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歌
林歌,80后,文学爱好者,旅游规划师。行遍千山万水,写过四海八荒。新浪微博@林歌,公众号:握刀听雨堂
代表作:武侠系列《银月洗剑传奇》《刺世嫉邪赋》《凤凰东南飞》《光明皇帝》,青春系列《南塘》《一场游戏》《一个地方,两个姑娘》,两京系列《长安古意》《东京梦华》,诗集《江湖故诗》等,计2000万字。
一杆枪,踏破黄河两岸。一首词,盖压两宋文坛。
满腔忠愤,丹心碧血,倾出肺腑,唱响“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一首《满江红》,唱得熊大木热血沸腾,跟刚刚恨不能马上骑马擎枪,追随岳爷爷收复旧山河。
——那气势就跟刚刚看完电影的人用鞋子抽秦桧的跪像一样。
但是,此刻岳飞已经死去了150年,大宋也已经灭亡了100年。
斯时是明朝万历年间,熊大木是个书商。
他虽然不能跟随岳爷爷直捣黄龙,却从岳爷爷的故事里看到了商机,于是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
他虽然对外声称这是一部描述岳飞北伐的故事,但实际上无论文学性还是故事性,都惨不忍睹,无非就是把岳飞的所有奏章、题记、檄文、书信都塞了进去。
但由于热点蹭得好,销量却极为可观,印了一版又一版。据说此书甚至还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让人刻了一版,上呈御览。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认为在古代出书很容易,因为不用找出版社,不用买书号,自己写好了直接找人印即可。
其实不然。
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刷技术不行。
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的复制,全靠人工抄写。此产业倒是养出了一大批专业抄书谋生的人,被人称之为佣书。
所以,手抄报价格极高。
比如唐朝的宰相元载,买一卷书花了足足一千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
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一千元。
但元载有钱,任性,买得起。
抄书的人,难免人困马乏出错。
要校错怎么办?
可以对照碑刻勘误。
因为官方的图书编纂机构,会将一些传世经典,诸如《春秋》《论语》等,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对照。
唐代的时候,造纸的技术已经发展得极为成熟,雕版印刷的技艺也开始发展。
人们再也不用往竹简上写字了。
因为将文字雕刻在木版上,直接印刷出来即可。
这就是现在所谓的书籍。
虽然节省了时间,但花费却增多了。因为刻出来的版不能重复利用,所以出书的工作,通常由国家的专门机构进行。
倒不是为了审查方便,而是因为国家有钱。
想让国家给你出诗集、散文集,恐怕只要当时的鸿儒、名士,或者对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大臣才行。
比方说晋代的左思。
左思这个人,有才华,更有营销头脑。
他受到东汉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的启发,废了十年之功,完成了《三都赋》。
文章写得极为恢弘,吴都、魏都、蜀都在他的笔下生春,厚重而华丽。
但不幸的是,他是个文坛新人,毫无名气,想出版几乎不可能。
怎么办?
他手指在脑袋转了几圈“格叽格叽”了几下,灵感迸发,便去找当时的名家,《博物志》的作者张华。
他先是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的凄惨身世,然后讲述了自己创作《三都赋》的艰辛历程,父母如何不理解,妻子如何不支持,朋友如何得嘲笑。但自己还是挑战了所有的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
那场景跟选秀现场似的。
而张华也像是坐在台上的导师似的,被感动了,问出了汪峰的名言:“你的梦想是什么?”
左思的答案当然是出书。
于是,张华就将《三都赋》推荐给名气更大、更有“话语权”的文学巨擘皇甫谧。
皇甫谧看后,像是北大导师曹文轩看到韩寒的《三重门》似的,连声叫好。
于是,亲自给《三都赋》作序,由朝廷的“作家出版社”出版。
专管出版的着作郎张载、中书郎刘逵,还给《三都赋》作了注。
就这样,凭着左思的这一系列名人营销效应,《三都赋》立刻名声大振,成为当时最佳畅销书,时人竞相传抄。
一时间,洛阳城内纸张价格大涨,由原来的每刀千文涨至两三千文。
不少人只得到外地买纸回来抄写《三都赋》。
这就是“洛阳纸贵”。
到了宋朝,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广泛使用,图书出版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但这仍然是一项耗费钱财的事情,所以市场仍以出版名家作品为主。
比如,当时的文人穆修,十分欣赏韩愈、柳宗元。
他在得到韩、柳二人的善本后,“自镂版鬻于相国寺”。
意思是说,穆修自费刻印韩愈、柳宗元的文集,在相国寺一带出售。
既然是自费出版,又要出售,那么营销是免不了的。
比如在打上宣传性的文案,再比如找名人写点儿推荐语之类,类似于现代的“腰封广告”。
当时出版的《六家文选》上,便有“此集精加校正,绝无舛误,现在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字样。
除此之外,书商还会把纸张规格、数量、工价等相关信息印刻在书中,通过公开书的成本,明码标价,取信于读者。
这就是版权页的雏形。
到了明朝,私人印刷和民间书店极为盛行,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版印刷。
什么书好卖,书坊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
那么,什么书最好卖呢?
答案是:小说。
《格言联璧》中说:“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
这就是开头熊大木出版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成为畅销书的原因。
之后,他又一口气出版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全汉志传》等,都成了畅销书。
其中《北宋志传》,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杨家将故事,七郎八虎就此扬名。
与熊大木齐名的,是余象斗,此人也是个通俗小说的创作高手。
不过,他的创作多为跟风之作。
比如说,《西游记》出版之后,成为了畅销书,市场上几乎都卖疯了。
余象斗一看,这有何难,于是跟风写了四部X游记。
讲述真武大帝的《北游记》,讲述华光大帝的《南游记》,讲述八仙故事的《东游记》,然后与《西游记》捆绑小说,凑成一部东南西北俱全的《四游记》,扔到市场上去卖。
读者早听说西游记的大名,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立刻掏钱去买。
这就跟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火了之后,立刻有人跟风写了《纽约的森林》《东京的森林》《伦敦的森林》一个套路,最扯的是有个作家干脆写《挪威没有森林》,同样大卖了一把。
这就很扯了。
那个时候,写小说的,出书基本上都很容易,最主要的原因是,书商们的稿荒严重,写作的速度根本就跟不上出版的速度。
怎么办?
约稿!
于是,文人的春天来了。
那些在科举之路上绊倒的才子们,为了生计,便放下身段,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之中。
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凌濛初,为了生计,就接受书商“约稿”,编纂了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
几年后,稿费花完了,他又写了《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是指第二次刻版,即续集。
再比如许仲琳,因为家里穷,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
他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书商看后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
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
另外一个牛人,就是王世贞。
他是明后七子的领袖、大文豪。
但文豪当不了饭吃,于是他就披着“小号”或者说笔名,写了很多世情小说,也可以说是艳青小说。
以致于人们看到文笔绝妙、故事精彩的小说作者,都认为是他的马甲。
比如说《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有传说他是为了报复严世藩故意用马甲写的,还在书页之间用毒药粘连,严世藩看得入迷,用指头蘸口水去捻书页,然后中毒而死。
嘉靖听说《金瓶梅》好黄好暴力,找王世贞要来看。
王世贞怕皇上也被毒死,连夜赶了另外一部献上,就是《封神演义》。
——这就太扯了。
另一位写世情小说的高手,是清代的李渔。
他本来也是怀才不遇,写书卖给书商。
但写着写着,李渔回过味儿来了,觉得给你写钱都让你赚去了,不如我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谁也别想从我这赚走一分钱。
——跟许嵩、李荣浩似的,一张专辑,作词作曲编曲和声全自己干,别人只能从他们那里赚点儿水电费。
于是,他又写又印又卖,还开了个芥子园书肆,专门排演自己写的小说。
简直就是清朝的大仲马。
当然,那个时候,风光的是小说作者,纯文学作者和李时珍这样的科普作者,就惨了点儿。
比如李伯元,写了一部《官场现形记》大卖,而编的另外一本《时事嬉语》却出版困难。
为此他到处求人,东拼西凑,借的钱要等书卖完后才能还上。
再比如“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钱谦益,也就是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的老公,想出版自己的作品集《初学集》,却无书商接手。
最后还是由弟子携众同门集资才完成出版。
再比如李时珍。
他步行名川大山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参考了800多种图书,拜访了无数民间高手,历经30年终于编写完成《本草纲目》。
他像每一个初涉文坛的文学青年一样,背着厚厚的书稿,到处敲出版社的门,结果到处碰壁。
李时珍不甘心,决定效仿左思,找名人作序推荐。
他找到了“马甲之王”王世贞。
李时珍到了王世贞府上,也学左思那一套,诉说了自己创作的初衷,还深情地讲述了自己为采药几次掉下山洞,被狗追着跑,甚至差点中毒而死等往事,最后恳求王世贞为他写一篇序,帮自己的作品推荐一下。
王世贞被感动了,而且凭着对文字的高度敏感,他认定该书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值得出版。
他答应为《本草纲目》写序。
但王世贞当时可能是忙着披马甲写世情小说,结果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一忘就是十年。
李时珍已经等不及,病倒了。
李时珍的儿子李建中,知道父亲的心病,便亲自登门,把父亲得病的事儿告知王世贞。
王世贞这才幡然醒悟,自己还欠着李时珍一篇序言。
怀着愧疚,序言一气呵成。
这是一篇文采飞扬的序文,对《本草纲目》充满了赞赏,认为他是天下少有的奇才。
接下来的事就变得无比顺利。
有王世贞的序和大力推荐,南京书商胡承龙立即收稿刻印。
但皇皇近二百万字的巨著,哪能一蹴而就。
这一印,就是四年。
李时珍最终还是未能亲眼看到《本草纲目》的出版。
直到他去世三年后,《本草纲目》的出版工作才算完工。
此书一经面世,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流行起来,常年占据畅销书排行榜。
后来不仅传到日本,还传到了欧洲。
据说当年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就参照了《本草纲目》。
如今,网络技术日益臻熟,但出书仍然是每一个文学青年未竟的梦。
只是这个梦,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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