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动态探索而非静态考据是传统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创新突破方向，从“是什么样”到“是怎么样”、从“是怎么样”到“会怎么样”和“要怎么样”，这也是一个从数据到真实、从平面到立体、从死板到鲜活的研究过程。历史是现实的透镜，历史学亦即未来学，唯看清楚历史，方得看清楚未来，哪怕仅只是未来的一小部分面纱；又如中华传统武术，是否适用于丛林或战场实战格斗是次要的，唯有最高，方得无敌。这里涉及到“历史的真实”与“细节的真实”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基于考古发掘的结果及其各种争议话题侧重追求某种细节的真实，虽然细节的真实并无助于证实或证伪考古发掘的结果及其各种争议话题，但是人们习惯于残缺的日常思维在细节的真实方面却要求完美无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而一个河南小山村老奶奶试着开口讲话，偶尔带着些许美洲玛雅人的口音，也可以在若干年后引起国际史学界的一场轩然大波，解开一层历史的真实面纱。
中华传统文化拥有人类思想宝库最多的矛盾、互相矛盾乃至自相矛盾的智慧和伦理，这些矛盾及其解决方案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像宇宙天体运动那样在纷乱中维持着恒定的秩序，中国人的天下观本身包含了“宇宙-乾坤-天地人”的和谐运行，也就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理。
在中国古人为人类社会生活设计的伦理准则中，有坚持者即有颠覆者，唯独“忠孝”是没有反对意见的词眼，也没人敢公开反对。世界范围内，乱臣贼子也好，江洋大盗也好，孝子贤孙也好，贞妇烈女也好，大家伙儿都奉行同一个价值观，就是“既忠且孝”，至于“忠”和“孝”有哪些历史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有什么样的具体标准，应该怎么样才能算是达标，这些条款倒是没多少人去深究。像微子启那样抱着祖先的祭器投降西周也是忠孝，像箕子那样披发佯狂锒铛入狱也是忠孝，像比干那样挖腹剖心强谏而死也是忠孝，这么忠孝来忠孝去的，搞得后人惶惶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得对着那些忠孝牌坊一遍遍高呼“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唻就是好”，这种裹挟大众的口号泯灭了独立思考的外在条件，曾经给中国社会带来曾经深重的灾难。
排除了逻辑实证定义特别是内涵和外延界定的所谓“忠孝”体现了以孔子儒家为挡箭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差异性和共生性。黑社会们也要求当小弟的要像大臣忠于皇上一样绝对忠于老大：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老大叫小弟死，小弟不得不死。当老大的和当小弟的平等之处在于：如果不孝顺父母，那就连做黑社会的资格都没有了，人人得而扯起忠孝的旗帜推翻黑老大的暴政。这种黑白相间的奇妙伦理组合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个朋友圈、隐性小朝廷，即便贵为当今皇上，如果业余时间在黑社会兼职，照样要服从老大的指令，这就不是一个普通卧底能够承受的心理压力了。华人圈有一部流行的武侠小说《鹿鼎记》就对这种身份转换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喻。
关于封建时期黑社会和主流社会之间的“旋转门”现象，中国历代小说家言均有所着墨，最有代表性者如《水浒》、《三国》、《西游记》、《红楼梦》，号称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把旧官场和黑社会的“旋转门”描绘得惟妙惟肖，其他诸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更表现了作者对旧官场之庙堂和黑社会之江湖那份难以排遣的忧思并为之牵肠挂肚。
不加标准区分与内涵和外延界定的“忠孝”观也可视为人类社会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精神的儒家变种，在中国则带着深刻的宗法制封建制烙印，且内外有别；对内无原则无条件地强调忠孝高于一切，对外则就不管那么多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礼不下庶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稍不留神，“忠孝”便蜕变成了“排外”，变成了故步自封画地为牢，变成了“攘外必先安内”，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九牛二虎都拽不回来。
世界范围内，近代以降，深受孔子儒家“忠孝”观念毒害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绑架的日本民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孔子儒家的这一信条发挥得错落有致。他们对待天皇和自己人都做到了“忠孝两全”，有的觉得做得还不够的便切腹自杀了，“忠孝两全”的他们对待大和民族以外的那些人民却像野兽一样肆意杀戮虐待，对日本以外的人类社会确是大大的“不忠不孝”，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版的忠孝精神。这种极端歪曲“忠孝”精神的群体案例导致一些学者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很难为非中华民族的外国人学到手，也有学者就此鄙薄孔子儒家的“忠孝”观念自带一种伦理混乱和逻辑混乱基因，因而常被那些反人道的行为披上一层皇帝的外衣。
另有接近主流的看法是：二战以后，日本人被集体洗脑，“全盘西化”了，孔子儒家的“忠孝”精神遂从日本文化中连根拔除，继“黑船事件”之后，当今的日本再度沦为“亚细亚的孤儿”，这与他们把“忠孝”像泼洗澡水把孩子一起泼掉的行为不无因果。这种看法在试图接近主流的同时也就接近嘴歪怪瓢漏了。
“忠孝”观念及其言行本身无可厚非，容易错乱的是适用人群的内外界定，对内，“忠孝”之下无对错，无是非，你好我好大家好，大搞一团和气，山头主义、帮派主义、关门主义、各种朋党、各种圈子，把“忠孝”活活当成了性工作者的牌坊；对外，不忠不孝者，无异于野生动物，“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孔子本人可能也曾意识到把“忠孝”无限上纲上线的弊端，为此做出补充说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惜乎他老先生到死也没整明白究竟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敌人，遑论“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空怅惘，只留下，“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见纯粹的“忠孝”在始作俑者孔子先生那里也是很难做到的，既然大多数人做不到，为什么还要大力提倡呢？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欲望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技术层面将“新儒家”重新拾掇起来的传统“忠孝”观具体化、标准化了，体现了美国特色的忠孝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斯洛将人的这五类欲望需求依次由较低到较高排列完了，后人又在这五个层次之上加码了一个“自我超越需求”，但加码者明智地没有将之作出硬性规定，因为现实中的大多数人会将“自我超越需求”合并至“自我实现需求”当中，有的人则从娘胎里出来就没打算自我超越，惹得叔本华和尼采们急眼了，满世界嚷嚷人类必须自我超越、自我否定，甚至当什么“超人”还，这就是把儒家的“忠孝”在另一个时空频道发挥到极致了。关于人类精神意义上的“忠孝”，套用一句反动的心灵鸡汤“当科学千辛万苦地爬到真理的顶峰，却发现神学早早地等候在那里了”，——当尼采吭哧吭哧地爬上忠孝的顶峰，却发现孔子早就汗流浃背地等候在那里了。
尼采的“超人”一说以今人的眼光和科技发展成果，跟“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似为一体，有学者呼吁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快引进儒家的“忠孝”和墨家的“兼爱”，据传有关各方正在为此开展磋商，前景不明朗。倘若让机器人们接受了儒家的忠孝观，接受那些“尊尊亲亲长长幼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对于防止机器人们反抗人类甚至毁灭人类，倒是有很大的帮助。
究其本体，如同其他西方学者那些似是而非的实证主义理论一样，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只是浅尝辄止或者仅仅说对了一半。人的纯粹精神追求或曰自我超越需求也是分层次的，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以前，就把花果山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还亲自外出寻找长生不老药以造福猴民群众，寻药过程中却发现天上那么多神仙都比自己干得好，连阎王爷的地府都比花果山的猴口多，才觉得自己的格局太小了，比下不足，比上更不足，就一步到位地想把玉皇大帝从每天当差值班且无节假日和调休的苦境中拯救出来，自封“齐天大圣”，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就是从“小圣”到“大圣”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了，真正实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忠孝两全”。
跟孙悟空相比，孔子的“至圣”帽子盖过“大圣”一头，但是跟“神圣”比起来，孔子也差了半截子，千百年来，儒家、道家、佛家等百家互掐互斗又互帮互抬，盖因缘起争夺后世马斯洛们“自我超越”的领导权。
人的物质欲望相对容易得到满足，而人的精神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看见美女就乐意奋起直追，情不自禁而已；想到神仙就妄图长生不死，攀龙附凤而已。“忠孝”也是一样，对一个皇上忠了，那就要对皇上他爹、他爷、他爹的爹、他爷的爹和爷都要忠，对后来的皇上及其爹爹爷爷们也要忠，忠不过来，万一这些忠的对象们自己内部起了冲突，向着谁好呢？比如皇上和太子、太上皇和皇上打起来了，大臣们和草民们究竟向着谁，忠于谁才好呢？这个尖锐的问题就不是孔子儒家的“忠孝”观能解答的了，只好反复念叨“忠孝”两个字，避实就虚。孝顺父母天经地义，孝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七大姑八大姨等等父母辈的也是应当应分，孝了一百次，就一两次没孝好，没孝到，概率上很正常，但是孝也就残缺了。由此推论，不但“忠孝两全”是一种空想、臆想、幻想，“忠孝”本身也随时处于自相矛盾的危险境地，“孝而不顺”、“大义灭亲”则是针对“忠孝两全”的矫枉过正乃或瞎打误撞了。
“忠孝”也者，本属人之为人、人群之为社会、人类之区别与动物的最基本伦理准则，好比人活着就要呼吸、就要穿衣吃饭睡觉，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却被故弄玄虚的儒生们拉抬到与天地日月共辉的哲学高度，一般认为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就是喝西北风长大的。民间有一句大白话，言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曰“我养你小，你养我老”，这句大实话透出的大智慧大彻悟几近于马克思讲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论调了，“我养你小”是基本人伦，“你养我老”也是基本人伦，倘若做不到，便是与禽兽无异，这种简单的生活常识和人伦常理有什么必要提升到最高道德阵地且大书特书大树特树呢？照此逻辑，“不杀人放火”、“不偷盗抢劫”、“不随地吐痰”也成了一种常人可望不可即的美德了。
人类的精神追求中，比以上各色人等“忠孝”层次更高的大有人在，如比干的挖腹剖心，岂止是“忠孝”二字一以概括的；以“忠孝”二字给比干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三位一体的人类救赎精神打上标签，看似“捧杀”，实则拉低了、狭隘化了乃至于污名化了比干的人格境界和精神原貌，唯彰显了自家的鼠目寸光和蝇营狗苟而已。
在“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引领新兴全球化及其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命运的当今和未来，绵延三千年的比干精神须从民族精神、国家精神升华至人类精神、世界精神，其才得发扬光大；较之普罗米修斯精神、西绪弗斯精神、狄奥尼索斯精神、俄狄浦斯、弗洛伊德等诸西方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以及“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多米诺骨牌效应、蝴蝶效应等具体而微的西方话语劳什子，比干精神更具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往、无所不能的宇宙精神之精妙、之概括、之全覆盖。
升华也罢，扬弃也罢，总领也罢，比干精神之于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忠孝”成分或要素乃是范畴之于概念、源泉之于百川、主干之于分支的关系；“忠孝”是比干精神的基石、基础，而不是内核、核心，更不是比干精神的全面最高境界。这个道理打一个比方来说，你可以夸奖一个孩子“乖巧”、“听话”、“懂事”，但你不可以用同样的词眼夸奖一个成年人，那就是找抽了。
“忠孝”问题上，需要甄别的是，历史上，什么人、多少人打着“忠孝”旗帜而推行奴化、愚民、自专自权、唯我独尊的勾当。“忠孝”之余，“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国古人历来有“大忠”和“小忠”、“谏忠”和“愚忠”、“大孝”和“小孝”的区分，将“忠孝”的标准加以细化量化为具体的行为类型。比干身后，中国人对于“忠孝”被孔子儒家框定在人伦认知层面以及从概念到概念的循环往复和循环论证，只问忠孝与否，不论是非曲直。本体意义上，所谓“大忠”、“大孝”亦非限于“三过家门而不入”、“舍小家为大家”式的常识性伦理，更是一种视天下芸芸众生同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普世大爱。
生于忠孝，死于忠孝；誉于忠孝，毁于忠孝；成于忠孝，败于忠孝；始于忠孝，止于忠孝。套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的一句话“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忠孝（传统），多少奴役（糟粕）假汝之名以行。视暴政如寇仇、为自由而献身的比干若得再世，他对后人强加于自身的种种仁义道德吹捧该当作何感想？人故曰：何以解忧，唯有忠孝，忠孝之殇，害人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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