演的《林家铺子》中饰演张寡妇，戏不多，却真实可信，符合人物身份。

1960年，根据总理指示，上影筹拍人物传记片《鲁迅传》，陈白尘执笔，陈鲤廷导演，演员阵容鼎盛：赵丹的鲁迅、蓝马的李大钊、于蓝的许广平、于是之的范爱农、石羽的胡适、谢添的农民阿有、卫禹平的陈源，都是一时之选。

于蓝为《鲁迅传》作准备

可惜折腾了好几年，最终在1964年宣告流产。个中原因众说纷纭。

于蓝的许广平造型

1961年，在水华导演的《革命家庭》里于蓝与孙道临扮演革命夫妻。影片取材于陶承的自传体回忆录《我的一家》。于蓝读过原著后非常感动，她通过田方了解到水华牵头的第一集体正在组织这个剧本。

于蓝给水华打电话，表达了扮演母亲这一角色的愿望。水华欣然接受。水华拿出剧本初稿后，夏衍亲自修改。于蓝与原作者陶承见面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结成忘年交。

陶承老人文革中被迫害至瘫痪，文革后与于蓝劫后重逢。

影片开头表现年轻时的夫妻生活，于蓝回忆，曾经拍过一个版本：她与孙道临在院子树丛中追逐，镜头给了石榴一个特写，寓意“石榴结子”，然后衔接到孩子们出生。

后来导演可能考虑到两位演员的年龄问题，改为丈夫教妻子识字，镜头拉开，孩子们围在身边。这样的处理似乎更为含蓄贴切，也符合水华一贯的风格。

《革命家庭》中使用的复古合影

影片的头尾也拍过两个版本。黑白版本是于蓝向自家子孙回忆早年经历。而彩色版本则是向一群少年队员讲述。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黑白版本的拍摄在先，彩色版本是重拍的修改段落。

我猜想，或许审片者认为，对着一群少年队员讲述，更能突出老前辈向革命后代“传帮带”的意义吧。

影片开拍后，遭到康生阻挠。认为“作者有个人吹嘘问题。”夏衍据理力争。好在影片完成后，得到主席和总理称许。

于蓝在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莫斯科电影节上， 除了陈荒煤，丈夫田方也以领导身份同行。

1961年6月新侨会议期间，与会者同游香山，周总理见到于蓝特意亲切握手，对在场人员说：“她演了一个好妈妈。”

文革中《革命家庭》被打成大毒草，被诬蔑为给刘少奇歌功颂德。为了批判放映，彩色胶片被强行洗印成黑白片。直到去世，导演水华再也没有看到自己拍摄的这部彩色电影。

于蓝荣获22大明星时的标准照

1962年，文化部推选“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北影入选的有7位：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

也是在这一年，于蓝被小说《红岩》感动，她以副导演身份协助水华筹备电影拍摄。前两稿剧本偏重革命性，面面俱到。夏衍向于蓝提议：“你们为什么不写江姐？她的经历多么感人，她有丈夫有孩子，丈夫牺牲了，她又被捕了，老百姓会关心她的命运。”随后不到一周，夏衍拿出了文学剧本，并特意嘱咐于蓝，江姐属于知识女性，不要演成刘胡兰那样的英雄。

于蓝和庞学勤扮演夫妻

对于许云峰的扮演者，于蓝先后推荐了上影的汤化达，以及北影的田方，均未得到水华认可，直到提出了赵丹的名字。赵丹一直在白区工作生活，又有入狱经历，显然更符合水华的设想。那时，赵丹精心准备的《鲁迅传》下马，《青山恋》无端挨批，许云峰竟成了他生前最后一个电影角色。

厂长汪洋和导演水华陪同夏衍看望摄制组

从1962年筹备到1964年投拍，周遭形势早已风声鹤唳。1964年年中开展文艺整风，夏衍受到整肃，电影成片的编剧只好改为陌生的“周皓”。

1964年底影片结束拍摄，江青忽然要求审片。审片结束她的评语是：“这部影片太糟了，不要修改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 。”在场的副厂长田方、水华和于蓝不知如何是好。

厂里委派于蓝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汇报。周扬不置可否。于蓝事后得知，那时最高领导已作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周扬压力巨大，无能为力。

一筹莫展之际，于蓝偶遇周总理秘书，请总理看了影片，在部分修改补拍后，《烈火中永生》终于在1965年得以上映。

这是于蓝在十年浩劫前出演的最后一部电影。躲过了整风和反右的于蓝，在“史无前例”中成了“牛鬼蛇神”，黑线人物代表。

于蓝在《苦乐无边读人生》这本自述中，回忆了当时一些情况：

我面前有一堆东西，那是纸糊的帽子、衣物，仔细一看还有许多纸条拼做的裙子。每个纸条上都有字，叫我大声念出来“我是陈荒煤的红人”、“夏衍的红人”，念到第三条，我看不太清楚，我是近视眼，看上去好像是“周场”二字，我念出“我是周场的红人”。

身边的红卫兵怒吼了，“你故意装蒜!” “老实一点! ”“再不老实给你厉害看! ”我真不知写的是什么字，我想蹲下去仔细看看，忽然想起周扬也被批判了！啊，明白了！我马上说：“我是周扬的红人!”这才算过了关。

然后叫我把这条裙子系在身上，再戴上一顶纸帽子。红卫兵不许我们抬着头，总是喊着“低头”！谁知我戴的纸帽子太大了，一低头，帽子就掉了下来。如是多次，帽子都掉下来.红卫兵只好不再叫我低头。

文革前于蓝与谢芳参加活动

 厂长汪洋与田方早被关进了“牛棚”，我们这些人在招待所分男女两室居住，男室门楣上贴着“魔窟”二字，女室则是“妖 洞”二字。幸好我的编制在创作集体，而不是演员剧团。演员剧团地处新街口，是电影演员集中的场所，更吸引了各地的红卫兵。听说陈强、张平、谢芳都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多次被斗。

还有一次，在回“妖洞”的路上，有几个十几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树条要抽我。我真难过极了，孩子们什么都还不懂，却学会随便打人。我愤怒地大声高喊：“你们敢打？只有日本人打过我!”这一吆喝，把他们吓回去了。

左起：岳野 赵慧琛 于蓝 夏衍夫妇 沙蒙 孙维世金山夫妇在北戴河

毛主席发表了“五七”指示以后，1968年冬各学校号召学生们上山下乡。我们的两个孩子也要走了。

火车鸣笛了，我顾不得流泪，紧紧抓住壮壮的手和他握别。壮壮不断地说： “放心吧!”“回去吧!”火车缓缓地动起来，此时突然出现陈凯歌，他随着车厢跑动递给壮壮两包香烟。当时我十分生凯歌的气，但是，我却明白了，自己的孩子在社会的影响下已学会了吸烟！而我却什么也不知道，真是一个极不称职的妈妈。我在自己的心底流泪了。

1971年，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中，于蓝从屋顶摔了下来，失去知觉。脸部挫伤让她不得不终止了演员生涯。于蓝在家休养两个月，田方被批准回家照顾，一对患难夫妻以这种方式团聚了。

1974年，于蓝参演了《侦察兵》，扮演革命老大娘。银幕上王心刚一句“大娘，您受苦了……”似乎成了于蓝现实生活的写照。

《侦察兵》片段

十年浩劫结束后，于蓝没有在银幕上露面，1981年，她担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一直没有离开电影。

1978年于蓝参演话剧《于无声处》

在身体还允许时，每逢重大节日，于蓝都会应邀以江姐扮演者的身份与观众见面。

于蓝出演的电影不多，只有寥寥几部。好在，江姐的形象太深入人心，几乎可以说家喻户晓。作为演员，也算无憾了。

对于个人来讲，说实话，于蓝并非心中偶像。她演的电影大都比较革命，不那么革命的，造型上也是衣着朴素。

我更迷恋谢芳的《早春二月》、王丹凤的《家》，王晓棠的《英雄虎胆》这类服装讲究、带点小资情调的电影。

于蓝不属于那种漂亮的大明星，但作为一个艺术家，她值得尊敬。

随着老一辈电影人逐渐远去，这样的艺术家日益稀少。

一生勤勤恳恳、清白朴素，历经磨难却毫无怨言，老一辈影人的乐观和局限一样真切。

像于蓝和秦怡这样的老艺术家，则见证了好几个时代兴衰。

他们的感慨和叹息留存心底，银幕上的形象永远光彩照人。

他们属于电影，更属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