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尤其是比干、箕子和微子的海内外后裔们每有疑问：“三仁”怎么解释？——“三位仁人”？“三种仁义”？“三种仁德”？“三位一体之仁”？
历代对于“三仁”的歌颂者为多，而渐入花丛渐求证者鲜有，似乎歌颂多了，也就不用解释了；这种以纯粹感情或非理性情绪宣泄为论证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思维模式左右着人们对“三仁”的精准研判。遍查历代典籍，唯有《古文观止》里柳宗元撰写的《箕子碑》对于“三仁”有着较为系统而中规中矩的正解，现将部分原文和译文罗列如下：
（原文）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拼命，诚仁矣；
（参考译文）在纣王那个时代，社会常理和人间正道都荒谬混乱了，上天用各种灾害表示威怒，终不能警戒他悬崖勒马；圣贤正直人士的言论，完全不被纣王采用。象比干那样，拼死进谏，与殷商王朝同生死共命运，真算得是“仁”了。此处，比干以“忠谏救国”称仁。
（原文）委身以存祀，诚仁矣；
（参考译文）象微子那样，托身给周朝，从而保存殷商的社稷和祭祀，也算得是“仁”了。此处，微子先求保命以“保存商祀”也称仁。
（原文）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聩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
（参考译文）箕子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煞费心思地与纣王周旋；他隐藏自己的正确主张，忍受囚徒的耻辱。时代黑暗，他却不随波逐流；世道堕落，他却自强不息。所以《易》表彰道：“箕子在遇到危难时善于应付。”这便是“坚持正义立场，敢于蒙受危难”。等到黑暗过去，天命已经改变，天下百姓的生活回到了正常轨道，箕子便献出预备好的治国大法，成了圣明君主的老师，周人在他的思想引导下顺应天地人的常理，建立国家的重要法令典章。《书》经写道：“武王灭商与箕子一道归来，创作了《洪范》”。
在这里，有研究者怀疑，《洪范·九畴》一书从比干原创、箕子改编并署名，变成了箕子和周武王合著，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是姬发；贵为天子却剽窃他人的学术论文，署上自己的大名，周武王算得上千古第一王。这便是“建立法度，传授给圣明的君主”。迨至箕子被封到朝鲜，不排除周武王为了独占《洪范·九畴》的著作权，给了箕子一大笔稿费，打发他远离西周学术界，不过看来周武王这笔钱是白花了，历史上记载的《洪范·九畴》作者还是箕子。
周武王推行仁义，教化世人，提倡道德，亲近百姓，因而扩大了殷人享受祭祀的范围，使夷族接受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这便是柳宗元《箕子碑》讲的“推行仁德，教化百姓”。柳宗元连带把周武王这些道德、功业，因此，在柳宗元眼里，箕子十足也算一个伟大人物吧，以“忍辱负重，待天道改变，献出治国大法”而称仁。
综上所述，比干、箕子、微子这“三仁”的仁在内涵和外延上是有区别的，各有侧重，各有分寸，具体人物具体事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箕子囚而微子走”，目的都是为了活命，活下来才能施行仁义，彰显仁义，比干却死了，他的死也是为了施行仁义，彰显仁义。一生一死之间，“三仁”的大小高低格局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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