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受降城14名汉兵DNA信息显示，他们来自黄河流域
2023年3月，吉林大学团队在《Nature》旗下的SSRN预发表了《通过巴彦布拉格遗址乱葬坑，诠释生物学视角下的2000年前的汉匈战争》一文，介绍了14个汉代军人全染色体信息，并通过氧和锶同位素研究，确认这些古代军人不是草原当地牧人，而是来自黄河流域的汉朝农人子弟。1957年，蒙古考古学家发现了巴彦布拉格遗址，当时判断其为一座匈奴要塞。2009年，俄蒙学者再次对遗址进行发掘，并根据发掘结果认为该遗址为公元前105年所建受降城。公元前105年，乌维单于死，其子儿单于继位，其年冬匈奴遇大雪，牲畜多饥寒死，匈奴部众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儿单于詹师庐以降汉朝，遣使求派兵接应。汉朝遣公孙敖在塞外筑受降城，驻兵以接应左大都尉。这是西汉以来文献所载多座受降城中，唯一一座真正为接受敌人投降而建的，也是距离关中最远的一座。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立刚对巴彦布拉格遗址附近发现的人骨遗存开展了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和14C测年，揭开了这座要塞背后的更多故事。2023年，吉林大学团队对14具尸骨进行研究，发现他们不是草原当地人，而是来自黄河流域的汉朝农人子弟。人骨遗存位于巴彦布拉格遗址东墙东侧约400米的位置。考古学家在直径约7米、深约1.3米的不规则坑中，发现密集的人骨堆积，共计20具相对完整的骨骼和33件不同部位的人骨残部。除了东北部坑边附近一具人骨（编号S16，应为军官）为仰身直肢、安葬相对比较规整之外（缺少头骨），其余部分人骨都是杂乱堆放，并且姿态各异。根据其中发现的部分兵器，比如汉式铁戟、铁铤铜镞等，发掘者判断他们可能是汉朝士兵。2020年，考古研究员周立刚采集了20个（有15个产出合格数据）可以确定分属于不同个体的骨骼样品进行了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并随机选择S6和S8两个个体进行14C测年。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除个体S13氮值较高（说明食肉水平较高），碳氮值都接近内蒙古三道湾和叭沟的鲜卑人骨，具有游牧人群食谱特征之外，其余绝大部分个体氮值都比较低，表明食肉水平较低，可能具有完全不同于游牧人群的食谱特征。大部分个体（11/15）的碳值都低于-13‰，表明C3类主粮（水稻或者小麦）占比较大。另有部分个体表现出典型的C4食谱特征（如S8、S9和S14），表明他们几乎完全以粟为主粮。整体而言，这些个体之间的食谱特征差异明显，不像是来自同一个地区或者在同一个具有相同食物来源的军营中生活很久的人群。14C测年结果显示，编号S6的个体死亡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90年，比文献记载的受降城建造年代早近100年；而编号S8的个体死亡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07年，也要早于受降城建造年代。分析认为，这一埋葬区域可能是在S16墓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在S16墓坑的南侧附近就地形简单开挖并将其他阵亡者集中安葬。后续的下葬活动也破坏了S16墓坑的其他边缘，形成发掘所见的不规则形状。目前所测两个个体的死亡年代都要早于文献中受降城的建造年代，根据骨骼的叠压关系判断，至少还有一部分个体（如S5、S9、S7、S17和S18等）的死亡年代要早于S8，因此也早于受降城建造时间。如果此要塞确为公元前105年所建受降城，这种情况则说明此地在建城之前就已经是军事要地，并在近百年时间内遭遇多场战事。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一遗址可能并非受降城，而是另外一个早于受降城的边塞军事设施（可能到西汉早期），但是也沿用了近百年。无论是哪种情况，出土遗物特征都表明这是一处沿用时间较长的汉代军事建筑。这些人骨遗存所表现出来的年代、食谱特征及埋葬姿态的差异，都表明他们不属于同一支军队，而是不同时间在要塞附近战事中阵亡的士兵被集中埋葬于一处。当然，这些阵亡者也不一定都是汉代兵士。中原文化有掩埋无主遗骸的传统，因此驻守此地的汉军也完全可能将附近阵亡的匈奴士兵一同埋葬。另外，根据人骨的分布特征及埋葬姿态观察，绝大部分人骨都保存着原始的人体结构位置，应当都是阵亡不久之后下葬，而不是在某一次集中埋葬。2023年，吉林大学团队对其中14个人骨进行锶同位素分析、氧同位素分析和基因分析，确认这些古代军人不是草原当地牧人，而是来自黄河流域的汉朝农人子弟。锶同位素分析显示，这14个古人的87Sr/86Sr比值平均为0.710450。而草原土著古人个体锶同位素比值平均为0.709535。前者远高于后者，显然不是草原土著，而是中原士兵。由于长时间饮食草原地区食物和水，锶87会降低，所以这些中原士兵应该是进入草原不久就牺牲了。氧同位素分析显示，草原地区古人的氧18范围平均-11.4‰，而14个汉代古人的氧18范围远远超过这一范围。亦可证明他们成长的区域不是当地草原。基因分析则显示，他们的Y染色体均为古代黄河流域常见类型，其中O2占比58.3.%与现代汉族十分接近，其余C2南-M407、O1b-Page59、N-F1998、Q-M120也与现代北方汉族特征类型高度吻合。线粒体mtDNA类型中，A、D4、D5、F2和G占比64.7%，与现代汉族也高度一致。综上，这些受降城发现的汉代古人，是2000年前牺牲的汉军勇士，为守卫国家边境，他们离开千里之外的中原农村，远赴沙漠并战死异域。放在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上看待受降城，则它是汉代“外长城”的一部分。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发现，秦长城在对敌斗争中是个行之有效的防御工事，因此，在收复了被匈奴侵占的土地后，把秦始皇时所修长城加以修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武帝不仅修缮秦长城，还在阴山以北修筑了一道“外长城”。“外长城”是一条以壕沟或自然地形作屏障，由烽燧、古堡、亭障等组成的防御工事。在汉代书简中被称为“塞”。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考察发现，“外长城”西起甘肃敦煌西，东至朝鲜平壤南。由东、西两段联接而成，东段称“光禄塞”或“塞外列城”，西段称“居延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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