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和动物借助感觉器官来探究他们周围的事物；他们倾听、闻嗅、观察和触碰；他们由此形成对环境的总体印象，牢记这些印象，与之对照，基于过去的印象，发展出对未来的预期。人类的探究永远都是连续和系统的，通过使用仪器（望远镜、显微镜），感觉器官的作用域增大，借助于概念思维的桥梁（它们本身不能被观察），观察到的事实被整合为更大的单位（理论）；于是，潜移默化地发展出对外部世界进行科学性的探究。
内心世界无法借助感觉器官来观察。我们的想法、愿望、感觉和幻想，既看不到、闻不着，也听不见、摸不到。它们在实体空间中并不存在，然而，它们是真实的，
（1957年11月，在芝加哥精神分析学会第25届年会上，该文首次发表。发表
在《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学报》(1959), 7:459-483。1957年7月，在巴黎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会议上，提交了简短的版本。）
当它们适时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注意到：通过我们自省，通过我们与他人共情（也就是替代式的内省）。
但是，我前面所说的区别是对的吗？想法、愿望、感觉和幻想，真的在实体空间里不存在吗？是否存在潜在的进程，一方面，它能够被高度精确的物理方法所记录，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想法、感觉、幻想和愿望，仍然能被体验到？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必须在身心二元论或是一元论两者中取其一，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唯一富有成效的定义，是操作层面的。当我们观察工具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感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物理现象，而当我们观察工具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内省和共情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心理现象。
当然，就特定时间发生的现实性的操作，前面所说的定义，千万不能做这样狭义的理解，从最广义的角度上看，它是观察者对于所观察的现象所持的总体看法。迄今为止，在直接的观察中，影响八大行星进程的行星还看不到，于是，天文学家思索在望远镜中没有显现的天体的进程、大小和星等（也就是亮度）；他们还继续思考多年来还没有重回视野的彗星的物理性质。在心理学领域，同样的思考也适用。例如，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把“前意识”和“无意识”作为心理结构，不仅仅是因为当我们怀有“内省的意图”时，与它们近在咫尺，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通过内省，最终触及它们，还因为我们是在内省的或潜在内省的体验框架之内，去考虑它们。
当我们观察的资料井然有序、我们的观察变得科学系统时，我们就开始处理各种各样的概念，它们与观察的事实相去甚远。有一些概念构成抽象或概括，因此，或多或少，与观察的现象直接相关。例如，动物学的概念“哺乳动物”，就来源于各种各样的动物个体的具体观察；然而，哺乳动物本身，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心理学也如此。例如，精神分析中的驱力概念，就像后来证明的，来源于无数的内省的体验；然而，驱力分身，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其他一些概念，比如，物理学中的概念“加速度”或者精神分析中的概念“压抑”，都不直接涉及到观察的现象。然而，这样的概念无疑属于他们各自科学的总体框架之内，因为它们指明了观察资料之间的关系。我们观察空间中的物体，记录它们沿着时间轴运动的物理位置，由此得出加速度的概念。我们观察并回味想法和幻想，观察它们出现和消失的条件，由此得出压抑的概念。
但是，内省和共情真的总是每一个心理学观察最基本的要素吗？我们通过对外部世界进行非内省的观察，有没有可能探究心理学的事实？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一个人，不是一般的高。对我们心理学的评估而言，这个人的身高异乎寻常，这一点不需争论——然而，没有内省和共情，他的身高就仅仅是一个物理属性。只有当我们自己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角度、通过换位的内省、开始感受他异乎寻常的身高、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时，由此才唤醒了我们内心的体验：我们与众不同或是引人注目，只有在那时，我们才领会到这个人身高异常的意义；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观察到一个心理学的事实。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心理学的概念“行动”。如果我们不通过内省和共情，仅仅观察物理学的方面，我们观察到的，就不是行动的心理学事实，而仅仅是运动的物理学事实。我们可以估量眼部以上皮肤向上偏离最微小的一英寸的部分，然而，只有通过内省和共情，我们才能理解眉毛上扬所包含的惊讶和不以为然之间微小的差别。但是，不借助于共情，仅仅考虑到可见的路线和结果，难道不能理解“行动”吗？答案再一次是否定的。我们所看到的通往特定终点的运动模式，这是个纯粹的事实，本身并不能界定心理学的行为。从屋顶散落的石头，砸死了人，这样一个时间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行动”，因为其缺乏意图或动机，我们无法与之共情。虽然，我们意识到，无意识因素决定很多意外会发生，但是，我们还是把产生意外后果的活动和有目的的活动加以区分，这是正确的。一个人扔石头，石头落下来砸死了另外一个人。如果存在我们可以与之共情的意识或无意识的意图，我们就在谈论一个心理学的行为；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意图，我们就在思考物理事件的因果关系。另外一方面，如果按照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的措词，描述A如何发出某些言语的声波，在B的大脑里引起了特定的电化学形态，这个描述还是没有包含心理学的事实，声明B被A激怒了。只有我们试图通过与另外一个人内心进行内省或共情来进行观察的现象，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如果我们观察一种现象的手段中，内省和共情不占主导地位，那它只能是“躯体的”、“行为主义的”或者“社会性”的现象。
因此，我们可以用清晰的表述来重复早期的定义：如果我们观察模式的基本成分包括了内省和共情，我们就可以把它命名为精神的、心灵的或心理学的现象。在这个背景下，术语“基本”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心理学的观察中，内省或共情永远都不能缺席，但可能单独呈现。早期的考虑因素，显示的是之前表述的前半部分。为了显示后半部分（在观察心理学材料时，内省和共情可能单独呈现），我们要转向精神分析。在此，我们首先要考虑那些反对意见：有些人提出，精神分析观察的主要工具，不是内省，而是精神分析师对病人特定行为的审查——自由联想。然而，通过自我分析，发现了大量的临床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又发展出一组系统的理论抽象，例如，弗洛伊德写作《梦的解析》，即是如此。在通常的分析情境中，接受分析的人要进行内省式的自我观察，分析师是他的见证人。分析师的心理洞察力，经常要领先于被分析者对于自我的理解，的确如此。然而，分析师对内省进行延伸（换位的内省），被称为共情，这些心理洞察力是这种内省技术训练有素的结果，
当然，这些考虑因素，并不意味着内省和共情是精神分析观察唯一的成分。精神分析，像所有其他心理学的观察一样，内省和共情——观察基本的组成部分，经常与一些观察工具关联、合并使用。
然而，最终的和决定性的观察行为，是内省的和共情的。此外，我们证明了，在自我分析中，内省是单独呈现的。
此时，在科学心理学领域之外，审视对共情的运用，是富有成效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态度不是科学的和系统的，凭借对于我们所观察的对象的共情能力强弱，我们倾向于把现象或多或少都看成是心理的或心灵的现象。当我们带着自己文化的背景去观察人们的时候，在心理上最容易相互理解。他们的动作、言谈举止、欲望和敏感性，和我们是一样的，根据蛛丝马迹，我们会与他们共情，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则认为这些蛛丝马迹无关紧要。然而，即使当我们观察不同文化背景、经历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时，我们通常确信，通过发现我们能够共情的一些相同的经历，我们也能在心理上理解他们。动物也是一样：当一条狗与主人久别重逢，向他打招呼时，我们知道，与心爱的“人”久别重逢，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狗的体验是共通的，即使我们有意强调，人类与动物体验的区别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也会开始用心理学的措词来思考。然而，几乎没有人，愿意讨论植物心理学。诚然，一些养花的热心的观察者们，可以想象并仿佛看到植物朝着太阳或者温暖在转动，他们可以与之共情，感受到植物内心的努力、渴望或者心愿——但是，这更多是在语言或者诗歌的意义上，因为，我们坚信，植物（例如，和我们一样，对一些动物也是如此）缺乏基本的自我意识。然而，这仍需要在更深的层面进行分析。我们看到，水从山峰奔流而下，力求捷径，规避障碍，甚至用拟人的措词（奔流、力求、规避）；
然而，我们不能说，无生命体存在心理状态，更不用说植物心理学了。
于是，在“所有”心理学的理解中，内省和共情都在发挥作用；然而，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在内省和共情的“科学”使用上，是最杰出的先驱。强调对内省（也就是自由联想和对阻抗进行分析）进行详细地改进；借助于这些特定的内省技术（也就是无意识的发现），发现迄今为止未知的内部经验，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正常和变态心理学现象产生了全新理解的领域，这一切容易掩盖一个事实：即第一步就是引入内省和共情，坚持把它们作为一门新科学的观察工具来使用。自由联想和对阻抗进行分析，以及精神分析的基本技术，都把内省式的观察从先前未被认可的曲解（合理化）中解放出来。于是，毫无疑问，引入自由联想和对阻抗进行分析（结果是承认对活跃的无意识产生了歪曲性的影响），明确地决定了精神分析观察的价值。然而，重视其价值，同时，也重视自由联想和对阻抗进行分析作为辅助工具，服务于观察中内省的和共情的方法，两者并不矛盾。
借助于这些介绍性的观察，现在我们要准备转向当代研究的主体部分了。下面的考查，基本上不涉及分析师和被分析者多方面的心理体验，从动力学和遗传学的角度来说明内省和共情，也并非其目的。
从现在开始，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内省和共情是精神分析调查研究的主要成分，我们想要解释这样的观察方法是怎么样界定观察领域的内容和界限。因为，反过来，观察领域的内容和界限决定了一种经验科学的理论，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展示内省和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那些忽视二者联系导致误差、遗漏或错误的领域中。
针对内省产生的阻抗
在讨论中，把针对自由联想产生的阻抗作为心灵防御功能的结果，是正确的。病人反抗做自由联想，是因为害怕无意识的内容及其衍生物，精神分析的过程受到抵制，是因为它具有被禁止的手淫性幻想、攻击性等等的意味。然而，用高度理性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表达的精神分析方法，看上去似乎是更通常的阻抗：针对内省的阻抗。也许，我们曾忽视了去检验内省（和共情）的科学性的使用，未能对其进行实验或者改进，因为我们不愿意由衷地承认，它是我们观察的方式。似乎我们以它为耻，不想直接提及；可是，即使它有缺点，它仍开启了通往伟大发现的道路。我们对于内省（以这些流行语为典型，比如神秘主义的、瑜伽、东方的、非西方的）这么犹豫，撇开决定性的社会文化因素，还存在一些潜在的原因，导致我们有偏见，不敢承认这是我们得出结果的观察方式，对此，我们还是要去鉴别。在精神分析的实地考察中，内省这个因素如此重要，我们却防御性地忽视这个事实，正是恐惧所致，而随着紧张增加，恐惧变为对无助的担忧。
我们习惯于通过行动去宣泄紧张，乐于把想法仅仅当作是行为的媒介、延迟动作、试探性的动作或者是计划。我们当下的方向是要缓解紧张，而内省看起来是反其道而行之，当被压抑的内容即将重见天日时，对于被动性的一般性恐惧增加，紧张增长并引发更为具体的恐惧。诚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精神分析中，自由联想与我们通常的思维过程并不一致。一般来讲，思维是“一个活动的体验方式，伴随着少量相关的专注” (Freud, 1911a, p. 221)。可以说，精神分析治疗完全是为行动做准备；然而，自由联想本身，并不是为行动做准备，而是通过增强对紧张的容忍，来对结构上的重新排列做准备。
在治疗早期，病人们经常表达对分析长度和治疗频次的理解，用治疗要求他们牺牲的时间和金钱来证明。然而，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在面对不断增强的紧张时，这些抱怨遮蔽了对于无为的更深层恐惧；恐惧，换言之，通过内省，能量流持续不断地进行反转。也许，就分析师而言，在我们试用分析方式的过程中，也是类似的不安，妨碍我们探究延长内省时间的后果，比如延长分析时长的有效性。
当然，内省也能被看作是逃离现实。其最病态的形式，就像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中心的白日梦，内省屈服于快乐原则，被动接受幻想。
更多的是在自我内省控制下、但仍受快乐原则影响，是神秘主义崇拜和伪科学的神秘主义心理学的内省的合理化形式。内省可以被滥用，这样一个事实，一定不要蒙蔽了其作为科学性工具的价值。毕竟，如果科学家基于病理学的目的去运用科学活动，那么，追求非内省式的物理科学，同样要服务于快乐原则这个初衷。就像最好的物理科学一样，我们想要深化和拓展知识领域的欲望生机勃勃。
早期的精神构造
无论如何，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对于内省的非理性的阻抗，还有现实的限制。例如，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批评意见，说一些作者的描述或者理论是拟人化的、成熟的之类。现在去考量并用语言表述，这些批评的措词意思是，要么观察者的共情过程没有被慎重处理，要么是被谈论的作者共情不当。毫无疑问，事实上，共情的可靠性越下降，观察者所看到的就更加不同。从角度看，精神分析是遗传学取向的，把人类的经验看作是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纵向的精神构造的连续体。心智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对我们共情能力，也就是我们自己过去的精神构造的特定挑战。（当然，这些考虑因素，不仅仅适用于纵向，也适用于横向的方法，例如，当我们谈到睡眠、神经症、疲劳、压力等等时，论及心理学的深度和心理学的退行。）
当我们描述原始的、早期的或者深层的心理过程时，必须使用何种类型的概念呢？例如，在弗洛伊德学派“现实神经症”的症状中，持续的内省（即使是在自由联想和对阻抗的分析形式中），在“焦虑性神经症”中除了焦虑之外，或者在“神经衰弱”中除了疲劳和疼痛之外，不能揭示任何心理的内容(Freud, 1898)，这一点在操作中起决定性作用。弗洛伊德一定认为，那些他不时遭遇到的、不同的幻想，次于（随着将其合理化）这些症状而构建。由于缺乏心理学的发现，弗洛伊德提出这样一个构想：“现实神经症”是机体障碍的直接表现——换句话说，表示这样一个状态：通过非内省的调查方法，例如通过生物化学的手段，研究会更富有成效。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这样的精神病理学存在，比如“神经症障碍”2、“植物性神经症” (Alexander, 1943) 或者“器官神经症”(Fenichel, 1945)，还适用于对心理发展基本的功能阶段进行区分的方法 (Glover, 1950)。同样，我们不该假装对心理发展最早期阶段的心理内容理解得很精确，当讨论这些早期阶段的时候，应该避免使用那些对后来经历的类似现象也适用的措词。因此，对于共情得不够严谨但是大体类似，我们应该感到满足，例如，我们说到紧张，而不是渴望；说到紧张缓解，而不是愿望满足；说到凝结和妥协形成，而不是问题解决。这些术语错误是操作上的改变，比这更难的是对它们的察觉，这要看讨论时早期心理学的状态。
我们不是想要把共情式的内省这样一种基本的形式，扩展到早期的心理状态，而是提倡要描述社会环境——例如，对母子关系进行描述。当然，对早期母子的互动进行考察和描述，不可或缺；但是，一定不能忘记，随后，我们就要面对一种社会心理学的形式，因此，势必要移至一种参考框架内：它与内省心理学互相对照，但不是完全雷同。
基于借助内省方法实施观察得出的理论，和基于例如社会心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的观察方法得出的理论，我们一定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溪水往低处流，一路遇到石头就会绕开，发现通往河流的最短路径——在水和环境之间，就解决了适应的问题。一个已婚的女人，面对不忠的诱惑，内心正处于挣扎之中，她发展出癔病性的失明——可以说又一次解决了适应的问题。另外一个女人，情况一样，但决定不想再受到诱惑；她也不想看到那个诱惑她的男人，仓促做出决定要回家——又一个适应的问题解决了。社会心理学家可能想要通过比较任务的复杂性，来对这些适应过程进行区分，而生物学家则去比较问题解决的手段——考虑到我们这个时代使用电子“脑”（计算机），这样的区分并不容易。精神分析学家运用内省和共情，并非根据机能有效与否、繁简与否，而是借助内省吾身、估算不同心理活动的相对距离、与另外一个人的体验进行共情，来对机能进行区分，无论社会心理学家或生物学家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很明显，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一些心理过程（紧张、新生的紧张释放）几乎都超越了共情，可以说所发生的的适应，最接近水与岩石和重力作用交互作用时的运动状态。然而，其他一些过程，比前面所说的，稍微更接近共情的观察者，但仍然与自我观察的自我意识相去甚远：达成和解、凝结、替代和多因素决定，我们称之为初级过程（例如精神性神经病患者的症状形成）；最终，我们发现了那些最接近内省和共情的心理过程：逻辑思维、问题解决和故意行为的次级过程——选择和决定的官能。
内心和人际的冲突
下面我们将考察内心和人际冲突在精神分析理论框架中的地位，特别是考虑到被频繁表达的理念：精神分析“不够人际间性”，或者它使用个体而不是使用社会模型作为参考框架。这些观点没有考虑到精神分析观察的重要构成是内省。因此，我们必须把“人际间”这个术语的精神分析意义进行界定，它指的是对内省的自我观察保持开放的人际体验；因此，与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人所使用的人际关系、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等等术语的含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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