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的维也纳，是音乐气氛最浓的城市。当时在显赫贵族的客厅里，音乐表演成了一件高尚和时髦的事。所以贝多芬也就经常处在贵族及带有各种头衔人物的包围之中。可他总是高高昂起他那狮子般的、粗线条的大头颅，从不献媚于任何人，公开表现他高度的自尊心，显示出比贵族还要高超。
有一次，在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这几位不是别人，正是侵占了维也纳的拿破仑军官。当时贝多芬正住在公爵的庄园里。当军官们从主人那里得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贝多芬的时候，便纷，纷表示五体投地的景仰之意。公爵为了取悦这几位来宾，便非常客气地请求贝多芬为客人们演奏一曲。但贝多芬基于一个平民音乐家的爱国热情，不愿为侵略者演奏一个音符，就断然地拒绝了公爵的请求。当公爵由请求转为要求的时候，贝多芬愤怒到了发狂的地步。他一声不响，猛地推开客厅的门，在倾盆大雨中愤然离去。
回到住处，他把利西诺夫斯基公爵送给他的胸像摔得粉碎，并且写了一封信：“公爵，你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
贝多芬的《第三（英雄）交响曲》一共写了三年时间（1802-1804），原意是奉献给拿破仑的。因为他认为，法国革命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但当他写完交响乐时，拿破仑已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贝多芬愤怒地把乐谱前的“献词”撕掉，扔到地上践踏说：“他竟要做专制魔王了！”后来贝多芬还说：“可惜我对战争艺术的了解不如音乐艺术——否则我将一手打垮他！”
贝多芬的健康状况从1816年起就开始变坏了。据记载，1816年10月，他患重伤风，卧床数月；1817年夏，又得了肺病；1820年至1821年患严重的关节炎，几乎他走路也困难；1821年患黄热病，1823年又患结膜炎。这接连不断的疾病，严重地折磨着、摧残着他的身体，以至到1819年，他的听觉就全部丧失了。
作为一个正希望为人类作更多贡献的伟大音乐家，他双耳失聪，从此只能隐遁于万籁寂静的内心生活之中，和世界隔绝，再不能从他的精神支柱——音乐中探索他所谓的人类天堂，这打击，是多么沉重，多么可怕啊！
绝望和悲痛啃噬着贝多芬的心灵！
但是，贝多芬是坚强的，他没有从此一蹶不振，消沉下去，他仍然坚持他的音乐生涯。他的朋友兴特勒介绍过他耳聋后勇敢地承担两次指挥乐队演奏的动人心魄的故事。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一次预奏（即预奏他的作品《菲里台奥》）……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完全没有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乐队的原指挥翁洛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在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下，无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么使他懂得呢？没有人硬着心肠对他说：‘走吧，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他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是默不作声的（他也根本听不见）。突然他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道：‘恳求你不要再指挥下去了，等回去再告诉你理由。’贝多芬看了我写的字，一跃下台，对我嚷道：‘我们走吧！’他一口气跑回家里，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深沉的痛苦的表情。晚饭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他去看医生……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能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伤了，至死不能忘记这可怕的一幕于印象。”
“两年以后的1824年5月7日，贝多芬又去指挥他的《合唱交响乐》（即第九交响乐），演奏完毕以后，全场一致的喝彩声，他丝毫没有察觉，直到一个女歌唱家牵着他的手，把他面对群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见他在静寂中情绪激动的神气，似乎在抽搐的脸和手指，真是令人感动。
这两次演奏会，虽然一次成功，一次失败，但都是极为悲壮的。伟大的贝多芬的信念、意志、品质和才华，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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