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性之光照亮前行的路
聂锦芳
作为一个教师，多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授课或者给听众做讲座，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身份和生活状态。最近外出20天参加一个“研修班”的学习，重新做回了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听课，好几天上、下午均有安排，且实行封闭管理，就有点不太适应了。昨天返家，从下午四点一直断断续续睡到今早六点，醒来后发短信给这段时间也不在家的妻儿，说：“还是家里睡得舒心和踏实啊！”
现在坐在书桌前，翻看带回来的《手册》，回想起这段日子的见闻，照例会有点想法。明天上午上课、下午参加校外学生答辩，生活将恢复到以往的状态，如果不记录一下这些想法，过一段时间就会被淡忘乃至从记忆中消失，那么，这段经历以后差不多也就成为空白了——这多少有点可惜，那就还是写几段话吧。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能停留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水准
数了一下，我们这次先后听了24场报告，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现实重大问题探讨、传统文化复兴、国际传播战略等议题，没有一场报告不提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现实化、大众化，但没有一讲是专门讲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住地还为学员配备了满满一书柜书籍，我浏览了一下，也发现没有一本马克思本人写的书。听过这些报告后，给我突出的印象是，报告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把握和理解基本上还停留于40多年前的水准，使用的表述、强调的观点和具体的阐释几乎没有变化。这就意味着，这么多年了，面对全球化时代现实境遇的新变化，依据一大批新刊布的原始文献而促进的“重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思潮、奠基于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理性思考之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理解、新诠释，没有进入报告人的视界并引起其关注，因此，在其讲座中也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吸收和反映。
深长思之，1978年开始我们之所以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其中最重要的缘由就在于，以往理解并执行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顺利推进，相反却陷入了非常艰难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当中国历史上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启幕的时候，最重要的推动者邓小平就有这样深刻的反思：“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唯物论、辩证法、反映论、唯物史观、资本罪恶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两个决裂”、“两个不可避免”等板块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而长期以来我们又习惯于将其中每一个复杂的范畴和观点用教条式的语言表述得相当明确而简单，并赋予其“绝对真理”般不可讨论、不允怀疑的意义。然而，将这些“世界观”“方法论”直接搬到对当代社会的分析，其效果往往是“两张皮”：这些原理往往大而无当，过于宏观和抽象，很难契入现实问题的深处——比如，根据唯物主义原理，不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吗？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事实”已经不能支配人们的观念，人们发言、处事、做判断多是从立场出发、从利益出发、从时尚和潮流出发；不是提倡要“辩证而全面”地看问题吗？但“既要……又要……”式的简单思维导致的却是“中庸”盛行、见异思迁、面面俱到、蜻蜓点水，根本触及不到问题的本性和实质；“反映论”自信“思维与存在绝对统一”，人们一定能够认识世界的真实，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面对盘根错节的现实问题，依然茫然无措，进退失据，经常感到一无所知；唯物史观强调“群众路线”，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普通群众算得了什么呢？……
马克思晚年特别鄙视这种试图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实际上造成的是二者相隔离的做法，称他的学说不是“一把万能钥匙”，不是“一般历史哲学”；告诫后继者力戒使抽象的哲学名词成为“一个套语”，觉得可以将其“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并且天真地认为“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说：“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他还“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
“资本”是马克思学说中最难把握和理解的核心范畴，对其复杂内涵的争论也已经一个半世纪了，而它又与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现实紧密相关。所以，依据马克思庞大的原始文献，而不是局限于过去流传的“通行本”，去阐发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就显得非常重要。研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应邀作了一场关于《资本论》的讲座，我苦口婆心地呼吁研究者，在当代新的境遇下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必须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基础；必须突破把《资本论》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在哲学上只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检验的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而要在扎实的文本、文献解读的基础之上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结合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诸多看法我也在一系列论文中作过阐述，今年我还将出版《返本再出发——<资本论>基本文献考辨及研究方式转换》一书集中展示我的梳理和思考。作为补充，这里我还想辨析一个观点，即马克思是否主张国家或社会集团可以“剥夺”个人财富。
西方最早明确提出政府的责任在于保护私有财产的，是近代自由主义哲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中，洛克认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三个观念，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而政府之所以有必要建立并发挥作用，就在于它必须而且能够保护私有财产。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也有很深刻的影响，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及洛克及其著述，并将其提出的问题纳入现实社会运动中进行考察。通过对资本社会结构、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在古典经济学探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发展出“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和借助社会力量重建被资本改变、垄断了的“个人所有制”的设计。他所谓“剥夺剥夺者”不是颠覆和摧毁整个资本社会的积累，不是国家政权、强力社会集团乃至一群没有参与和投入过资本运动的“流氓无产者”的劫掠举动，而是资本本身作为现代社会的支配力量和主体，自我调整、变革的过程，他设想以此保存生产力成果和文明积累、变革社会体制和机制，为贫困的消除、个体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寻找到出路。
作为一个学者和思想家，马克思的分析和设想难免有乌托邦的成分和难以变为现实的障碍，但与我们在20世纪一度时期所理解的剥夺财富、砸烂资本、搞平均主义肯定不是一回事。事实上，马克思晚年也意识到了他的资本理论与现实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非对应性，这是他写作了《资本论》三卷全部初稿，但至去世也没有完成第二、三卷定稿的主要原因。此外，马克思对德国依靠“铁血政策”完成统一、统一之后试图通过国家力量谋求欧洲大陆乃至世界霸权的做法，先瞻性地给予了严厉的批判，预言德国这艘“愚人船”，如果背弃自由、民主潮流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大趋势，将有触礁乃至毁灭的危险。为此，他特别标明自己主办的《新莱茵报》为“民主派的机关报”。
可惜的是，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及其论述，在20世纪要么被遮蔽，要么彰而不显。相反，复杂的社会运动、激进的变革欲求和非理性主义思维，一定程度上将其理论和学说扭曲、误读和引申。是耶？非耶？他之过，抑或他人之过？谁人曾予评说？谁人能评说得公道和客观？
（二）一百多年了，我们并没有学会如何理性地看待传统
课程设计者特别安排了一位明年将满九秩的老作家为我们做关于传统文化的讲座。老人除了听力有点障碍，声音洪亮，思路清楚，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些都令我们感动和敬佩。但对于他谈论传统文化的方式，我并不认同。
他开场不久就指责“黑格尔不理解孔子”，而所持的理由竟然是这样的：黑格尔是高高在上的教授、专家、哲学家，如果活到现在，可能很善于“填表”和承担重大项目，但他不懂得中国人的哲学是基于日常生活和具体经验。这种理由纯粹属于讲授者自己的猜测和臆想。虽然不能排除黑格尔有“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但从其思考的逻辑来说，他是从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大趋势来观照包括孔子思想在内的东方哲学的。在黑格尔看来，现代社会的建构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理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传统哲学讲究人伦秩序、道德训诫的特征和混沌把握、直觉体悟式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天朝大国”的自负心态，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及其思维方式。应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击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症结和要害！
按照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推论逻辑，可以分析一下老先生讲座的内容。他所谈论的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究竟该如何界说和诠释呢？其报告的主体部分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三性”（此岸性、积极性、经世致用性）、“三尚”（尚德、尚化、尚一）和“三种精神”（君子的人文精神、中庸的辩证精神、长期苦战精神与抗逆精神），不知道他这是怎么概括出来的，为什么是“三”而不是“二”、不是“四”，乃至不是N呢？有什么靠实的依据和理由吗？这是理性而严密的论证还只是作家灵光一现的随想呢？
听了那么多报告，老先生是唯一允许与听众互动的人。其中有人问他这么高龄创作力依然旺盛和长寿的秘诀，他的回答是：保持愉悦、健康的状态，而把不健康的记忆、情绪从心里排挤出去。对于个人养生来说，这确实是宝贵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老先生一生也算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坎坷波折之人，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假如尽力回避直面真实乃至残酷的历史，其作品缺少痛彻心扉的反思和感受，只剩下粉饰、掩盖、歌颂和鼓舞，这是可以想象的吗？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人生经验，都是这般“圆滑”“世故”“难得糊涂”的智慧吗？
严格说来，老先生的主业是文学创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专业研究来说，他大概只能算是一个“票友”，客串一下而已。那么，专业研究者的状况如何呢？
想起5月初一个周日，一位退休的领导约我到其家里，我们从下午3点聊到晚上7：30，中途他挽留我几次不让走，还让其夫人做了便餐。他现在工作不忙了，身体也不太好，但读了很多书，对不少理论和实践问题充满了疑问和困惑。他介绍说是从“喜马拉雅”上听了我10多年前录制的讲课视频，最近又从书柜里翻出25年前我送给他的博士论文，从谈话中知道他好像也看了我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于是想到要跟我谈谈。他向我询问了关于马克思的不少理论问题，也介绍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别的方面的情况，还约略表达了对现状的一点担忧和无奈。他很鄙视学界现在追风的现象和个别知名学者的作为。末了，他问：“你对现在大力提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吗？”我说：“有一点。”他说：“那咱们留待下次专门谈。某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哲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的书我大部分看了，我并不太认同”。
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学者，我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对原始文本的解读来把握和阐释其思想的原貌，至于其学说的当代效应，我谈论起来一般都很谨慎，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思考并不成熟和到位。我写过一篇短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融合和重新建构的过程，而这种“化”的过程将是极为复杂而艰难的，因为两种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差异。在我看来，作为毕生致力于资本批判和对现代文明社会进行探索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所建构的“新哲学”体现的是一种具有现代意识和水准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在世界文明中是一种独特的形态，具有自己理解世界的特殊理念和方式，但是，成长、成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哲学需要直面一个重大的难题，就是它必须迎应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对传统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艰巨挑战，也就是说，它必须实现现代性转化。如果不完成这一艰难的工作，就很难谈得上现实化或当代化。
那么，那位领导为什么不认同对中国传统哲学有深刻造诣、著述十分丰富的某某的研究？根据他与我一下午谈话形成的印象，我认真琢磨之后能想到的是两点：作为当代学者，某某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梳理和阐释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几乎没有站在当代的高度对传统做出系统而深刻的反思；更有甚者，为了在当代哲学研究的格局中，改变中国传统哲学长期“被打压”、被忽视的命运，彰显其强大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将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势头“压”下去，这位老兄不遗余力、寻找机会和场合“接近”高层，所发表的文章开头言必引述中央文件和领导人关于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讲话——让我们这些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都感到不好意思。
由此想到，一百多年了，我们经历了由激烈地“反传统”到今天不遗余力地“拥抱传统”的转变——态度截然对立，思维两极相通，我们并没有学会如何理性地看待传统。
（三）力戒固步自封、划地为牢，在理性支配下踏实前行
研修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多个界别。人们介绍情况时一般都会罗列自己获过的荣誉、承担的项目乃至发表过的成果的级别等。作为学界中人，我无疑也在这些方面有所获益，但我并不看重它们，更不会以此来自我标示。尤其是对内中复杂情形多少有点了解，又到了这般年纪，这些“硬指标”在我这里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我也绝不会将此作为衡量和判断某人专业水准高低的依据。想一想，思想史上哪一个代表性人物是基于生前获得过的奖项而彪炳史册的？哪一部世界名著是受到项目资助而写作完成的？多少卓越的思考者于庸常而平凡的生活乃至穷困潦倒之中，悉心观察、思考和记录自己所处的时代，探究人类摆脱资本和权力束缚、走向自由解放之路，如果沉浸在世俗的功利追求和满足于浅薄的声名荣耀中，如何创作出对人类历史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的精神伟构呢？
研修班还特别安排了“学员论坛”，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一个小组代表的发言。限定时间20分钟，她先自称80后，留学牛津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又曾去哈佛交流，现供职于国内顶尖高校。但从其发言中，压根看不出这样的教育背景及其相应的专业素养。贯穿其简短发言的中心内容和线索是她如何按照领导（从最高层逐一罗列到他们学校的党委书记）的指示展开研究的，特别自豪地提及前几天被刷屏的一则新闻，称其学校书记讲课的材料就是由她提供的。她还说，自己在国外是专门学教育学的，对西方学界的情况太了解了，那里的学者研究的题目太过细小，已经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启发，所以她并不建议自己的学生出国深造。更令我惊诧的是，她如下的一段话：“中国学生在国外课堂上不发言，那是因为我们东方人态度谦逊，这并不意味着那些积极发言的西方人就有思考”！她的发言超时了，听众开始鼓倒掌促其下台，她竟然浑然不知，说：“此处有掌声，说明你们觉得我的发言精彩，那我就再多说几句……”
可能是我自己的偏见，但必须说，自己真是不理解作为80后的她，不理解这所大学，更不理解我们现在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人！当天晚上为此特地与也在那所大学任教的一位老同学做了交流。她说，他们那里持相同认识者“在年轻人中比例很大，包括不少学生”，还“估计这个女孩回学校后，还会再介绍她在那里的光鲜经历：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掌声追捧……”——既然情况如此，该说什么好呢？那就祝她“前途看涨”吧。
当然，也不乏理性的思考者。一位专门研究东亚关系的学者也做了发言，他从专业的角度介绍了目前我们国家周边关系的复杂情势，让人感到客观而中肯。在台下我与他有过简短交流。我作为一个外行，表达了自己这样的看法：我们与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更不要说港澳台地区了，最好的相处乃至“统一”的基础，是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即所谓“东亚的价值观”，这是为在其中搅局的美国不可能具有的优势和条件，我们应该加以充分利用。欧洲历史上有长期恩怨情仇的法、德等国家，最终能够放弃前嫌，融合成为统一的“欧盟”，体现出一种很高明的智慧；我们面临的问题诚然与其性质和特征很不相同，但他们确实有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之处。他表示认同。
由于是封闭学习，在那里工作的老师和朋友未必都能见到。在我离开之后，一位退休老师发微信给我，转发了一篇他新近在权威的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请不吝指教”。我看后感到这位前辈学者能在一篇文章有限的篇幅内将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梳理得如此清楚，真是见功夫了。特别是论文第一部分的德—中文词义辨析和第三部分对《资本论》三卷结构的分析，非常到位地支持了其论证，如果没有多年积累和高度的概括力是很难做到的。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种基础理论专题的探究非常缺乏，很多现实问题和流行政策的讨论提不到这样的理论层次。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他，他回信感谢我的“肯定和褒奖”。说“虽然我也比较关注马克思文本方面的研究，但毕竟很少从事这方面的写作，所以写这类文章还是自感底气不足。但是由于深感'马克思系统思想’的研究太过薄弱，急需引起重视，也就不揣冒昧写了这篇东西。能得到你和其他朋友的鼓励，我感到付出的努力还是有收获的。你谈到要重视马哲的基础理论研究，我深有同感。现在理论研究中的一些倾向是令人忧虑的。”
这位前辈所说的理论研究的这种状况，在研修班的报告中也有人提及。我们能够想象吗？全国每一所高校都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而且按照一定的比例每年都大跃进式地引进年轻教师，目前更开始提倡“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但给我们作报告的一位主管理论工作的领导脱稿发挥时慨叹说：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属于“稀缺人才”！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只是当代中国的一面棱镜，由此显现的问题却足以令人深思。现在我们正举全国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但必须意识到，愿望是一回事，思路、做法和效果乃至未来的命运可能是另一回事；二者未必会呈现出一一对应的状态。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总结20天来学习的感受，我想到“理性”这个“古老”的、显得多少有点“陈旧”“落伍”“保守”的词汇；我认为，它的丰富内涵及其所表征的理解世界的态度、思维、规划和行动，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显现得多么急迫、必要、重要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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