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中原混战之时，郑国虽然占尽优势，但还只是一个普通强国的话，那么在繻葛之战大获全胜以后，已经没有人可以轻易对郑国说不了。
敢于并且能够将王师击败的诸侯国，毫无疑问配得上霸主的地位。
就这样，春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郑庄公小霸”的局面。
和同时代的其他诸侯比起来，郑庄公的眼光要长远很多。
他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能够看清形势的国君，并且他也有勇气打破数百年来形成的各种惯例。
虽然郑国立国时间很短，国土亦不广袤，开始实力也并非很强，周围又有列国环伺，不过，郑国的崛起自然有其优势和原因。
郑国虽然在周宣王时才立国，在资历上无法与其他老牌诸侯相提并论，但这也使郑国没有其他诸侯国的各种尾大不掉的忧患，反而能够另辟蹊径。
原本郑国的封地位于镐京附近的郑(今陕西华县东)，但开国国君郑桓公颇有才干，周幽王时他在王室担任卿，很早就看出了西周王室必将覆亡的局面。
正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郑桓公为了如何避免卷入周王室的覆亡中而苦思明哲保身之策。
在一次和周朝太史伯的谈话中，太史伯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济、洛、河、颍之间”没有大国势力，而且位于其间的东虢和郐两个小国国君“皆有骄侈怠慢之心”，不妨对其恩威并施，在此处谋得侧身之处。
郑桓公接受了太史伯的建议，贿赂虢、郐两国国君，取得了十个城池。
不久，果然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犬戎攻入镐京，西周宣告灭亡，整个关中之地也随着平王东迁不复为周王室所有。
尽管郑桓公为国殉职，但郑国保存了下来，在中原地区立住了脚。
郑国在中原地区占据的这块领土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特别是在地缘政治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时，南方的楚国、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由于距离遥远，无法对郑国构成威胁，而北方的晋国在春秋初期发生了大宗和小宗的分裂，彼此之间征战数十年，无暇他顾。
中原仅有宋、卫、陈、蔡几个与郑国不相上下的诸侯国，不足以对郑国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而位于背后的周王室则能够给予郑国多方面的支持。
郑国与周王室关系始终很密切。
在平王东迁中立了大功自不待言，而郑武公和郑庄公又先后在周王室担任卿，掌握了一定的实际权力。
在平王东迁中做出贡献的几国诸侯中，秦国地处西北一隅，鞭长莫及，又尚未被中原诸国广泛认可;虢国国小势弱，发言没有底气。
而晋国则陷于内乱，因此郑国俨然成了周王室唯一可以依赖的诸侯。
郑国很巧妙地利用了周王室对其的信赖，常常打着周王室的旗号参与诸侯之间的事务，这在周王室权威尚未完全崩溃的春秋初期，可算是雄厚的政治资本。
郑国凭借这一有利条件，获得了和其他大诸侯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当时虽然还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说法，但郑国的所作所为和这一策略丝毫不差。
此外，郑国优越的地理位置还大大有利于郑国商业的发展，地处中原，水陆联结，四通八达，本就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而郑武公和郑庄公亦十分开明，给予郑国商人充分的支持。
他们先后和商人订立盟约，规定一方面国君要促进商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允许商人自由贸易。
而另一方面商人也要积极纳税，从各方面给予国君支持。
于是，郑国的商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数商人从新郑出发，东及齐鲁、南抵荆楚，西达周秦，北至燕晋，几乎在每个诸侯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发达的商业使郑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及高额的税收。
郑国利用这些收入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国力迅速强盛起来。
具备了这些条件，又有像郑庄公这样的有为之君治理，郑国的坐大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繻葛之战的胜利，不仅让周王室蒙羞，也极大地震动了其他诸侯国。
就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北戎进攻齐国，也是一方诸侯的齐国居然抵挡不住，只得向郑国求救，郑庄公当即派出太子忽率兵前往营救。
郑军一到，北戎抵挡不住，大败亏输，郑军不仅斩首300余人，还生擒了北戎的主帅大良和少良。
感激涕零的齐僖公打算将女儿文姜嫁给太子忽，可太子忽却以“齐是大国，和郑国门不当户不对”为由，推掉了这门亲事。
虽然从后来文姜的表现看，太子忽的决定并没错，但敢于拒绝齐国的示好，这无疑是一个强国才能具备的行为。
齐国对郑国的示好，使原本与郑国敌对的诸侯国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主动向郑国靠拢。
周桓王十五年(公元前705年)，周王室原本赐予郑国的盟邑和向邑叛变了郑国，重新投向周桓王。
郑国当即联合齐国和卫国攻打这两个城池。
值得注意的是，卫国原本同郑国多年交战，如今也不得不和郑庄公合作。
到第二年，郑国、齐国、宋国和卫国在恶曹之地会盟。
曾经是郑国主要对手的宋国和卫国，终于向郑国低下了头颅。
郑庄公称霸的局面正式确立了。
成为中原霸主的郑庄公很快就去世了，而史籍中也没有更多关于他的记载。
1923年，在新郑出土了著名的“王子婴次炉”，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位王子婴次很可能是郑庄公的儿子公子仪。
按照周礼规定，只有天子之子才能称为王子，而诸侯之子只能称为公子。
这件青铜器的发现，就很有可能说明郑庄公曾经有短暂的称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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