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弟弟苏辙,字子由。父亲苏洵。父子三人并称“三苏”,占据唐宋八大古文家中的三席之地。
为示区别,后人称哥哥苏轼为大苏,弟弟苏辙为小苏。
苏轼的文章传自家学,博通经史,更擅长文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和父亲苏洵及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应礼部的考试。兄弟俩都以优等高中进士。
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欧阳修把苏轼的文章传给同辈们看,均赞不绝口。
欧阳修对苏轼的试卷备加赞赏,却产生了一个误会,他以为这份试卷是他的朋友曾巩的大作,为了避嫌,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
结果,苏轼那次考试,本来应该是头名状元,却列为第二名探花。
原来,当时应试,考生的试卷上交后,先由书记员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了考生的名字,另存档案。
偏偏欧阳修认为,这样的好文章,只有他的好友曾巩才写得出来,故使苏轼阴差阳错从第一名变成了第二名。
虽然是第二名,也足以让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
当年的一个文人曾经说,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却怕欧阳修的意见。可见欧阳修在当时文坛上的分量。
欧阳修对苏轼有一个评价,他曾对人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欧阳修的这段话流传出去后,苏轼一时名声大震。
传说欧阳修还对他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论老夫。”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苏轼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议论的都是苏轼。
仁宗皇帝当年选用苏氏兄弟时也曾说过,朕为后代选了两个宰相。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王安石所不容,被逐出京城,出判杭州。
杭州在当年是江南的一个大都市,那里有山林湖海,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有句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除去审问案件,公务并不是很多。
而他所审理的案件,多是一些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那又都是法律,他无权更改,不喜欢还得执行。
因此,公务闲暇之余,他便寄情于山水。或与亲朋荡舟于杭州西湖,或与文人墨客游玩于名刹古寺。不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留下了很多喜闻乐道的故事。其中尤为让人乐道的是他与佛印的故事。
佛印出身富家,原本没有打算出家。传说他的生母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的母亲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一个儿子,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
在皇帝对佛教徒赐见时,苏轼便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上驾前力陈对佛教的信仰。
皇上见他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就赐他一个度牒。度牒是僧人的一个资格证。当时,持有这个证件的僧人可以免除各种赋税和徭役。
赐他一个度牒,是皇上对佛印的恩赐。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
佛印机智敏捷,他和苏轼交往,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次,他们两人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有两个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把守大门。
苏轼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进了内殿,又是一尊手持串念珠的观音菩萨。
苏轼指着观音菩萨问道:“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她向谁祷告?”苏轼再问。
佛印回答:“向她自己祷告。”
“这是为何呀?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苏轼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味道,实际上是在刁难佛印。
“你知道吗?”佛印笑着说,“求人难,求人不如求自己。”
两人一问一答,妙语连篇。
还有一次,苏轼想借一个“鸟”字开佛印的玩笑,他熬有介事地对佛印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比如‘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声)’,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夜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很显然,苏轼是在取笑佛印。不料佛印回答得更妙。他对苏轼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理由。”
一句妙答,令苏轼哭笑不得。
其实,这都是野史的记载,正史无从考察。
至于苏轼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妹妹苏小妹,许配给秦观,新婚之夜拒绝新郎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她给出的一副对联才给他开门,由于上联出得很难对,秦观搜肠刮肚就是对不出来,苏轼助了他一臂之力,才对出下联的故事,实属是虚无之说。
因为苏轼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妹妹,更没有秦观这个妹夫,苏轼与秦观虽然是好友,但并没有郎舅关系。
宋初沿用唐朝的旧制,以科举取士。
所试科目是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仁宗时听从范仲淹的建议,取消了帖经墨义,考试的科目为:先考历史或政治,次考经典古籍。
这两轮考试过关后,再在皇帝亲自监督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
王安石当国后,欲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一意兴学。赵顼命令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苏轼认为,仁宗朝立学已经是徒存虚名,但科举取士的制度还是可行的,没有必要进行变革。
赵顼也同意苏轼的意见。
王安石却坚持认为现有科举制度有不尽完善之处,必须改革。
后来经过调解,决定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
王安石为了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编写了一部名为《三经新义》的书,并将此书规定为官定标准,无论学校、科举,只准使用《三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一律废止。
应试时,考生的意见如果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会名落孙山。
王安石虽然是文学大家,但《三经新义》毕竟是在两年内仓促写成,而且还是由他的儿子王雱和吕惠卿编写,学术价值并没有得到如欧阳修、苏轼等大家的认可,他是凭借宰相的权力,废止先儒们典籍而专用他的书。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种体现。
苏轼是文坛巨子,文学造诣不输王安石,而且更胜于他,他见王安石如此专横,实在是忍无可忍。
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不满,他在一次进士考试中,给举子们拟了这样一道试题: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是在指桑骂槐讥讽他。
借故把苏轼调到开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苏轼本来就很有名气,因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挤,更使他声名大震。
苏轼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
其实,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过一道奏折,矛头直指青苗法。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苏轼知道,这一道奏折呈上去后,京城再也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立即上表请求外调。
其实,此时的苏轼,早已陷入纠纷之中。
当时有一个谣传,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谣言是王安石的亲信谢景温放出来的。
官方派人到苏氏运灵所经过的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
苏轼也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收获。
司马光归隐之前,赵顼曾对他说,苏轼的人品欠佳,说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似乎过高。
司马光当时回答很巧妙,他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亲戚,控告是王安石的授意。再说,苏轼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比那个隐瞒母丧不报的畜生李定,要强百倍。”
按苏轼的政绩,应该官居太守,赵顼也有这个想法。但王安石和谢景温不同意,认为最多只能将他放到一个小县去当判官。
赵顼搞了个折中,将苏轼下放到风景秀丽的杭州为判官。
苏轼对外放早有心理准备,对于谢景温的弹劾置之不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接旨后,带上家眷到杭州上任去了。
苏轼携眷离京去了杭州,欧阳修退隐于安徽富阳,张方平回了河南老家淮阳,司马光和吕公著隐居在西京洛阳,富弼也贬出了京城。
当年仁宗皇帝在位时的名臣儒吏已被清除净尽。朝廷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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