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柏拉图书单
宋继杰
不记得以前给研究生开过书单，应该是没有或者很少，因为我觉得一张书单其实代表一条治学道路的路标、规范、方向，而我自己这些年一直在摸索之中，对柏拉图的研读谈不上已经走出一条确定的路子，所以一般是让研究生也自己摸索，寻找自己喜欢和契合的路子。直到最近才对分析进路的柏拉图研究有些体会了，觉得可以和他们一起通过研读这些著作、跟着这些当代柏拉图大师去领略柏拉图哲学的风采，所以开了这张书单，如果他们也喜欢这个路子的话，是可以省点力气的。
巴门尼德是柏拉图的真正哲学教父（不是苏格拉底）和终极对手，决定了柏拉图哲学的高度或深度，这从柏拉图后期更成熟的著作中显而易见。Mourelatos的这本《巴门尼德的道路》（1970）可谓二十世纪巴门尼德研究的巅峰之作，其中的哲学洞见、文本分析和考据都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他对being意义的解释后来成为Nehamas破解Vlastos“自谓述”难题的利器（印象中这三个人都是希腊移民或其后裔，有语言上的便利和气质上的契合）；我是把这本书当作柏拉图哲学的导论来读的，我现在关于柏拉图的几乎每一个课题都要回溯到巴门尼德和这本书。他还有很多关于早期希腊哲学的论文，字字珠玑，是研究前苏格拉底哲学绕不开的大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分析的柏拉图研究异军突起，Allen选编的这本《柏拉图的形而上学》（1965），是其中最重要论文的合集，包括Cornford, Ryle, Ackrill, Owen, Vlastos, Geach,和Cherniss、Allen等众多英美名家的名文，可以说代表了英美柏拉图研究的“范式转换”，影响深远，二十年来一直是我案头必备之书。
Owen是少有的打通了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大师，极富古典大师派头，哈佛的贵族，满腹经纶，可惜只活了60岁，仅留下20篇论文，篇篇是“炸弹”，去世后由他的学生Nussbaum编辑成这本题为《逻辑、科学与辩证法》（1986）的文集，那种博学和深邃，让人望而却步。
他的巴门尼德论文是当代语义学进路的开山之作，“Plato on not-being”更是为理解《智者篇》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柏拉图学界后来几十年的研究都得益于这篇让我晕了很多年的论文；他对《蒂迈欧篇》年代学的重新定位，一度几乎颠覆了对柏拉图中后期对话的传统排序和柏拉图思想发展的经典论述。但他最大的贡献还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如果没有他的这十几篇论文，二十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将暗淡无光。
幸运的是，Vlastos活了90岁，否则，如果也只活60岁，那么二十世纪的苏格拉底研究就乏善可陈了——有所谓“道德运气”，应该也有“学术运气”吧。60岁前他的柏拉图著作基本上都问世了。1954年的论文“《巴门尼德篇》中的第三人论证”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柏拉图学界制造了一个产业，他的犀利分析几乎将柏拉图理念论置于绝境，连Sellars和Geach这样的分析哲学名家都出来试图捍卫柏拉图，影响遍及整个英美哲学界。这篇论文让我领略到分析的柏拉图研究的无穷魅力，从此醉心于这条进路，不再他顾。尽管他在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哲学领域都留下了大量的关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不可逾越的巅峰之作，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本以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为主的论文集《柏拉图研究》（1981重印本）和那本短小精湛的《柏拉图的宇宙》（1975）。
他是柏拉图的同乡，最懂柏拉图，经常给柏拉图哲学做这样那样深刻的诊断，他是二十世纪柏拉图学界最大的挑战，直至现在，去世近三十年，每年仍有不少论文在回应他的挑战。我曾说他关于柏拉图理念与个物的“实在性程度”的差异其实只是知识论差异的论断，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的遗忘”之论殊途同归，但他更为平实、清晰、坚定又不乏深刻。他和Owen开办古希腊哲学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本领域的人才，现在英美希腊哲学圈执牛耳者，无不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他的影响还会持续很久。关于Vlastos可以说很多。他和他的著作对于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曾把Vlastos、Owen和陈康的照片打印出来贴在新斋办公室的墙上多年，他们是我的“希腊英雄”。
Kahn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最初是在国内围绕Being的翻译的争论的背景下被引介进来的。Kahn把他关于being的语言学研究贯彻到希腊哲学的ontology的探讨中，提出基于系词用法的“断真”意义是理解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甚至亚里士多德的ontology的关键，和Owen的所谓“to be is to be something”的“focal meaning”一道，彻底断绝了“存在”用法的前途。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合集《Essays on Being》（2009）现在是理解希腊形而上学的必读书。但是Kahn的成名作却是《阿那克西曼德与希腊宇宙论的起源》，同时还有关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的专著。他是古典学大师，备受德法同行的认可，记得60年代德国哲学顶刊《哲学史档案》复刊时他被聘为北美主编，傲娇的法国古典学家D. O’Brien曾扬言英语世界只剩下Kahn能让他学到点东西。现当代关于柏拉图的全面系统的研究的大书并不多，我读过的部头比较大的有Crombie的2卷和Friedlaner的3卷本专著，部头小点的有Grube和Gosling的，都很好，但真正让我受益并长期反复阅读的却是Kahn的这两本。不同于Owen的大段大段不加翻译地引用希腊原文“拒人以千里之外”和Vlastos的一行一行公式般的分析令人心惊胆颤，集语言学家、古典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Kahn对读者极为友好，这两本书既可作为普通读者的柏拉图入门读物，也肯定是柏拉图专家案头的必备参考书。在关于柏拉图思想的“统一论”和“修正论”之争中，Kahn属于统一论者，但他却按照对话的年代顺序系统叙述了柏拉图思想的发展过程，前一本《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对话》（1996）集中于早中期对话，他告诉我们，柏拉
的副标题《回归自然哲学》，我就知道，这是我的菜！他印证了我这几年逐渐形成的一个判断：柏拉图哲学仍然在希腊自然哲学或宇宙论这个大传统之中，《蒂迈欧篇》是亚里士多德之前希腊自然哲学的最高峰。只不过他经历了巴门尼德并升华出理念的ontology，从而根本上提升了自然哲学；而从理念的ontology下降到cosmology则是全部后期对话的理论努力。Kahn的研究让我们相信，自从有了巴门尼德的Being，任何严肃的哲学话语都离不开这个概念了；《柏拉图与后苏格拉底对话——回归自然哲学》清晰地梳理了柏拉图后期哲学对话，从《巴门尼德篇》开始，他要为被《斐多篇》所搁置的“自然研究”做理论准备，一步一步建构起可为《蒂迈欧篇》的宇宙论提供背景的Being的理论；或者说，在一个修正过了的理念的形而上学所提供的框架内，一种新的关于自然和变化的理论是如何逐渐凸显出来的。按照这样一条基本思路，《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费莱布斯篇》和《蒂迈欧篇》这些令人头痛的对话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是书对这几篇对话都有精详的分析，可以对照着读柏拉图文本，收获会很大。这样，Kahn的两本书分别阐述了柏拉图是如何抵达《理想国》的形而上学和《蒂迈欧篇》的自然哲学这两座其哲学生涯的高峰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柏拉图。他对柏拉图哲学中重要的数学的作用问题、辩证法的问题等等都给予了不同凡响的系统解释，解决了不少难题。如果我接下来还有时间做点翻译工作的话，这两本当是首选。
Vlastos从《巴门尼德篇》“第三人论证（TMA）”中分析出“致命”的“自谓述（self-predication）假设”，一方面，他的分析方法本身影响了很多人，六七十年代英美出了很多论文，按照这种方法把苏格拉底-柏拉图批得体无完肤，一定程度上应合了反形而上学的潮流，有一段时间我读得非常畅快，那也是我对“开放社会的敌人”颇为痛恨的阶段（现在也痛恨，但尽量不扯上柏拉图了，哈哈）。另一方面，就其所揭示的“自谓述”问题本身，有肯定的和否定的两派，打得不可开交，Vlastos自己后来倒是想方设法为柏拉图开脱。按照肯定的解释，比如“美的理念是美的（the F itself is f）”，共相（Universal）与个物（Particular）混淆，导致无穷后退，理念论大厦将倾；我曾用两年时间写成“跟有与跟名——《斐多篇》中的存有论与语义学”一文，就是站在这个立场概括了这一争论。但后来发现，如果理念论不能成立，那么我守了二十年的《蒂迈欧篇》就满目疮痍、不堪一击了。现在看来，Nehamas是否定Vlastos、为“自谓述”提供积极解释的人中最为成功的，对他来说，“the F itself is f”中的“is”，不是普通谓述系词（Vlastos），也不是不是同一性（Cherniss和Allen），而是，“to be is to be what it is to be”，是揭示本质的，他的方案源于Mourelatos《巴门尼德的道路》中对being的“思辨性谓述”用法的解释，当然也受了亚里士多德“本质谓述”与“偶性谓述”的区分的影响；在柏拉图中期理念论中，to be 是专门用于理念的，个物不能说“是”（比如“海伦是美的”是病句）而只能说“分有”。后期对话就是要让“to be ”有更为广泛的应用，从而修正理念论，发展出一种更适合于自然哲学的理念论。这样就通了。一开始我并没有读懂Nehamas的论文（1979，1982），后来读了按他的思路积极诠释柏拉图中后期思想的一些学者的论文（Turnbull, Silverman等），然后回过头来再读，终于读懂。通过Nehamas，我终于走出了Vlastos的阴影，一晃十年。《本真性的美德——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论集》（1999）是Nehamas在希腊哲学领域的论文合集，其中的柏拉图论文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非常通透、深入，分析的手段也是漂亮之极，很难想象，作为普林斯顿的哲学教授，他也是尼采专家。Nehamas的柏拉图是可信的，是逐步走向成功的形而上学家，他让我恢复了对《蒂迈欧篇》的信心。
Moravcsik的《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柏拉图本体论、知识论与伦理学中的现象与实在概念及其现代回声》（1992）是Jonathan Barnes主编的“Issues in Ancient Philosophy”丛书的第一种，出版后被誉为整套丛书立了标准。这是一位一流柏拉图专家三十年研究的总结，高度浓缩。Moravcsik早年以一篇“Being and Meaning in the Sophist”(1962)一举成名，但我认为他首先是个分析哲学家（著有Thought and Language，1990）。他的这本书是我见过的行文中希腊语词出现得最少、但参考文献中当代分析哲学著作罗列得最多的柏拉图研究专著。正是其对当代哲学的广泛深入的理解，使得他能够更同情、更原汁原味地理解柏拉图，书中“anachronism(时代错误)”一词出现了多次，而这正是古代哲学研究者的通病。他是“以今释古”，在当代哲学的背景下呈现古代哲学的独特意义，不是食古不化、“以今套古”（恰如中国哲学史研究，“以西释中”无可厚非，“以西套中”才是歧途）。他在本书第一部分中，反对用后来本体论中的“共相(universals)”概念解释理念，因为并非每个谓词都有理念，共相也不足以实现理念对于世界的目的论解释的功能；他不认为柏拉图的知识论契合现代分析的“先天的”-“经验的”框架以及对命题性知识的强调，Moravcsik把episteme译为“understanding”，这是对复合的认识对象的诸部分的一种整体论的和非命题性的洞见（他另有多篇论文专注于此）；他也反对时下在康德和功利主义的对立中解释柏拉图伦理学的取向，提出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伦理学（ideal ethics）”，这种伦理学包含一种生活目标和达到这一目标所必要的性格结构的理论。他在第二部分阐述了他对柏拉图后期对话的看法，这是一种他所谓的“秩序本体论（ontology of order）”，呈现了可理知秩序的结构性的、分层级的面相。最精彩的还是第三部分，他以数学哲学、共相理论和理想伦理学为中心，考察柏拉图主义对于当代讨论的可能贡献；一本柏拉图专著却大谈特谈哥德尔、弗雷格、贝尔纳斯（Bernays），令人惊诧又兴奋；但他在伦理学中谈罗尔斯、布拉德雷甚至维特根斯坦，却只字不提麦金泰尔和威廉姆斯，也是耐人寻味。书评作者对这本书的最大不满是问题太多、部头太小，要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非得“五个书架的书”不可（Richard Patterson）。但我认为，这只是表明柏拉图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如果没有Moravcsik的非凡哲学功力，我们怎么看得到这样一本可为古代哲学爱好者和当代哲学爱好者所“共赏”的好书？！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教授Allan Silverman是二三流学校中的一流学者，在我看来，他的这本《本质的辩证法：柏拉图形而上学研究》（2002）是Vlastos、Nehamas以来分析进路的柏拉图研究的一个“完成”。“分析”一方面给人解构、破坏的印象，另一方面似乎脱离历史语境，其实都是偏见。这本书就是通过“发生学”方法和分析方法重构柏拉图形而上学体系，是对柏拉图ontology的绝对“硬核”的阐释。其核心是柏拉图的“本质（ousia/essence）”概念和being或谓述方式：首先他区分理念和本质，理念由其自身而是其之所是、从而是其本质的本然承载者，理念与其本质的关系是“The Form ‘Is’ its essence”，这是首要的谓述模式，但Being是一种“非刻画特征的”关系，是理念本质化（essenced）的途径。相反，个物（particulars）通过分沾理念而存在，是依赖性的；从而理念有本质，个物没有本质，没有本质，个物就不能说“to be”。尽管本书对《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都有不同凡响的解读（在其中，理念论得到了极大丰富，却没有被降格），但对于《费莱布斯篇》和《蒂迈欧篇》中的无本质的感性个物或物体（material particulars）的性质与本体论地位的探讨却最为引人入胜，他认为material particulars乃是完全无性质、却有广延和处所的“接受器(receptacle)”，与作为个物之属性（properties）的几何性理念仿本（form-copies）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复合体。对material particulars的系统阐释是理念论产生之后拯救现象和经验知识的关键，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也因此而得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他承认“发展论”，但不承认“修正论”。以此再去看亚里士多德的ontology，就可以明了柏拉图的影响究竟在哪里，所以也可作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导论”来读。Silverman不只是分析的，更是高度思辨的，他自认为这本书是写给专家看的。他关于柏拉图语言哲学和认识论的一系列论文也极难读，但读完之后都蛮受震撼的。
这些书只是英美传统的柏拉图研究的冰山一角。是我自己慢慢读出来的。除此之外，我喜欢的学者还有Ackrill, Frede夫妇, Irwin-Fine夫妇, Burnyeat, Kerferd, Penner, Santas, Cooper, Sprague等等，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柏拉图学界也是众星璀璨。不过已有很多年不追了。
1998年，我考到叶秀山先生门下攻读“西方古代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叶先生说，做近现代哲学主要读原著，可以不看二手文献，但做古代哲学不仅要读原著，而且一定要读二手文献，记得他给我开了书单，里面有Gomperz, Zeller, Burnet等众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名家的大书。我读了一些，感觉不够思辨、不够刺激，没有读下去，放下了；后来做《蒂迈欧篇》的博士论文，读了很多相关的二手文献，也不必考虑“进路”的问题，做完了，但总觉得不够哲学，还要另起炉灶。记得论文答辩后送叶先生回家的路上，他叮嘱我要读点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东西（大概是要我加强一下哲学），那时他自己正在做打通康德与海德格尔的工作；我读了两三年的海德格尔，甚至想做一个“海德格尔与古希腊思想”的课题，后来发现从海德格尔讲希腊的书里读到的是海德格尔自己而不是希腊，而且海德格尔似乎把希腊哲学讲绝了，很难再沿着他的路子做出点什么，就放弃了，但他的大问题、大格局始终作为背景留在我的脑海里。实际上，海德格尔之后现象学路子的希腊哲学研究乏善可陈，和英美分析路子的成果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我很相信希腊古训“like to like（相似者相吸）”。英美分析哲学和古希腊哲学似乎具有很高的亲和性，而现象学与儒释道却不谋而合，如今这个方向在国内如火如荼似乎就证明了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希腊哲学更“科学”，而现象学则更“人文”，这也是我从叶先生那儿悟到的。多年后，有一天，叶先生跟我说，也许英美哲学是希腊人更正宗的传人，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太多影响（当然仅是相对而言。中世纪的影响还是广泛的。），或者有意避免基督教的影响（不只“政教分离”，哲学和宗教也分离），而欧陆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自康德始则致力于化解基督教，努力将基督教精神纳入他们的哲学体系之中。我听了很是吃惊，但很高兴。现在想起来很感慨，也只有叶先生这样具有博大哲学胸怀的学者能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上面列的这些书主要涉及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知识论、语言哲学和自然哲学。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有个信念：古代哲学大多是完备性学说，基础主义的，理论哲学是基础，实践哲学是派生的，搞懂了这个层次的东西，再做伦理学-政治哲学也就容易了，反之则不然。（现代则不一定）。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对理论哲学有更大的兴趣，兴趣是多变的，但最终的兴趣或是由天性决定的，所以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你自己”的过程，认识了你自己，也就找到了自己的学术道路，找到了自己的路子，也就认识了自己。这也是“like to like”的一个例证吧。
现在市面上柏拉图的译著还是很多的，但我喜欢的这些书都没被译成中文。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些书都不好译，译者不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另一方面读者面也不广，出版社也不愿意出不好卖的书。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分析哲学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哲学界深刻认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语言转向”在国内也和各种西方思潮一样转瞬即逝，不如“认识论转向”经历得持久深入。记得几年前我在主持某位老师关于语言哲学的报告时说，大家都知道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并没有错，是对“认识论转向”的一个总结，但还不够，应该加上语言，“语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是西方哲学永久的基本问题，用海德格尔话说，“being-thinking-speaking”“belonging together”，这是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坚持的，所以二十世纪的“语言转向”其实是“语言回归”，从语言哲学、知识论入手再去探讨ontology、cosmology（然后其他……），是更加契合希腊人的哲学精神的，从这个角度再去看分析进路的柏拉图研究，意义就大不一样了。可惜现在大家都热衷政治哲学，哲学界还是“情怀党”太多，哈哈。
20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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