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者王侯败者寇，这条现今东西方、南北方人类文明惯于引用的经典原则应用在帝辛身上是最恰如其分的，一个“寇”字，简直连帝辛几十年的帝王身份和政绩都被抹杀无存了。中国历史及其故事主人公们被粗暴地划分为“王”和“寇”、“君子和小人”、“好人”和“坏人”。只要是好人行列，便是十分的好，好得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只管放歌唱颂，不论是非曲直，还要“为圣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只要是坏人，便是十二分的坏，坏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只管鞭挞，哪问黑白清浊，“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近乎小孩子斗气的思维方法将中国人带进了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千年大坑里，令人爬不胜爬。好在拜儒家所赐，中国历史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少，所以人们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那些坏人最后都被擅长春秋笔法的史家们写死了。
这种“好人”与“坏人”的专利商标被西周统治者及其拥趸们累世放大复制，在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就是极端化、绝对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衍生出泛道德主义的流弊；衡量一切人和事物的道德标准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终极的，以至于中国自西周以降，凡是儒家占据主流话语权地位的朝代们是否存在能够称作哲学的思想史，便显得几分可疑。
关于帝辛的评价，自古以来不乏客观公正的边缘学者反对儒家的偏颇立场，为帝辛说上几句公道话，但也是隔靴挠痒，为反对而反对，依然逃脱不了“非好即坏”、“非错即对”、“非黑即白”的近乎平面设计恶的思维逻辑，其具体表现莫过于：你说他坏，我偏说他好；你说他十分的坏，我偏说他十分的好。有代表性的莫如孔子的大弟子、春秋时期儒家政治成就和商业成就皆为至高者子贡先生，身为“重农抑商”的儒家首富，子贡先生专为帝辛打了一次抱不平，声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句话颇有比干的耿直狷介风范，貌似比干精神的惊鸿一瞥。
国家富强，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是每一位国家领导人都放在心上的理想目标，封建时代估计也没有哪个皇帝老子刻意专挑一个混蛋坏蛋蠢蛋当自己的继承人。只是月盈则亏，物极必反，帝辛的悲剧其实在于过度追求完美，幻想以自己的敏捷卓识兼力大无穷，干出一番不逊于先祖成汤那样的丰功伟业；但他内心又是极为脆弱的，目标太大太高太远，一朝遭遇挫折，或者眼瞅着目标实现不了，便自暴自弃，直至在自我放纵中自我毁灭。这是帝辛的人格悲剧、性格悲剧。
作为一个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者，比干清醒地看到了殷商的危机和转机以及帝辛内心深处的愁肠百结，也看到历史趋势不可扭转。今人有道：一个人干不过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干不过一个事业，一个事业干不过一个趋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即便帝辛和比干天纵英才，也阻挡不了“氏族制封建制”向“宗法制封建制”的大趋势，一如夏后启废除炎黄部落联盟传统的首脑推选制而施行“家天下”。将历史趋势与个人能力、个人行为甚至个人品行挂钩，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正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极端表现。
社稷将亡，今生已无可恋，比干既然自知帝辛和自己都已无力回天，为使后人终有一天认清历史真相，他要做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那就是“挖腹剖心”。只有这样，他才能被后人牢记，他的思想、他的情怀、他的治国理政经验教训才能被后人在“忠孝”的墓碑之下挖掘出来。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他确实做到了，尽管历经三千多年的寂寞等待。
帝辛时期的殷商帝国王朝现在的标准，就是“富而不强”，社会财富掌握在极少数政治经济寡头手中，骄奢糜烂之风自上而下盛行，带动全社会的攀比心理。广大民众即使身处水深火热，畸形的生活消费也水涨船高，普通人借钱也要维持高消费，全社会沉迷于酗酒狂欢和娱乐至死，一步步推高了泡沫经济。这对于最底层的战俘和奴隶阶层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滋生了“仇富”、“仇官”的心理。生理欲望和感官刺激一朝打开阀门，便如江河日下一泻千里。西周代替殷商以后，新的统治者遂颁布实施了变相的禁欲政策，从此，儒家思想渐渐抬升，直至西汉时期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文学作品中或哲学意义上，帝辛和比干分别被赋予了“纵欲任性”和“节欲守中”的象征品格，个人操守和生活境界的两个极端，从而造就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式道德伦理体系，衍生出“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善既恶”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终至于本末倒置，舍本求末。为了维护这些纯粹道德伦理观念，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富足、民众的福享等等都不再重要了，即便国破家亡民不聊生，也要为此这种虚幻的道德文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思维逻辑迄今在华夏文明圈中仍有不少拥趸。
伟大的国家必要有伟大的精神，伟大的民族必要有伟大的文化。“民以食为天”没错儿，“不患寡而患不均”没错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没错儿；错就错在一些人像周人那样矫枉过正，割裂历史和现实的上下游关联，凡事极端化、绝对化并将其固定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教条。抚古思今，殷商的“富而不强”根源正在于缺乏一个逐级升华的信仰和价值观体系，缺乏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本能到崇高、从世俗到神圣的精神“旋转门”。人故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将比干精神绝对化、极端化，使之最终成为不食人间烟火而又处处眷顾凡尘的神，这同样是对比干精神的曲解、阉割和碎片化，也是对比干其人其事的无端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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