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干领导下的殷商畜牧业繁荣昌盛，畜牧技术也随之建立健全起来，供需两旺。传自先商十四公之一的相土对马、牛、羊、猪、驴、狗六畜的饲养至此成为殷商社会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与青铜器制造业并驾齐驱。鸡、鸭、鹅等飞禽已圈舍家养，大象、鹿、兔子、狐狸等也有驯养。这些畜禽的肉、皮、毛极大满足了人们的吃饭穿衣需要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全国范围内大型养殖场、育种基地的这些畜禽除用于祭祀、食用外，还参与殷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如骑行、运载、狩猎、陪护等。殷人已懂得对畜禽的奶、毛、皮革、血、骨头等副产品的深加工利用。发达的畜牧业给殷商社会带来了供过于求以至生产过剩的动物甲骨。这些别无他用的动物甲骨为殷商晚期的甲骨文爆发式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可以说，殷商的甲骨文正是建立在畜牧业发达的基础上，这是其他人类古代文明都不具备的一个独特贡献。
对外部世界和自我世界都充满好奇心的殷商人并未满足于甲骨兽骨的附带应用，在甲骨上刻字记事之余，他们顺藤摸瓜，还展开了对人体骨骼的深入研究，涉猎了人体血液循环和各项机理系统的现象知识。基于人体内部结构和宇宙探索相结合的“乾坤学”终由周文王姬昌总结归纳了伏羲氏、轩辕式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姬昌从羑里监狱获释后，自费出版了一本震惊世界的《周易》，也就是印证宇宙大爆炸（比照“盘古开天地”）前后的宇宙秩序及其运行原理。在殷商人的先进分子周文王姬昌看来，宇宙、天地、乾坤、江山社稷、人生、生老病死等等都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组成的“八卦”，广义上的八卦就是盘古开天地（比照“宇宙大爆炸”）前后的宇宙秩序及其运行原理。直到今天，海内外都有专门的学者和非学者研究《周易》，从宇宙学、天体学到人生学、成功学，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得出的结论不一而足。据说有的国家还把这部著作列为一些考试的必考科目。
畜牧业的空前繁荣和畜禽存栏量的激增使得殷商王朝的宏观调控政策稍显落后。为统一、高效、有序管理粗放式的畜牧业，比干在畜禽资源较为集中的地区建立了垂直的官府机构，培训专门的管理人员和兽医资格，如甲骨文记载，司养马之官有“马小臣”、“小多马羌臣”，“马”、“多马”、“马亚”、“多马亚”等。为适应战争需要，司养马之官多为军职，后世“司马”（类似于国防部长或战争部长）职名由此而出。“牛臣”是司养牛之官，“犬”与“多犬”是掌养犬和狩猎之官；“刍正”为司理刍牧之官、良种培育基地负责人。此外有“牧”，为司牧之官，“掌养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栓”。
有学者认为，讹传至今的“巡牧”、“州牧”、“九牧”等诸牧之“牧”概源出于这一时期的畜牧业，本义并非人们误解的统治者把民众当作畜禽一样去放牧、牧养，拿民众当牲口、当牲畜，而是指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顶梁柱作用，“巡牧”即巡查畜牧业状况，“州牧”即每一个州官都要兼职主抓畜牧业，尤其是牛、马这样关系到农耕和战争的大型牲畜，“九牧”则特指比干后裔林氏族人的两支后裔同时代担任州官，对待畜牧业如同先祖比干一样高度重视。
由裘皮业鼻祖而至畜牧业产业化带头人的比干将畜禽的野外放牧与集中圈养两种产业模式结合起来，分群放牧饲养，保证了殷商社会畜禽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的正常供应。为此他还教广大畜牧业工作者开荒，人工种植牧草，畜禽的饲料也有了日常保障。另外，良种畜禽的选种、执驹、去势、相畜技术也陆续完善了，优种优育之法已有很高水平。
比干时期是中国畜牧业的转型升级时期，也是产业化全面发展时期，现今的传统畜牧业上下游产业链和种目都已具备，种目即畜禽的分类，当时的牛已经有了黄牛、水牛之分，羊有了绵羊、山羊、黄羊之分。畜牧业的发达为殷商社会供应了充足的肉食和副食品，无疑增进了殷商人的体质体格发育，由此也带引了殷商人的全民尚武精神。
在实用基础上，由早期动物园分化出马戏团和兽兵，史传天生大力士的帝辛能徒手与猛兽格斗，也似经过专业训练。牧野之战，帝辛动用的大象军团无疑也需要经过长期的作战训练才能投入战场使用。当然，饲养最多的还是马和牛，这是为了满足帝辛对外征伐的战斗和后勤供应需求，也是当时农耕和农牧业的必需。
在比干的政策导引和推动下，帝辛时期的殷人用于祭祀的祭品逐渐舍弃了残酷的人牲、人祭，改用牛、猪、羊、鸡鸭鹅兔代替，后世帝王加以改进，遂有了“太牢（牛、猪、羊）”和“少牢（猪、羊、鸡）”这三牲。
以畜、禽、俑代替人殉、人牲、人祭，这是不信鬼神而奉祖先崇拜的帝辛-比干改革联盟一个极具革命性的伟大创意，文明的曙光乍现。惜乎殷亡以后，反人道的人殉、人牲、人祭在西周一朝以“因夏礼”的正统传承名义恢复了，其数量不减反增，直至满清灭亡亦未绝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种有意识的消灭人口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时隐时现，挥之不去。西周“因夏礼”的意思就是说你殷商不是夏朝的正统正宗，我岐周才是，这就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了殷商朝的统治合法性，由此也可见得，文王武王爷俩都不如成汤那么大度，成汤灭夏，只是说你夏朝君主无道，辜负了天命，我商朝虽说砸了你夏朝的场子，接了你夏朝的盘子，但还承认你夏朝是正统正宗，我商朝继承的恰恰是你夏朝的正统正朔。
从出土的卜辞中还看出，象、鹿也是殷商人饲养的动物。碳-14测定的地下文物证明：殷商时期的中原地区气候温润，大部分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故有一些热带、亚热带动物迁徙来此繁衍生息。卜辞就有“今夕其雨，获象”的记载。捕获的野生象，殷商人加以驯养，以作骑乘或作战斗力补充，因此史籍一再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之说。
殷墟卜辞中还有“禽(擒)魔”，“获鹿”以及一些部落“致鹿”的记载，殷墟出土了很多鹿骨鹿角。牧野之战，惯拿狮虎豹当宠物的帝辛就指挥他的大象阵对付周武王的军队；帝辛建造的“鹿台”饲养了大批量的鹿科动物，牛角、鹿角已用于战斗号角，鹿血、鹿茸、鹿骨也常见于饮食药用，这一养生之道领先今人三千多年。
比干生前，殷人基本抛弃了人殉、人牲、人祭的野蛮风气，每逢祭祀场合，多采用畜、禽或其器皿雕像（俑）作为人牲的替代品，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快了畜牧业、青铜冶铸和制造业的发展。虽帝辛下令用活人活埋为屈死的比干举行厚葬，但这已不受觉醒了的殷人支持，反被殷人中的激进分子视作推翻比干良政的倒行逆施。
西周取代殷商的统治后，逆潮流而动，强化了殷人抛弃的人殉、人牲、人祭习俗，将之奉为传统观念的一部分，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周礼”并非后来儒生们吹捧的那样温良恭俭让，而是夹杂着野蛮落后的丑陋习俗，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西周的礼制本质上带着粉饰太平的基因，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在儒生们这儿成了一笔糊涂账、烂账、呆账。
马、牛、象主要作为生产活动和军事活动中的动力役用，狗是人们狩猎时的得力助手。早在轩辕黄帝时代，“车”就被发明出来了，有了“车正”这一职能机构和同名官职。到了比干时期，卜辞中出现“车马”连文，“车”和“马”连为一体，也叫“车马”，制式马车发明出来了。在殷墟先后发掘出十几座车马坑，说明比干时期始有以马驾车之事，车的功能与马的动力匹配，车马相联，很快为田猎和战争频繁使用，围猎野兽，追亡逐北，骑兵这一兵种也正式诞生了。
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殷人已尝试用马犁地，牛马并用。除了耕田犁地，牛的用途更广泛，卜辞有“乎省专牛”一说，“专牛即“传牛”，用之为长途运载的畜力。天性忠诚的狗不仅作为牺牲品、肉食品，还作为逐兽追敌的排头兵，专用猎犬。
比干时期是否出现现象级的宠物狗，学界尚无定论，一派学者认为宠物狗是从西洋传到中国来的，是“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一派学者则认为“宠物狗”本身是个伪概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西方传过来的伪概念颇多，“宠物狗”就是其中一例，遑论“热狗”、“麦当劳”、“肯德鸡”等等，无非是馒头里面夹上各种蔬菜肉馅，比周武王发明的肉夹馍还少一道浇汁的工序呢。
畜牧业的高度发达使殷人吃肉的机会大大增加，全民体格和体质不输于同期的欧罗巴人种，如帝辛、恶来之辈的高大魁梧，都是拜殷商的畜牧业发达所赐。史传殷商首都朝歌市区，各种肉食店、烧烤店、麻辣烫等连锁店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姜子牙落魄时就在朝歌开过路边店，卖过熟牛肉，自美其名曰“朝歌之废屠”、“师望在肆，鼓刀扬声”。生意兴隆达通四海的姜子牙志不在此，丢下好端端的买卖，到西周从政去了。后世也有一些仕途成功者都是卖肉的或屠夫出身，这跟姜子牙的影响多少有点渊源。
畜禽产品当时已成为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从卜辞中看出殷人已知食奶，如“其合(盒)氏(氐)乃”、“呼吴取乃”。“氐”意为“致送”，“乃”的象形似妇女乳房高耸之奶头，是“奶”的本字，在卜辞中引申为牛奶、羊奶之“奶”，“台”即“盒”，为“盒”之本字，“其合氏乃”者，疑似现今杀菌消毒后的盒装奶送货上门。
依照逻辑推断，比干被公认为世界裘皮业的鼻祖，接下来，他不但是中国畜牧业的缔造者和资源整合大家，还应被视为乳制品业、肉制品业、包装业、畜禽加工业、斗狗、动物园、马戏团等行业的共同鼻祖。
畜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关系殷商的国计民生，比干对殷商的支柱产业畜牧业发展极为倚重，常询问各方国、部落是否将“致牛”、“致羊”、“致鹿”以及畜群是否有灾等具体事项，还亲自外出“省牛”、“省羊”、“凡豕”、“凡牛”、“凡羊”，即盘点猪牛羊的数目，了解畜牧业发展状况，以便考核评估各级官吏的工作，据此予以奖惩。卜辞中“告刍”一词多见，“刍”或指饲牛马之草，或指草食动物，连给牛马喂什么样的饲料都要亲自过问，比干对畜牧业的重视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