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今探古》文学公众平台与作者约定，必须原创首发且版权共有。作者不得抄袭文责自负。
苍狼白鹿的草原（三）
高名潞
（三）草原暴风雪
和蒙族人温柔敦厚的性格相反，蒙古草原的性格则是暴烈多变的，尤其是冬天的暴风雪。唐代岑参的诗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用于描述四子王旗大草原毫不夸张，甚至在六月盛夏，完全可能出现漫天飞雪的天气。在刺骨严寒的冬季，我们外出放牧，嘴里呼出的哈气可以把皮帽子冻成结满冰凌的冰帽。这种天气最怕的是戴口罩，哈气不但使口罩变成一块“冰片”，还会把脸和口罩冻在一起。我们刚到草原的时候，冬天到蒙古包几十米外的井里打水，回来后鼻子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黑，最后结成一块黑皮，黑皮掉了以后才算好。脸上的制高点是鼻子，所以最容易被冷风冻伤。
在草原，对畜牧威胁最大的是干旱和暴风雪，后者对畜牧业的打击甚至比前者更为致命。如果，冬季草原连续遭遇几场大雪，那么地上的草全都会被雪覆盖，直到来年开春冰融雪化才露出来，这对畜牧业而言无疑是一大灾难。我们到牧区的第二年就遇到了雪灾，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原，牲畜可以吃的草都被雪盖住，只有在少数低洼处长得比较高的枳芨（一种类似芦苇的植物）和荆棘露在外面，但是这些植物只有骆驼能吃，所以，多么大的雪灾都不会危及到骆驼的生存。骆驼不仅不“挑食”，而且它们的三瓣子嘴比马、牛、羊都要巧，可以吃到高矮不同任何类型的植物，而且吃得还特别快，吃到胃里再慢慢反刍。但是，马、牛、羊只能吃盖在雪下面的低矮的、质量较高的草。当雪厚的时候，找到这些草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到山坡的最高处，即山脊朝阳和风容易吹到的地方， 那里的雪往往薄一些，但是因为那里石头多，所以草也会少一些。另一个办法就是用蹄子刨，扒开深雪，让草露出来。在这方面，马和羊都知道怎样去做，但是牛不行，它们只能吃那些露出来的草，它们根本不知道刨雪。更糟糕的是，牛吃草是用舌头卷，不是像马和羊那样用牙啃，牙可以啃到比较低的草，而舌头卷不了低草，所以，牧区的雪灾冲击最大的就是牛群，饥饿致死的首先是牛群，因为它们比别的牲畜都笨。可偏偏我所放的就是牛，那结果真是惨不忍睹。当牛群熬过了半个冬天，可草原仍然被冰雪覆盖的时候，牛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我看到那些瘦骨嶙峋的牛卧在雪地上再也站不起来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死神已经降临到它的头上。开始时我还试图去用尽全力帮它们站起来，可是无济于事。只能眼看着它们死去。我放的那群牛包括母牛、公牛和小牛一共有九十多头，那一年死了至少一半。我的那群牛受灾最重，因为，那是一群荷兰牛和本地蒙古牛杂交的改良牛群，它们比本地牛个子大，母牛的奶也多，浑身都是花，很好看。但是它们的毛特别短，所以极怕冷。
这次雪灾中干了一件至今让我深为遗憾，终身不能忘记的事。一天，我看到一头母牛躺在了雪地上站不起来，我知道死神已经逼近了她。可是她的肚子很大，她怀着的小牛不久就要分娩。牧区牲畜的分娩期是在晚冬和初春，所以，一冬天抗拒雪灾，维持着两个生命，这种消耗对怀孕的母牛而言是致命的，饥饿使很多母牛坚持不到分娩就躺倒了。我看着那只荷兰种改良的母牛，她那时刚满三岁，是第一次怀上小牛，她是一只极温顺的母牛，虽然瘦骨嶙峋，但丝毫不能掩饰她原本亭亭玉立的本色。看着她奄奄一息的样子，我深感悲哀，爱莫能助。她的眼角也挂着泪花，似乎不是为她自己悲哀，而是为她第一个后代伤心。我忽然想到，既然母亲保不住，为什么不把怀在肚子里的小牛救出来呢？于是我顿生奇想，在母牛咽气之前，抢先剖腹，把活着的小牛抢救出来。我简单地考虑一下，觉得可行，于是和蒙族牧民商量，他们摇摇头说，草原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甚至没有人会这样想，牲畜死了，就让它们死去，这是命运。但是，我想为什么不挽留那个还在娘胎之中，没有见到过外面世界的小生命呢？只要有一线可能，我就要争取。于是，我打定主意后，就马上行动，“手术”果然成功了。当我把一头湿漉漉的“早产”的小牛从这只死去的母牛肚子里抱出来的时候，我非常兴奋，我的同伴和牧民都惊叹不已，认为这是奇迹。那是一只小公牛，全身布满黑白相间的图案，真是漂亮、可爱至极。我把它放到屋子里靠炉子最近的角落，用骆驼毛编的绳子把棉袄捆在小牛的身上，晚上睡觉它就和我睡在一起。 我每天用仅有的一点牛奶喂它，有时候没有奶，就用面熬成糊糊喂它。它很虚弱，但是十天以后，它强壮起来，能够站起来了，我们都兴奋不已。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忽然有一天，它又躺下了，奶也不喝，我们很着急，到处找原因，忽然，我看到它的肚脐眼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一个深洞，而且有鲜血不断渗出来！我急得团团转，赶忙找到一些消炎药敷在肚脐周围，并用干净的布把肚脐包起来。可是，这些都无济于事，小牛还是在它“出生”两个多星期以后死去。其原因竟然出自把它从死亡线上救出来的我自己，因为我在剪断脐带时没有给它留下足够长的脐带。脐带是会干缩的，由于剪得短，收缩太深，导致致命性的发炎，从而夺走了小牛的生命，我为自己的无知懊悔不已，它的命运从我的手中滑过。
缺少经验，总要付出代价。刚开始放牧时，不懂怎样和暴风雪周旋，由此有两次我差点儿被冻死。一次是刚刚放牛的时候。早上把牛赶出去，喝完茶，忽然刮起了西北风，马上出去看牛，但是全都不见了。 牧区一刮起西北风，下起雪，十米之外就看不见人了，当地人把它叫做“白毛糊糊”。看到牛没了，就慌了，于是，我和知青孟繁瓒马上骑着骆驼往前追，追啊追，一直到晚上，估计走出了一二百里地，可能到了另一个旗县牧队的夏营盘了。冬天，夏营盘一个人也没有，天黑了，我们不知道到了哪儿，这时，我骑着的骆驼看到了一个夏营盘的羊圈，蒙古人叫做“羊库伦”，黑糊糊的，它就受惊尥起来了，一尥起来就比两层楼还高，于是把我给摔下来了，摔下后，我半天喘不过气来，而那骆驼则自己跑回家了。所幸我们俩还有一头骆驼。这时刮着猛烈的夹着雪的西北寒风，我们俩早上就吃了那么点儿东西，真是又冻又饿。于是我们俩就让那骆驼卧下当一堵墙，我们就躲在骆驼后面。最冷的是脚，其他地儿都还好挨，身上的皮衣和帽子还可以抵挡一下，可脚，虽然我们穿着皮袜子、毡靴，但是依旧抵御不了寒冷。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我们只好把靴子和袜子脱下来，光着脚丫子，孟繁瓒把皮大衣打开，我就把脚揣到他的胸口，然后他把他的脚揣到我的胸口上，这样互相暖着脚，可是这样也只能呆20分钟左右，就得站起来活动，否则就会被冻死。 站起来走走，走一会儿，再坐下，把脚揣在对方的胸口里面，这样，也不知道挨了多长时间，总算挨到天亮。天亮以后，太阳升起，才知道方向。于是我们两个人就骑在一头骆驼上往回走，又累又饿，骑一会儿，走一会儿，直到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才看到一个蒙古包。如果，那时我们看不到这个蒙古包，我们俩绝对会被冻死。脚冻得都肿了，鼻子都已经黑了，脸上布满冻疮， 身上也僵了。蒙族老乡看到我们俩以后，立刻把我们俩弄到蒙古包，然后脱掉衣服，端了几盆雪，用雪给我们擦手和脸，直到恢复热度。他们又用酸奶煮面条，让我们热乎乎地喝下去，然后睡了一天多。两天后，太阳出来了，天也暖和了，我们在蒙族老乡的指引下回到了博愣，那是山达来最北面的一个营盘。第二天回到了我们自己的营盘。
以后才知道，在暴风雪前，应当防止牛群跑掉。如果牛群在暴风雪中跑掉了，当地牧民会等到风雪过后再去找，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暴风雪后牛群自己会回来，牛群都认家，因为它习惯在那里喝水。可是我们没有经验，就去追了，还差点儿送了命。可是，在我以后的人生中，那恶劣的天气和寒冷的暴风雪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并转化为一种毅力，带着它我可以面对任何困境。因为这件事，蒙族牧民记住了我，记得我到北京读研究生，以及在北京工作之后，我们大队的蒙族老乡还几次写信到北京说起我在暴风雪中找牛的事，可能是对我爱护集体财产的一种赞扬吧。其实，那时我们没有想到牛是谁的，而只是想到那是自己的责任。
还有一次，也是暴风雪中，我的牛群中有十几头牛跑到了一百多里地之外，我在两天之后，一个傍晚时刻找到了它们，于是我马不停蹄地把它们赶回家。天黑了，看不见路，我就骑着马在后面跟着牛群，因为牛认识家。记得那时草原上常有专程从包头、呼和浩特到草原来打黄羊的，他们都在夜里开着汽车追黄羊。我赶着牛，听着枪声不停，子弹好像就在头上飞，我也得硬着头皮在黑夜跟着牛群往前走，这样不但安全，而且走得更快。因为牛群会找最近的路回家。不论是跨沟，还是沿着山崖，在我们看来多么危险的路它们都可以走。如果在白天，牧人是不会在那里走的，因为这些地方看起来太危险，宁肯绕些路。我跟在牛群后面，从太阳还没下山就开始往家走，大约走了十来个小时了，我估摸着按照距离，差不多应该到家了，可为什么还没到呢？我不敢再走了，怕方向不对，走偏了，或者走过头了。于是，我决定先停下来，天亮以后，辨明方向再把牛群赶回家。所以我就让牛群停下来，一停下来，牛群马上就卧在了雪地上，因为它们太累了。我也守候在牛群旁，边走边坐地捱到了天亮。好容易捱到天亮，这时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坡了，我忽然发现这地方怎么这么熟呢？原来我和牛群其实就在离家很近的一个草坡上，只要走到草坡高处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营盘了。如果那时不停下来，坚持往前再走一会儿，就回到自己温暖的家了，不用在外面白白多冻两三个小时。我又遗憾又高兴，毕竟带着丢失的牛群，又回到了自己温暖的家。吃完饭后，我倒头便睡，整整睡了两天。
作者带女儿骑马
三十多年后，草原的暴风雪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它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画面，但是它只是一个画面和一个故事，它已经没有任何功利性，它就像老虎一样，只要你不真实地面对它，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美的形式”，一个纯粹的审美对象，所以，也就丝毫没有此时此刻身临其境那样可怕和痛苦。 保存在记忆中的是回味，痛苦转化为一种审美价值，一种不可多得的宝贵经历。这个审美距离甚至让我不把暴风雪看作一种自然灾害，而是一种机遇，它是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人绝对不会遇到的奇观，我带着这暴风雪的经历走过了半生，它使我在下乡之后的人生旅途中受益匪浅，当我面对任何坎坷时，再难的坎，我也相信自己能过去。没有什么能难得倒我。当然，我也不能夸张地说，这是大自然给我的恩赐，只能说那是我和大自然的一种机缘，是我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和大自然相处的不同形式而已。
从1968年9月3日下乡的第一天算起，今年已经是第四十个年头了。这四十年间，我先经历了“土插队”，二十年后又经历了“洋插队”，从内蒙四子王旗的知青到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二者虽然人世迥异，但给我的感触颇为相似。工作多年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并攻读哈佛大学博士。那时我已经四十出头。我抛掉了过去的一切，不论荣誉，还是痛苦，埋头面壁。我到美国时没有英文基础，因为我中学和研究生都是学俄语。我们这一代又从来没用过电脑，我从头来，从学电脑打字开始。记得哈佛苦读，没有在凌晨三点之前睡过觉，在万籁俱静的凌晨，坐在电脑前打字的声音，很像当初躺在大草原听着羊群吃草的声音。两个都是“啃”的声音，它是实在的，只有自己经历过才能体会到它的实在。就像只有真正悟到佛性的和尚才懂得每天念经，念着“阿弥陀佛”时的实在感。我没有把读博士看作摄取知识或者赚取职业资本的学子生活，相反，我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的承受能力的又一次检验。重要的是那个承受、坚持和完成的过程，是它给了我永远可以享用的信心，而不是哈佛大学的那一纸文凭。
本文作者：高名潞，天津21中学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至1973年在内蒙古乌盟四子王旗查干敖包公社山达来大队插队。 1973年至1981年在内蒙古乌盟师范学校先读书二年，后留校任教。1982年至1984年就读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全国科学院博士后奖学金，赴美完成博士后项目，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从事中国古代艺术史，以及西方、东亚和中国现当代艺术研究。发表了许多篇艺术史及批评论文、论著。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