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唐朝的名相，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历仕五朝，三次为相。为“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被时人誉为“救时宰相”。
在其晚年告诫子弟切勿信佛，因此后世学者多说起他的反佛行为，认为其是一位大唐的唯物主义宰相，但是纵观姚崇的一生，其对于佛教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单用一个唯物主义的标签定义他是过于片面的。
姚崇本人并不是从内心中极度排斥佛教。从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中国的本土化，将“孝”的观念融入其中。
从东汉起就开始宣扬可以通过造像这一活动来产生诸多福报，到了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造像活动更是如火如荼，姚崇便先后两次参与造像活动，并留下了《姚元之造像记》和《极南洞造窟碑》两通造像记。
图/北齐造像碑
其中对于《姚元之造像记》有学者认为其可能是为武则天祈福的集体造像活动中顺便为其母以及姚氏宗亲祈福。《极南洞造窟碑》是为其母祈福，更是希望姚氏家族能平安幸福，子嗣皆能加官进爵，享受荣华。
通过这两通造像记可以看出，姚崇本身是深受佛教的影响。姚崇的诗句：“愿假慈悲力，微资燮理功。”也可以看出其希望通过佛教的慈悲之力来辅佐国政。
那么姚崇又为何会限制佛教，甚至不希望其子嗣也信奉佛教呢？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姚崇对于佛教的限制是基于其政治家的角度，是基于安邦定国的角度。佛教虽内心信奉，但是如果其危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那么就必须进行反对。
图/姚崇像
统治者对于佛教的痴迷，使得地方大量发展佛教，而统治者又给予佛教的发展大量的便利，允许其建造佛寺占领大片的良田，以至于耕地无人耕种，且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佛寺建成后，寺庙不需向国家缴纳税务，这些都会对于国家产生严重的影响。而僧人出家之后，只拜佛祖，不拜皇帝，也有违儒家的礼制，所以士人就会对佛教进行反对。
图/孔子像
在国家财政方面。唐代寺庙的修建规模日益扩大，那么花费其中的财力和人力也会相应的增加，从而消耗国家大量财力，损害国家的财政。
在《旧唐书》中写到：
“今天下之寺尽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
一寺规模之大堪比皇宫，如果寺庙占据了大量的国家财政，占据大量的土地，那么天下的百姓将怎么生存？
为此，狄仁杰曾上疏陈言寺庙建造的诸多不利之处，如“制过宫阙，穷奢极壮”，还有如“逃丁避罪，并集法门”，寺庙不仅侵夺国家之财，还损害国家法律，损害国家威信，如果国家遇到紧急事宜，将会没有勤王之师。
综上可以看出，寺庙建造规模辉宏，损害社会经济，破坏国家财政，士大夫必会群起而攻之。
图/佛寺
在税收方面。僧侣并不从事社会生产，其多靠社会资助，并且不用赋税徭役，如《旧唐书》中对僧侣有这样的描述“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并且还写到僧众“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将其称为“人害”。
图/耕作图
如果任其发展，寺院经济就会与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冲突，从而削弱国家经济。如果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开始进入寺庙，没有人从事社会劳动生产，鸡鸣狗盗之徒就会不断出现，必然会使国力下降，甚至会导致亡国。
图/佛像
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晚年沉溺佛教，致使纲领废弛，大造佛寺，破坏生产，三舍佛家，却饿死台城，国家毁灭，子孙后代，皆被杀戮，拜佛求福，却得祸患。
图/梁武帝和达摩和尚
在农事方面。寺庙的修建会侵占大量的耕地外，还会大量的兼并土地。在《全唐书》中写到：“寺院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夺百姓。”
由此看出寺庙不仅侵占土地，而且还占有重要的生产工具——水碾，水碾主要依靠水力进行运转，所以需要抢占水资源，且水碾在当时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旧唐书》中记载了太平公主与寺庙因水碾而发生争执，上层贵族都会因此物而与庙宇发生争执，足见水碾的重要性。
寺庙的存在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和生产工具，不利于民生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而中国古代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僧人不事生产，又占有如此多的生产资料，自然会成为反对的对象。
图/水碾
汉武帝时期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高了儒学的地位，将其定为正统学说。随着科举制度在唐代的不断完善，儒学观念不断深入人心。
而佛教的兴旺发展，自然会与儒家思想发生竞争，而佛教中的诸多教义也与儒学格格不入。
图/汉武帝像
佛教要求削发为僧，且出家后不侍养父母。《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剃度出家，不忠于父母。
出家后不奉养父母，不侍奉君主，而孝有三个阶段：事亲，事君，立身。此二举为不孝顺父母，不忠心君王。
佛教要求僧人出家后不能婚配。《孟子》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古代繁衍人口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标志之一。有了人就代表可以有赋税徭役。
图/僧人剃度
佛教虽说以慈悲为怀，可建造寺庙时，不考虑民生之疾苦，虽说远离尘俗，却依靠寺庙做生意，远离亲朋好友，何论慈悲。
奸诈犯罪之徒皆藏匿于沙门，《旧唐书》说：“逃丁避罪，并集法门”。佛教教义虽劝人以慈悲，可其破坏国家法律；虽劝人远离世俗，自身却不守戒律。
以此种行为宣传佛教教义，如何能劝人向善，只会破坏国家的法律，破坏社会风气，损害国家威信。那么对于这种行为就应予以打击。
综上，从大的方向上看，由于佛教寺院的大肆建造，损害了国家的财政，与民争利，损害农事，兼并土地，逃脱赋税，破坏礼制，寺庙藏污纳垢，损坏国家律法。那么，士人站在国家的利益角度上就必然反佛。
图/鸡鸣寺
佛教的肆意发展带来了诸多弊端。姚崇虽然深谙佛理，但作为唐王朝的宰相，他必然要站在利国利民的角度来思考佛教的利弊。
筛选僧侣。姚崇向上建议应该对于僧侣进行筛查，淘汰滥竽充数者。对于滥竽充数者，令其还俗，此举不是针对所有的僧众。
唐代有严格的度牒制度，有度牒的僧侣则为正度，否则就是冒充。此举措淘汰掉数以万计的冒充者。
图/度牒
《旧唐书》中记载：
中宗时，公主以及一些外戚都奏请皇上一度人为僧尼，更有出资建造寺庙的人，富户强丁为了逃避赋税徭役，都纷纷出家，使得全国僧侣数量暴增。
姚崇认为信佛不应该在表面下功夫，要修炼内心，不能让一些奸佞之人淹没佛法真理。
从此句就可以看出姚崇并不全盘反对佛法，只是不希望佛教成为奸人的藏身之所，毁坏国家律法。佛真正的修行不在于外，而在于内心的修炼，如果能做到是苍生安乐，对国家有利，那便是佛所真正想传达的思想。
修改佛教教义。姚崇在唐玄宗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修改佛教的相关教义。
要求僧尼道士要礼敬父母，一切皆按常礼，以此来纠正佛教中被人诟病的目无父母君王的弊端。
图/二十四孝图
严禁官家与僧众进行沟通与交流。以此来维护国家律法，杜绝佛寺成为藏污纳垢之所。
禁止百姓私自为佛寺造像写经文。此举是为了避免损害百姓的个人财产。佛教一直宣扬要远离红尘，以求清净，此举是为了杜绝僧侣与民争利，谋取私财。
图/佛像
停止耗费民力巨大的寺庙修建工作。如武则天时期的福先寺，中宗时期的圣善寺，睿宗时期金仙、玉真二观。对于需要修缮的庙宇，需上报官府，经官府审核后方可进行，且从此以后不允许新造寺庙。
图/鸡鸣寺
综上，可以看出姚崇是站在国家的角度去考量的，以加强政府对于佛教的管控，杜绝其损害国家律法、财政，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
《旧唐书》中写了他对于子弟的劝诫词。姚崇列举古代的诸多例子。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姚兴，曾亲自迎接鸠摩罗什入长安，并组织了大规模的佛经的翻译工作，以及耗费大量的资财去建造佛塔，可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以长寿，国家也在其死后随之覆灭。
图/鸠摩罗什像
再比如太平公主、武三思也都用尽手段建造寺庙，但都逃不脱杀身之祸。他们信奉佛教皆导致了不好的结局，不是灭国就是身首异处，即希望劝诫子弟要打破幻想，人不是说信仰了佛教，抄录了佛经，度人造寺就一定会有好的结局。
从五帝到三王，那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可却使国祚绵长，百姓长寿，社会和谐安定，这都不是抄经造像的功劳。
图/太平公主影视照
姚崇虽然批判佛教，但是他对于佛教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旧唐书》中有言：
“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
佛教的修行在乎内心，平等慈悲对待万物，多行善事，即可获得佛道。何须抄录佛经，花费大量资财造像，受凡僧蛊惑。又何须损众生之不足，以厚他人资财呢？
而被后世之人所常说的劝诫子弟不要信佛，其在《旧唐书》中的原文是：
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
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佛教的法事皆流于形式，这是社会之流弊。告诫子嗣要以此为戒，要在自己的心中记下真正的佛法，修炼内心，不要随波逐流，以致终生不悟。
图/僧人修炼
综上，通过看姚崇的遗嘱，可以看出其核心内容并不是全盘否定佛教，而是劝诫子孙后代佛教真正的修行是在内心之中，不要通过一些流于形式的外在活动（如花费资财修建庙宇），多行善事，杜绝为恶，方能领悟佛法。
图/佛像
姚崇对于佛教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只是将姚崇简单的划归为反佛之人，实数片面，要深入的去剖析其所作所为。
姚崇本人深受佛教的影响，作为人臣和孝子，开窟造像来为国家、家族以及母亲祈福，希望能通过多行善事，以求在心中留下正确的佛法。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佛教的大肆发展，损害国家资财，与民争利，破坏国家的税收、法律，损坏国家的公信力，这是作为政治家的姚崇所不能允许的，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佛教发展的行为，以稳定国家，促进经济发展。
作为家长，他不希望子孙对于佛法只是流于形式，要懂得修炼内心，不要被外界所干扰。佛不在外，近求于心。所以说，这种行为及态度是产生于当时的大背景之下，也是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所产生出来的。
姚崇通过自己的行为及体会，将佛教一步步的修正。他不仅告诫给了子孙后代，也告诫给了世人，即“佛不在外，近求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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