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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尼阁携“七千卷”书来华始末

16世纪欧洲天主教会中,新兴的耶稣会更注重书籍装帧的精美和插图的丰富程度,在创始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的带领下,耶稣会形成了重视教育、重视书籍出版、重视绘制圣像和印刷插图的传统。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1543-1607)等人在1579-1582年期间曾多次进出广州城,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就有装帧精美的插图本圣经故事书。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都曾多次在信中要求罗马教廷寄来插图书籍,因为“中国人是甚喜爱看图画的…… 这样很容易解释介绍给他们”。

1、

在信中,他们反复强调寄来的书籍要“精印”,且“装订必须精美”,以便通过这些书籍,向中国人展示传教士也来自诗书礼仪之邦,从而与中国人印象中野蛮的西班牙商人划清界限。

早在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抵达肇庆时,他们就携带了几箱包括宗教、天文、数学、地理、建筑在内的西文书籍,这些书籍各种开本大小兼备,丝绒封套、镀金镶边、银勾装饰, 装帧印刷皆十分精美。17世纪初,利玛窦在书信中多次提到他的藏书,后来建于北京的南堂图书馆此时已初具规模,其中更是不乏精美插图本。书籍中印有插图,这在欧洲被认为是对该书神圣地位的肯定,插图本自然就成了传教士从欧洲出发、准备携带图书时的首选。

晚明文人顾起元在南京出版的《客座赘语》中,就有对其所见西文图书的描述:“(利玛窦)携其国所印书册甚多,皆以白纸一面反复印之,字皆旁行;纸如今云南绵纸,厚而坚韧,板墨精甚。间有图画,人物屋宇,细若丝发。其书装钉如中国宋摺式,外以漆革周护之,而其际相函用金银或铜,为屈戍钩络之;书上下涂以泥金,开之则叶叶如新,合之俨然一金涂版耳”。可见,传教士所携图书不仅纸质上乘、印刷精美、装帧华丽, 而且,其中不乏“细若丝发”的描绘人物、建筑的插图,这些 都给当时中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利玛窦逝世后,耶稣会士金尼阁在欧洲为中国筹备图书馆藏书时,也倾向于选择装帧豪华的大开本,其中自当不乏精致的铜板插图。

然而,1616-1623年的“南京教难”期间,内陆教堂被关闭、捣毁者无数,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当时身在南京的曾德昭神父说,“我们的房子、家具,尤其是所有的书籍,都被洗劫一空”,这里提供给我们两方面信息:首先,在教难之前,南京教堂就已经拥有一批西文书籍了,很可能就是顾起元在南京所见之西文插图书;但是,这些书籍在17世纪初期的教难中遭到了毁坏,未能留存下来。

2、

那么,明清之际除传教士随身携带、或由教廷和教会不断向内陆寄送的书籍外,有记载的西文书籍大规模入华就是金尼阁携来的“七千卷”图书。1613年,接替利玛窦担任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的龙华民, 派金尼阁返回罗马,向教廷汇报耶稣会在华传教的进展,其主要目的是请求教廷准许耶稣会内部建制、将中文作为一种传教语言、增派传教士、寻求经济资助、收集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以及申请在中国建立“堪与欧洲第一流图书馆相媲美的中央图书馆”,此外,还准备在南京等地建立规模较小的图书馆。经过长途跋涉,金尼阁于1614年底回到罗马。

实际上,在金尼阁从中国启程之前,龙华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申请在中国设立图书馆的计划,其中第一步就是说服教皇同意设立并资助北京图书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金尼阁将利玛窦遗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即《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进呈教皇, 并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Augsburg)出版。鉴于耶稣会在华传教取得的巨大成就,教皇很快就同意了在北京设立图书馆的建议,并捐赠了约500卷图书,此外,教皇和其他的耶稣会会长每人还捐赠了1000枚金币用于购书,显赫的美第奇(Medici)家族和哈布斯堡(Habsburg)家族的达官显贵们也都纷纷献上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在这笔捐款的资助下,从1616年5月开始,金尼阁离开罗马,先后到达当时欧洲的图书出版中心里昂、法兰克福、慕尼黑、科隆等地,购置了大量图书,还由里昂出版商卡登(Horace Cardon)将教皇赠予的500卷图书加以“豪华装帧”,一律采用大红封面,加印教皇纹章和烫金书名。期间,金尼阁还收到了许多作家和出版商赠送的书籍。在里昂,金尼阁和后来一起到达中国的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参加了法兰克福一年一度的图书展销会,然后经由科隆到达布鲁塞尔。此时,教廷终于批准传教士可用中文译写圣经,这为日后中文圣教图书的大量出版提供了合法依据。

金尼阁1615年在德国出版的利玛窦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拉丁文初版题名页。图中人物为“远东传教之父”沙勿略(左)和着儒服的利玛窦(右)。紫光轩藏。

1617年1月2日,在布鲁塞尔,金尼阁曾给中国耶稣会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明他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大成就就是收集了一批书籍,这些书籍和天文、数学仪器的总价值高达1万金币。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及其工作室绘制的两幅穿中国服装的耶稣会士画像,可能就是在金尼阁游历弗兰德斯(Flanders)期间,以金尼阁为模特创作的。金尼阁的“购书之旅”止于布鲁塞尔,没有继续进入当时因宗教战争而贫困的低地国家,为了避免传教遭到当时已经兼并葡萄牙的西班牙腓力三世(Felipe III, 1578-1621)政权的干预,金尼阁也没有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因此,这批由耶稣会士后来带进中国的图书中,并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版的书籍。

1618年4月16日, 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1620年7月22日到达澳门,我们在开篇就提到了这段航程的艰辛和生死未卜,整个船上的传教士只有三分之一幸存,金尼阁就是其中之一。但此时,历经千辛万难终于携书回到中国的金尼阁却发现, 中国正值激烈的“南京教难”期间,政府明文查禁洋教,耶稣会北京住所已被关闭,包括大量书籍在内的耶稣会在南京的财产也被没收。直到1623年以后,耶稣会士才再次进入北京,这批书可能就在这之后运到了北京。

3、

关于这批图书的数量,金尼阁并没有留下记录,一般采用与金尼阁同时代的李之藻、杨廷筠等中国学者、教友的记述,称其为“七千余部”。

1623年,李之藻为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一书作序,其中提到“金子者赉彼国书籍七千余部,欲贡之兰台麟室,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者也”,并对此举称赞道,“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来,盖旷古于今为烈”。在1628年刊行的亚里士多德《宇宙学》中译本《寰有诠》的序言中,李之藻再次提到,“我明天开景运……时则有利公玛窦浮槎,开九万之程;既有金公尼阁载书,逾万部之富……文明之盛,盖千古所未有者”。对于李之藻前后所记金尼阁携来“七千余部”还是“万部之富”这一数量上的矛盾,杨廷筠早在成书于1621年的《代疑篇》中就给出了解答:“金尼阁远来修贡,除方外物,有装璜图书七千余部,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若然并国中所有即万部不啻矣,此非可饰说也。书籍现顿香山澳,已经数年,为疑 议未息,贡使难通,俾一朝得献明廷。”

可见,杨廷筠也认为金尼阁携来“装潢图书”应为“七千余部”,如果再加上重复的和篇幅太小的版本,总数应当不下万部。此外,从杨廷筠的记载中可知,1621年金尼阁仍受到1616年由沈榷发起的“南京教案” 之波及,只能携其书滞留澳门;虽则如此,内陆教友如杨廷筠等人早已闻听此事,正翘首以盼朝廷为传教士翻案,以便将这批图书献于明廷。可见,即便是禁教和教难期间,内陆和海外 的信徒们仍保持着某种联系,互相传递着宗教和文化上的信息。

根据原北京北堂图书馆馆长惠泽霖神父的考证,到1949年,金尼阁携来图书仍有757种629册藏于北京北堂图书馆中, 考虑到这批图书经年的迁徙、出借和损毁,惠泽霖和钟鸣旦都认为,金尼阁所携图书应当比629卷要多一些。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学者对这批图书所谓“七千卷”的“夸张”描述呢?

惠泽霖神父认为,这种描述可能基于中西文书籍的大小比例来估算的。金尼阁所携图书多为大开本,不仅每页文字印刷密度高, 其页数也往往是中文图书的10倍以上,因此,可能在中国人眼中,金尼阁所携来的一卷西文大部头图书,就相当于十卷中文图书。为了向不能亲眼见到这些图书的中国人更直观地介绍, 金尼阁本来的近700册书籍就被描述成“七千卷”了。

4、

《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善本书目》序言说“本目录不包括已经被于贝尔·热尔曼·维尔哈伦(Hubert Germain Verhaeren)单独编入《北堂图书馆目录》(Catalogue of the Pei-T'angLibrary)的北堂藏书”。

北堂藏书现在已经归属国图管理,国图1958年接受北堂藏书时,与北堂书目核对,只少4本。后来善本部查点,数目是3662种,5144册,少了439种,多了11册。 1987年随国图迁入此紫竹院新馆后,使这批珍贵的历史遗产得到了最佳保护。

这批藏书就包括了金尼阁携来图书757种629册。国家图书馆的外文善本主要由西文善本组成,共有5,600余种,2.5万余册。

其中著名的北堂书就有4,101种,5,133册,系指收藏于北京原西什库教堂图书馆的外文藏书……
这是国家图书馆网页上内容。

1995年大英图书馆LARS LAAMANN先生去北京看北堂书,文章里提到“很偶然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内发现数目不详的北堂藏书”。另2位大英图书馆的先生去国图看北堂书,认为国图保留的早期欧洲印本之全,在亚洲无与伦比,甚至有在欧洲几乎绝版的书。

北堂所收藏的西方书籍多是16至18世纪西方学术价值较高、装潢精美的宝贵典籍。其种类繁多,从目录可以看出,北堂藏书除《北堂图书馆目录》中的第1-5类、第7类是纯粹的宗教类图书,共1974册外,其他皆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宗教类图书占藏书总量不及1/3。因此,北堂藏书堪称16-18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资源宝库。同时,也能证明当年的传教士入华的传教策略确实是利玛窦策略:以科学技术吸引中国人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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