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大急流城是数年之后的夏天。我给一些过去的朋友发了信息，但大多数人已经离开了。仅有的几个留下的人，跟我见了面，他们想去喊来更多的人，也没能喊来谁。“几乎都走了，很多人去了加州，还有一些在纽约。”在开车带我去冰淇淋店的路上，托里跟我说道。
我想到去了西班牙的泰勒。
托里和我，曾经在同一个剧组里工作。我们没有相同的课，但每天放学后，都能在剧团里见到。我们做过演员，也做过布景，每个下午和晚上，都在剧团里度过。做布景需要很多体力：锯木头，刷油漆，最终在舞台中央盖起三层的小楼。我们就在一起搬一架圆锯的时候认识了。
在剧团的一天结束之后，我们往往会十几个人一起，去镇上仅有的一家冰淇淋店，而等我再回到大急流城时，能和我去那家冰淇淋店的只剩下托里。我们两个人，一人点了一份冰淇淋，坐在路边。她说她结婚了，现在还在读医，毕业后会去做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
“对。我学的是精神医学相关的专业。我觉得自己有一些心理障碍，才决定学精神医学。”
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会有心理障碍。
“很多人都有心理障碍，只是不愿意说。”
“但我可以告诉你该怎么办”，她继续说。“比如很多人都会焦虑，但焦虑就是脑子里想了太多的事情。所以你要专注于一件小事。就像，我会在冰箱冷冻柜里放一个橘子，当我焦虑时，我就把橘子拿出来放在手心，然后我所有的注意力，都会专注在这个橘子有多冷上。”
她又谈起自己的生活，说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大学学费已经成为负担，她申请了助学贷款，不知道工作多久才能还完。她想做一些远程的兼职，在网上教英语，或者做亚马逊的线上客服，总之能补贴家用就好了。
以前来这里吃冰淇淋的时候，我和托里还不会开车，都是高年级的同学开车带着我们。我们聊到那个高年级的同学，想起她曾经告诉我们，作为普通木匠的孩子，她的家境和成绩都很一般，而白人又没有申请奖学金的优势。因此对她来说，上大学成为了一件艰难的事。在当时的我和托里看来，她已经很优秀，不可能上不了大学，然而后来，她的确没上大学，直接去动物园工作了。托里谈起她时，依然觉得可惜，但又跟我说，学费真的太贵了，自己现在的压力，也都来自于助学贷款。
“但是，还是会继续学下去，等做了医生，收入就能更高一点了，慢慢还贷款就可以。现在就做做兼职好了。”
我们吃完冰淇淋，托里就要回家了。“六点前要到家，和丈夫吃晚饭”。她把我送到住处，我们像以前读书时一样拥抱告别。我最终没有在大急流城见到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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