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研究教员。
看教员的文章里，很少看到他对个人“人”的指责、更不在言语上否决个人的能力；而在生活中，一般人容易发生的是对个人有很多的不满、指摘、甚至敌意，以及能力的否定。
问题：教员为什么能做到这样？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
教员很少会直接指责这个人，而是会对人背后的主义、策略和思想提出批评。比如，
杜修经……不察当时的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向湘南去的命令，……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归因：
1）“不察当时的环境”、“形式地执行命令”。
2）“不察当时的环境”是个流程问题，即应该在执行命令前先对当时的环境有所察觉和判断，要找合适的环境和时机来执行。
3）“形式地执行命令”是个流程问题，即在执行命令前，要拆解命令、顾后果的执行，即要先做足够的准备，以增大成功率，即使不成功，也要有相应的应对措施。
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这并不对人的能力下结论，而在于“不明了当时正是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破裂时期的政策”、不该分兵的时候分兵了。完全是策略问题、时机问题。
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
这个归因于力量不够，或者是策略错了。也即只要用了这个策略的人，都会错，而用了那个策略的人都会对。或者是支撑这个策略的力量不够，如果支撑这个策略的力量足够，那也没有问题。
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这个则是归因于每团只有一个支部、以致于没有抓住士兵，解决办法是支部建立在连上，才能经得起严重的考验。
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
保不住枪枝，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是路线错，也即存在一条能把握枪杆的路线。
三个农民武装的赤卫队，另组织一特委统辖之，杜修经为书记。近接报告，他们又在盲动主义之下牺牲了。
这个归因于盲动主义，不是别的原因。所以，为了最大限度的消除盲动，解决的办法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做准备。
夏季又向四军领去七十枝枪，秋季全部覆灭于攸醴交界之皇图岭，此足见少数武装单独存在之不易。
这个归因于武装太少数，以致于不易存在。这个归因于临界值、最低生存力量数。
以上，
1）没有看到对个人能力的否决，而否决的是执行的政策、流程、时机问题、环境变化造成、力量不足造成等等。
2）在一个包含人的环境里，把全体拆分成了单独、客观的政策、流程、时机、环境、力量，……，等等，看这些所有的因素的互相作用和结果，并在这些纬度分别给出相应正确的取值来实现结果。
拆分出来的是全体里的这些“物资“，而“人”则是储存和吞吐这些“物资”的房子，每每都如此分析、操作，最终便能形成最合适的团队搭配、策略使用、时机和环境把握，所以用人、组团队就很明确：
陈毅：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
如果把问题归因于个人的能力，则个人有千千万万，以自己一人对千千万万，相当于是以有穷对无穷，殆矣！
反之把问题归因于使用的策略、思想主义、环境的变化、力量的充足与否，则也不过是拆分出几十上百种要素，以有穷对有穷，把这百多种要素研究透了，便已然能处理99.999%的事务、机会了。
如此形成习惯，经过足够时间的熟习之后，见问题、见事、见人便一针见血。这样就做到了有容乃大，海纳百川，得到了非常强悍的处理事情的吞吐能力。
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
这是基础，分析、推理他的办法、策略和他背后的思想，从十三岁就开始这样的练习，到三十岁的时候，已经炉火纯青，此时眼里也许可能已经不见到个人，见到的都是他们的思想、主义、策略、……等等。
不需要否定人，但可以指出对方的办法、策略和思想的问题，是这些东西不对，而不对人评价。
没有这种底层心法的我们，见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人和特定人的能力，矛盾也是针对个人的，便容易看不起人（因为人的缺点）、否定人（人的能力）、而忽视人有用的地方，用人时容易把对方给用废了、把自己也给用废了。
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
这是观察进步，进步的优先级高，只要有进步，则不断地进步下去，在未来终能远远超过要求。
这是观察未来，所以有人评价“卑视过去，迷信未来”，就要这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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