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里生活着6口之家
1978年，有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荒原的针叶林里无意发现一个由6口人组成的家庭。在过去42年时间里，这家人完全没有与外界接触，甚至不知道曾发生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西伯利亚的夏季很短暂，5月还在降雪，而9月就开始降温，把针叶林冰冻在静止中，在这里生命被隔绝在完美状态下：没有尽头、延绵到天边的松树林和桦树林，散布着冬眠的熊或饥饿的狼。山坡陡峭，白色的河水激流奔腾，冲进深谷，深谷里是被冰冻了数千年的冰雪沼泽。这片森林是地球上最后、最伟岸的荒原，从俄罗斯靠近北冰洋最远的国土，延伸到南部蒙古边境，从乌拉尔山脉延伸到太平洋海岸，一共500万平方英里。在荒林里，有人类居住点也就是数个小村子，一共几千人而已。
在短暂的夏季，针叶林里会有小花开放，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这里竟美得怡人，这是人们唯一有机会探索其中的时机，不过只能在飞机上，而不是在陆地上，因为荒原能轻易吞没整群整群的探险者。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矿产和石油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过去几十年，就算最偏远之处都已经被石油勘探者飞过。
1978年夏天，在森林最南部，靠近俄罗斯和蒙古边境不远处，天空中盘旋着一家直升飞机，试图在山谷外围寻找空地降落，机上是一组寻找铁矿的地质学家。但是山谷的入口处非常狭窄，两边是几乎垂直的峭壁，峭壁上满是松树和桦树，枝干浓密完全掩着山谷入口，山谷里是当时还没有命名的一条支流。
飞行员艰难地搜索，但是峭壁上没有空地，降落是不可能的。可突然，透过挡风玻璃和密林，飞行员看到了本不可能在峭壁上存在的东西，那是一片空地，在1800米高的山坡上，被夹在黑色的森林里，从天上看下去像一道犁沟。飞机在上空来回盘旋，地理学家们仔细观察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这应是人类定居点的证据，这是一个人类种植过的花园，从开辟的形状和大小判断，已经存在相当长时间。
这是无比惊人的发现，这个山谷距离最近的人类定居点有250公里，所在之处是历史上从未被探索过的，苏联官方记录显示没有任何人居住在附近。科学家们很担心，在这样的荒原，遇到野生动物都不比遇到陌生人更危险，不过他们还是决定展开调查。直升飞机返回16公里之外的营地，他们在背包里装上礼物准备送给未知的朋友，当然也要带上防身的手枪。等到好天气的一天，4位地理学家开始徒手爬上，前往空地。一路上他们居然遇到不少人类活动的痕迹：一条小路，一根拐棍、一条横在小溪上的独木桥。最后他们发现一个小木棚，里面有桦树皮做成的器皿，装着已经晒干的土豆。
带领那次大发现的地理学家加琳娜·皮斯门斯卡娅在日志中写道：
“河边有栋住房。小屋全是由针叶树林的废物堆积起来，有树皮，木条和木板。由于历时久远和雨水冲刷而变得破旧黝黑。如果不是一扇和我背包口袋差不多大的窗户，很难相信有人住那里。但他们的确住在里面，毫无疑问……正如我们看到的，我们的来到被发现了。
低矮的房门发出吱呀声，出来了一个老人，仿佛从童话里走出来。他光着脚，粗麻布质衬衣和裤子补了又补，胡须和头发都没有修剪。他看起来很害怕而且精神紧张……我们得说点什么，于是我开口了：“您好，老爷爷！我们来拜访您！”
老人没有马上回答……最终，我们听到一个柔软而不确定的声音：“嗯，既然你们走了这么远，就进来吧。”
地质学家们进屋后，看到的仿佛是来自中世纪的情形。小屋是用手头的任何可用垃圾简易地搭建起来的，并不比地洞强多少。低矮的，熏黑破旧的小木屋，跟冰窖一样冷，地上铺满土豆皮和松子壳。在昏暗的光线中，来访者们发现屋子只有一间，狭小，霉腐，极其肮脏，由下垂的托梁支撑着，这竟然是一家六口的住房。
沉默突然被哭声和祈祷声打破，大家这才隐隐看到两个女人的轮廓。一个正歇斯底里地祈祷着：“这是因为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罪过。”另一个一直呆在木桩后面并慢慢倒到地上。光线透过小窗照到她恐惧的大眼睛，“入侵者”意识到得赶紧出去。
地质学家们退到小屋外围几米处的空地上开始吃东西，半个小时之后小屋门吱呀地开了，老人和两个女儿走了出来，她们不再歇斯底里，但仍明显地恐惧，并“显然很好奇”。三个奇怪的人小心地接近并与来访者坐在一起，拒绝接受任何东西：果酱、茶和面包，并喃喃地说：“我们不允许拿！”当皮斯门斯卡娅问道，“你们吃过面包吗？”老人回答：“我吃过，但她们没有。她们从没见过。”至少他能与人交流。两个女儿说的语言由于一生与外界隔离而变得扭曲。“当两姐妹说话时，听上去就像缓慢的，模糊不清的咕哝。”
为避迫害逃入森林
慢慢地，在之后的多次拜访后，一个家族完整的故事开始浮现。老人的名字是卡普·雷科夫（Karp Lykov），一位旧礼仪派教徒——这是俄罗斯东正教宗派，其礼拜形式自17世纪一直未改变。旧礼仪派教徒自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就受到迫害，雷科夫谈起这些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到了沙皇时期，强制“基督徒剃须”成为俄罗斯民族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当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当政后，雷科夫一家处境更加艰难。在20世纪30年代，为逃避迫害而逃到西伯利亚的孤立的旧教团体开始往离聚居区更远的地方撤退。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基督教本身都受到攻击，一支红军巡逻队在他们村庄郊区射杀了雷科夫的哥哥，雷科夫跪在哥哥身边祈祷后决定带着家人逃入森林中。
那是在1936年，一家有4口，分别是雷科夫，妻子阿库丽娜（Akulina），9岁儿子萨文（Savin）和只有2岁的女儿娜塔莉亚（Natalia）。他们带着财产和种子开始进入针叶林更深处，建造了一系列简陋的住所，直到最终发现这个1800米高山上与世隔绝的场所。在森林里又有两个小孩出生了——1940年迪米特里（Dmitriy），1942年阿加菲娅（Agafia）——雷科夫家中最小的几个孩子都没有见过除家人外的其他人。阿加菲娅和迪米特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全部来自他们父母讲述的故事。一家人最大的乐趣就是每个人重述自己的梦。
雷科夫家的小孩知道有叫城市的地方，那里人们挤在一起住在高楼里。他们听说过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但这些对他们而言都只是抽象概念。他们的阅读材料只有祈祷书和旧时家庭版《圣经》。阿库丽娜用福音书教子女读写，用削尖的桦树枝蘸忍冬植物汁作为笔和墨汁。当阿加菲娅看到一幅马的画时，她从母亲的圣经故事中认出来了。“看哪，爸爸”，她喊道，“一匹战马！”
难以理解一家人为何愿意与世隔绝，其中的艰难却不难理解。从最近的人类定居点到雷科夫一家的住所有250公里，其间如果步行不会看到任何人类。隔绝下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完全依靠他们带来的原始资源，42年来，一家人仅仅换了少数几样东西，皮鞋没有了，变成了桦树皮做的鞋子，衣服补了又补，最后只能放弃换成麻布。一家人带上了最原始的织布机，奇迹是这么多年的迁徙跋涉中，织布机的配件居然没有丢失。把东西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一定是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不过他们没法替换金属零件，两个壶用了很多年，当最终生锈不能用时他们只能用桦树皮做成壶。由于树皮不能放在火上，所以做饭要困难得多了。当雷科夫一家被发现时，他们的主食是混有黑麦和大麻籽的土豆馅饼。
从某些方面来说，针叶林的恩赐很丰富：“房子边上是一条清澈寒冷的河流。成片的落叶松、云杉、松树和桦树生产的一切都可以任意取用……野桑果和山莓触手可得，柴火到处都是。松子正好落在房顶上。”
然而雷科夫一家一直处于饥饿边缘，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迪米特里长大成人后，他们才开始捕猎获取肉食和皮革。没有枪甚至是弓，他们只能挖陷阱或是沿山追逐猎物直到其力竭倒下。迪米特里养成了惊人的忍耐力，能在冬天赤脚出去打猎，有时需要数日，夜晚在野外零下40摄氏度的环境下睡觉，回来肩上扛着一只幼麋鹿。根据信仰，家族的两兄弟只能狩猎有蹄动物，凡是有爪子的都被人为是“魔鬼的士兵”。然而更多时候是没有肉吃的，他们的伙食也越来越单调。野生动物破坏了他们种植的胡萝卜。阿加菲娅回忆说，50年代后期是“饥饿的年代”。“我们吃浆果的叶子，”她说，“根，草，蘑菇，土豆皮，树皮。我们一直很饿。每年我们都要开家庭会议，决定是把所有东西吃光还是留点做种子。”
在原始环境下，饥荒的威胁始终存在。1961年的6月份下了雪，严重的霜冻杀死了他们园子里种的所有东西，那年冬天到来年的春天一家人只能吃皮鞋和树皮。阿库丽娜选择让孩子们先吃，结果自己死于饥饿。剩下的家人被一件他们视作奇迹的事情拯救：一粒黑麦种子在豌豆地里发芽了。雷科夫一家在周围围了一圈护栏，全身心日夜守护，驱赶老鼠和松鼠。收获季节，这棵独苗结了18个谷粒。由此他们艰难地重新种上黑麦庄稼。
接受新事物却拒绝离开
当这些苏联地质学家逐渐了解雷科夫家庭时，他们意识到低估了他们的能力和智慧。每位家庭成员都有鲜明个性：科学家们从营地带来的最新科学进展常常让老雷科夫高兴，尽管他固执地不相信人类已经登月，还是很快接受了卫星的思想。雷科夫一家早在50年代就注意到那时“星星开始快速穿过天空”。老头自己想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一点：“人们发明了什么东西，正在发射，它很像星星的火。”
“最使他吃惊的”，同时前往发现之旅的来自莫斯科的记者佩斯科夫记录道，“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纸包裹。‘天啊，他们都发明了些什么啊——这是玻璃，却可以折！’”
尽管已经80多岁，老雷科夫仍严格保持家庭领袖的地位。他的大儿子，萨文，将自己塑造成为家庭宗教事务上不可动摇的权威。“他信仰坚定，人却很严酷”，他的父亲如此评价他。老人似乎担心在他死后如果萨文掌权，家庭可能的境遇。大儿子掌权肯定不会受到来自娜塔莉亚的阻力，她总是努力代替母亲成为家庭的厨师、裁缝和护士。
上图：记述这一家的书籍作品
另一方面，两个更年幼的子女对于变化和革新更开放，更能接受。“阿加菲娅身上盲从的烙印并不十分深刻”，佩斯科夫写道。适时地他逐渐意识到，这个雷科夫家族中最年幼的一员有反讽意识，能拿自己开玩笑。她的声音很单调，单音节词被拖展成多音节：这种不寻常的语音使一些拜访者认为她智商低下。实际上她非常聪明，负责记录时间，这在没有日历的家庭中是非常困难的任务。用打火石生火、深秋徒手挖掘新地窖，并在太阳下山后继续工作对她而言也不是难事。佩斯科夫诧异地问她黑夜独自在荒野是否害怕，她回答说：“能有什么出来伤害我呢？”
这群地质学家和雷科夫家族加深来往，其中他们最喜欢迪米特里，他是一个完美的常年在外劳作者，了解针叶林的所有情绪。他是家族成员中最好奇、也许是最有远见的。是他打造了家庭火炉和所有储存食物的桦树皮桶；也是他花好几天时间手工切削和刨平家人伐倒的圆木。因此，是他最痴迷于科学家们带来的技术，随着双方关系不断深入，雷科夫一家终于被说服前往参观地质学家们的营地。在营地上，迪米特里在一个小小的锯木机旁愉快地度过了好几小时，惊异于这圆锯和车床能如此容易地做完木工活。“不难理解”，佩斯科夫写道，“要花迪米特里一两天刨平的圆木，在他眼前转化为美丽、平整的木板。迪米特里用掌抚摸着平板说：‘真好！’”
卡普·雷科夫想清除所有这些现代化的影响，为此他与自己展开长期却渐渐失败的斗争。最初与地质学家们相识时一家只接受一样礼物：盐。40年没有盐，老雷科夫承认是“真正的折磨”。然而渐渐地他们开始接受更多，尤其是接受了地质学家们中的一位特殊朋友的帮助，他叫叶洛菲·赛德夫，是一名钻工，花了绝大部分空闲时间帮助他们种植和收获庄稼。他们接受了小刀、叉子、把手、谷物，最终甚至有钢笔、纸和手电筒。这些革新大部分只是被勉强承认，但他们在营地遇到的“罪恶电视”对他们则极有诱惑……在有限几次到访中全家人都会雷打不动地坐下来看电视，老人就坐在最前面，阿加菲娅从门后探头来看，然后马上祈祷试图消弭自己的罪过，老人看过后也会勤勉而彻底地祈祷。
也许，雷科夫家族的故事中最悲伤的一面是在他们与外部世界重建联系后，家族成员迅速减少。1981年秋，四个子女中的三个在1982年秋天的两个月之内逐一去世。据佩斯科夫所写，他们的死亡并非因为与外人接触染上没有免疫力的疾病，而是在预料之内的。萨文和娜塔莉亚都有肾衰竭，很可能是由于他们长期粗劣的饮食，但是迪米特里死于肺炎，这倒可能是源自他新朋友那儿的感染。迪米特里的逝去使地质学家们尤其震惊并伤心，他们曾拼命地想救他，提议叫来直升机把他转移到医院。但迪米特里在濒危时仍不愿抛弃自己和家人奉行一生的信仰，更不愿意离开仅剩的家人。他在死前小声说道：“我们不允许那样，人都因上帝的恩赐而活。”
当三位雷科夫家的逝者都被安葬后，地质学家们试图说服老雷科夫和阿加菲娅离开森林，回去和那些在大清洗时代的迫害中幸存下来的亲人住一起，那些亲戚们仍在那个老旧的农村里生活。但他俩都没有听从，其实阿加菲娅也被感染了，只不过她比较年轻身体好，加上最近的村子的医生给她送来一瓶药水，所以康复。而老雷科夫一直没有生病，或许因为他在人群中生活了30多年，获得过抗体。痊愈后，阿加菲娅和父亲在地质学家的帮助下重建了小屋，与原来的房子靠得很近。
卡普·雷科夫于1988年2月16日在睡梦中逝去，竟然和妻子去世的日子一样，相隔整整27年。阿加菲娅在地质学家们的帮助下将父亲安葬在山腰，然后掉头走回她的家。上帝有恩赐，她会留在哪，她如是说——她也如是做的。72年后，出生在针叶林里的那个女婴已经72岁，这个针叶林的孩子继续独自生活，在阿巴坎河流域高高的山上，在父亲留下的小屋里。
她不会离开，但人们必须离开她。在她父亲葬礼那天，在叶洛菲的眼里：“我回头向阿加菲娅挥手。她仍站在河岸，像一座雕像。她没哭，只是点头说：‘走吧，走吧。’我们又走了一公里，我回头看，她仍站在那里。”
后注：今天阿加菲娅已经难以应付所有的生活琐事，最靠近的当地政府会在冬天来临前给她准备好柴火，定期会有志愿者上山帮她干农活，送来食物和鸡。每天清晨，她在祷告中开始一天，傍晚又在祈祷中结束一天。陪伴她的有一只猫，而老朋友叶洛菲也会来看望她。独自一人的生活孤独而且危险，夏天周围都是熊，冬天都是狼。尽管这样她还是拒绝到城市生活，依旧靠自己的双手生活。
作者：Mike D ash
http://www.smithsonianmag.com
编译：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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