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政治学讲堂第八期 | 音乐政治学引论：音乐与政治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4月15日中午，北大政治学讲堂第八期——“音乐政治学引论：音乐与政治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专题讲座在廖凯原楼207教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王续添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何增科担任主持人。

王续添教授开启音乐政治学的研究，不仅是兴趣爱好，也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阅读和现实生活的观察，使他认为音乐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关系需要纳入到学术领域加以研究。从上古一直到当代的思想史来看，音乐政治学相关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而现实生活中，音乐和政治也展现出的紧密互动，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不得不去深入的思考和探究这一问题。

一、音乐政治学是什么

王续添教授把音乐政治学定位为理解和阐释人类世界的别致方式，是探讨音乐现象和政治现象相互关系及其规律的学术领域，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交叉领域，从政治学学科上，应称之为音乐政治学（Musical Politics）；从音乐学科上，则应称之为政治音乐学（Political musicology）。如同音乐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music）和社会音乐学（the musicology of society）一样。音乐政治学和音乐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都是中介问题，但是，由于政治与音乐的关系更紧密、更集中，所以音乐政治学的研究视域更为清晰更为集中。

作为一种对音乐和政治关系的专门化、系统化的探讨，音乐政治学一方面探究音乐创作和传播的政治环境，包括客观上基本政治制度框架的囿限，主观上国家、政党和政府的音乐政策等，阐释政治对音乐的作用及意义。总体上包括音乐和政治关系的思想、观念、制度、行为及其背后的因果机制等，抑或蕴含音乐要素、由音乐所反映和彰显的政治学。

二、为什么要研究音乐政治学

一方面，是一个“已然存在”的学术领域。回顾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音乐政治学已然存在。首先，中外的音乐史学、音乐哲学（美学）和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中有很多涉及音乐和政治关系的叙述和分析。比如，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学术著述中有一本非常特别的，也是没有完成的，就是《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在中国学术界，相关的作品也已经开始涌现了，包括一些研究音乐和政治特定领域的作品，例如音乐和民族主义的关系等。而欧美国家有关音乐政治学的作品蔚为可观，远如被希特勒奉为“乐圣”的瓦格纳，他不仅是革命家、作曲家，还是一位音乐与政治（革命）关系的思想者，他所著的《艺术与革命》影响深远，近如艾斯勒的《音乐与政治》等，当代如法兰克福的《音乐像座巴别塔》等。

另一方面，则“仍需建构”。音乐政治学在今天，其实尤其在中国，仍需要一种开拓和建构，使之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学的分支领域，因为它具有独特的价值所在。第一，它是学术的拓展；第二，它可以阐释自我，这里的自我并不是仅指一个普通的个体，而是大到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第三，它也是理解世界的一种别致的方式。在今天，建构中国音乐政治学，也是恰逢其时。一是因为我们有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思想资源；二是因为音乐政治学有外部的资源可以借助和改造；三是从现实性出发，民族复兴也需要音乐复兴的支持和展现。

三、如何研究音乐政治学

前人在这个方面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考和认识给我们以启示。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就曾认为：“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生命的浮面；为了探索它的内在生命——它的各种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它的文学、哲学和艺术而深入它的灵魂，因为这些部门反映了他人民的种种思想、热情和理想。”德拉诺瓦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也指出：“对思维方式的研究要从传统的歌谣和史诗着手。赫尔德想从中探讨出集体和民族的灵魂。他的方法带有比较政治色彩更多的文化的特征，因为在他看来，艺术是一个民族最全面、最深刻的表达方式。”

从研究范式和方法上说，与其他任何交叉学科的研究一样，除共有的基本方法如历史、比较、量化等外，从音乐和政治各自的内外部考察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运用文化学、艺术学尤其是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音乐政治学，进行文化分析、艺术分析和音乐分析等。也就是说，要深入的研究政治，必须要进入到艺术包括音乐领域，因为这些方面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在性体现。总之，可以说音乐政治学是对音乐的政治解码和对政治的音乐解码的一种结合。

四、建构音乐和政治关系的基本理论

王续添教授把音乐和政治关系的基本理论建构为四个方面：第一，人是音乐性和政治性的统一，这是理论构建的基本前提；第二，人类社会中音乐与政治关系的嬗变和群分，对人类社会中的音乐和政治关系作出纵横两个基本维度的梳理、总结和概括；第三，政治需要抑或排斥音乐，影响和制约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第四，音乐反映和表征政治现实，先知和预示政治未来。第三和第四这两个方面是分别从政治对音乐和音乐对政治两个对应的方面来探讨、梳理和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

1. 人是音乐性和政治性的统一

首先，音乐性是人类固有的精神特性之一。人是政治动物，但人也是音乐动物，英国学者布莱金在《人的音乐性》里明确的做了这样的一个概括，他说“世界上存在太多的音乐，于是我们可以很合乎逻辑的猜想，世界上的音乐跟语言一样，也可能跟宗教一样是人类固有的一种精神特性。”所以一个共识是，人的音乐性是与生俱来的，音乐先于政治而出现，有了人就有了音乐。我们需要通过音乐的特殊性进一步来理解这种精神特性。音乐的这种特殊性首先体现在其物质材料的特殊性——音乐是凭借声波振动在时间中呈现，这是它最基本的特性。其次，音乐不像绘画或者雕塑之类的空间艺术，它是非具象化的时间艺术，它在内容上存在着明确性和非明确性的统一，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但情感表达上又是明确无误的。音乐在整个艺术领域具有至高性，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可以超越音乐的境界，即音乐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由此决定了它与政治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人的音乐性和政治性统一于人的社会性。人类社会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群体的共存，这种群居使得社会性涵盖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包括音乐等其他所有领域。人之所以有政治性，是因为人有社会性，大规模社群需要有秩序的政治生活。音乐也是如此，有西方学者指出：“人类是有语言的社会性动物，同样也是音乐性的生物，但是，这一事实直到前些年才得到重视。”群居中人和人之间需要情感和思想的交流，而音乐恰恰是传达人和人之间思想和情感的重要媒介。《乐记》中即有“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有当代西方作曲家也认为，“音乐中有种非常清醒的精神，这种精神”“把音乐和政治理解为同源的。”

2. 人类社会中音乐与政治关系的嬗变和群分

在之前分析的基础上，王续添教授从纵横两个维度，对人类社会中音乐与政治关系的群分和嬗变进行了总体的、网络化的梳理和建构。人类的政治生活与音乐生活相伴而行的，从古至今，音乐和政治形成了不同的关系状态和演进变化。

（1）关系演变

从纵向上看，音乐在从古至今的演进发展过程中，与政治关系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王续添教授把这个过程大致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三个阶段。

在古代，音乐和政治的关系体现在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区别。上层把它作为政治仪式和统治教化的工具，这是最主要的关系体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上古时代孔子、孟子、荀子在他们的著述里面，都有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当然，音乐在古代也是统治者的娱乐工具。而对于社会大众而言，音乐除了能满足娱乐的需求外，它还是反抗统治和压迫的一种发泄渠道。

音乐在西方近代的理性化发展，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从宗教、政治和其他的社会领域中逐渐分离出来。比如，记谱法在近代欧洲的发展，作为一种音乐制度，能够使音乐得以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传承发展。马克斯·韦伯在《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中就对此写到：“西方音乐发展的特殊条件首先是发明近代记谱法。它对我们的音乐存在的重要意义远大于语言书写对语言艺术作品的意义。”所以到了近代以后，音乐的发展以及它和政治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伴随着政治的演进和发展，音乐在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尤其是在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中的发展，包括其政治统治的确立的过程中，音乐已不仅仅是娱乐的方式，而且还是革命和组织动员的工具。而对社会下层而言，随着音乐发展的日趋大众化，上层和下层之间在音乐的关系上实现了紧密的连接。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现代政治发展变化及其与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到了现当代，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录音技术的发展，音乐的发展传播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状态，一方面，音乐走向更加专门化、职业化和独立化的发展，另一方面，音乐和政治的关系也比以往趋向更加紧密的程度。

总体而言，从古代近代到现当代，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通过音乐的专门化和大众化不断走向紧密化。关于这个过程中，韦伯认为是“音乐的真正理性化使音乐发展成一门'永久的’艺术。”也就是说，音乐不再附属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而是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领域，它有自己的一套制度，它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也越发产生更大的反作用。

（2）乐以群分

从横向上看，音乐与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形成某种不同的关系，即“乐以群分”。体现在：不同的乐器与不同的社会群体相联系；不同的音乐风格与社会不同群体形成不同程度的关系；音乐家则形成与社会阶级、阶层及群体的不同关系，在某些的时期甚至形成了某种依附性关系。有西方音乐社会学者就认为，“社会的阶级、它们的角色、它们的地位和他们的重压乃全球社会中的演变，能够为音乐史的某些现象提供有趣的解释：音乐艺术内部分叉成流行音乐和有学识的音乐，它划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没有修养的’（unculturing），另外的是'有修养的’（cultivated）,或者如拉罗所称可'在所有文明中找到的'通俗的’和'贵族的’艺术的二元性，无论他只有如何少的组织’。”在古希腊的公共仪式中，音乐演出是禁止奴隶参加的，因为音乐被认为是自由公民所拥有的地位和教育的一种独特标志。

就乐器而言，在欧洲中世纪，象牙号角是封建英雄的一种象征，而像笛子这样技法简单，成本很低的乐器通常被较低阶级使用。马克斯·韦伯认为，钢琴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产阶级相联系的。他说：“钢琴制造是由大众市场决定的，由于其独特的音乐特性，它成为了市民的家庭乐器。只需适中的室内空间，钢琴就可展示出最佳的魅力，而无需像管风琴那样需要巨大的空间。”自从钢琴产生以后，音乐向社会中下层的不断扩展，进一步推动了音乐的理性化发展。

音乐风格也是如此。华丽的风格体现了欧洲18世纪贵族的生活方式，浪漫主义的风格与19世纪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相联系，流行抑或通俗的风格则与20世纪以来社会大众的生活紧密相连的。

而对音乐家来说，总体上可以说，在20世纪以前，他们缺少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独立性。在欧洲，“十八世纪末音乐由贵族和绅士控制，在二十世纪初它属于全人类。在封建制下，音乐是按照少数贵族的品味通过赞助制度组织起来的。海顿一生中最多产的三十年受雇于艾斯特哈齐王子；莫扎特，一位娴熟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很幸运的较少依赖他的赞助者，但是他的寿命很可能因与赞助者决裂后所不得不面对的艰难困苦而缩短；贝多芬，尽管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但是他认识到欠他的四位赞助者什么” 。

3. 政治需要抑或或排斥音乐，影响和制约音乐的内容和形式

从政治方面来看，政治虽居于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但也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它同样需要和借助于社会其他方面的支持、辅助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和目标。其中，对音乐的借助和利用尤为突出，任何民族和国家的政治都是如此。一个政治共同体、民族和国家的建构，是其成员共同的认同和忠诚的确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需要音乐发挥其独特的唤醒和动员功能，激发、培育和代表群体情感和意志。因为音乐是最能表达集体情感和意志的一种艺术形式，《乐记》即有“乐统同”，有西方学者也指出：“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宗教团体用他们的歌曲，一个民族用国歌，革命运动用《国际歌》来表达自己的群体感情，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方式可用以表达他们的群体感情了。”

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建构、运作与维系，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和实行以及秩序的维系等，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同样借助于音乐的支持。诸如依靠和运用音乐向民众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凝聚人心和共识；宣传当政者的政治纲领和方针政策；告知、引导和规劝民众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等等。而从音乐的特有属性和功能上说，政治对音乐不是借不借助的问题，而是必须借助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是一种群众活动的精华，就像群众一样，有着威胁性，却同时也是权力合法性的必要根源力量之一：尝试导引音乐是每一个权力系统必须冒的险。”

不同的时代的音乐作品都是当时政治生活的反映，从政治方面来讲，它需要音乐的同时也会控制音乐，不会任其发展而给予自身以负面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艾斯勒经常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当音乐不关心政治时，政治便要关心音乐”，就是蕴含政治对音乐控制和干预的意味。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环境中，政治对威胁到他们的音乐，实行控制、压制或排斥都是存在的，不过是程度和方式不同罢了。

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活，对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的影响也不同，如在革命和战争、民族和国家构建的时代，从音乐的内容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革命、政治斗争等等成为音乐作品中的主要思想内容；而就音乐的形式说，则高亢、激昂、雄壮抑或悲愤以及进行曲风成为音乐作品表现形式；音乐作品的演唱也多以合唱、齐唱、重唱等形式出现。而在和平发展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活中，音乐的内容和形式则呈现出与前述明显不同的内涵和形式。

4. 音乐反映和表征政治，先知和预示政治未来

从音乐方面来看，音乐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和表征着社会和政治，并催生社会和政治秩序。德国音乐社会学家阿多诺指出，音乐形式是精神化了的社会形式，社会环境具体地表现在不同的音乐类型之中。作为“精神化了的社会形式”，音乐的符号系统本身就是规则和秩序，这种规则和秩序恰恰来自社会的规则和秩序。而且，音乐并不是消极地、单方面刻板地反映和表征社会和政治的秩序，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推动这种秩序的构建。或许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法国学者阿达利说音乐是“社会秩序和政治整合的创造者。”

不仅如此，音乐还具有先知能力，能够预示社会和政治的未来。罗曼·罗兰认为，“由于音乐的深度与天籁，它常常首先标志了某种趋势，以后才化为文字，然后再形成行动。《英雄交响乐》在德国民族觉醒的10年之前就发出了先声。《名歌手》和《齐格弗里德》也是在德意志帝国胜利的10年之前就发出了预告。” 阿达利也就此指出：“音乐能预示，因为它具有先知能力。在本质上，它一直就是未来时代的预示者。这样，就象下面我们会看到的，如果20世纪的政治组织真的根源于19世纪的政治思想，那么后者几乎完全萌芽于18世纪的音乐中。”在中国，1940年1月，冼星海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边区的音乐活动》的报告，虽然当时正值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但他在报告最后却说道：“我们的歌声告诉了我们，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当然，这样的问题，尚需要具体的研究去支持。

策划：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

文字整理：赵思伽；全文经王续添教授审定

摄影|技术编辑：曹政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