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耳其已正式将其国际通名改为“Türkiye”。图源：互联网。
据西方学者统计，公元1500年前后，只有偏居英伦三岛的大约500万人说英语。但此后的500年中，全球说英语的人群却不断呈几何数字增加：1600年，有600万，1700年，有850万，1800年，有2000—4000万人，1900年，有1.16—1.23亿人，20世纪末，有10亿多人将英语作为母语、第一外语。据《英语百科全书》主编戴维·克丽丝特尔（David Crystal）估计，到21世纪中叶，将会有多达4.62亿人将英语作为仅次于母语的第二语言。当今，英语几乎遍及全球，除了英美本土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及非洲、南亚、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以英语为其母语。在全球大约不到200个国家与地区中，大约60个国家以英语作为官方或半官方语言，此外，还有20个地区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所以，仅从说英语的国家或地区而言，英语人群具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如果从质量上分析，英语作为全球主要语言，在世界许多层面占据的绝对优势地位就更为明显。据统计，全球三分之二的科学家以英文发表论文，四分之三的电子邮件使用英语，电子检索系统中80%使用英语。众所周知，不光发展中国家，就连非英语母语的发达国家的精英人群中，能够熟练驾驭英语的人群都不在少数，而这些精英人群的社会影响力非常人所能够相比。
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在世纪之末，伴随着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英语借助互联网技术得以迅速普及。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应用语言中心主任弗格森（Ferguson）认为，英语在全球的广泛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弗格森看来，当大量的、超越人类能力所及的信息需要编制，从而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当全球性的语言交流需要跨越语言障碍的限制时，英语的快速扩展与传播成为国际交流的主要模式。从技术层面上讲，由于计算机技术源于美国，在计算机与互联网对接的过程中，美国掌握着技术话语权。所以，全球计算机通过认可美国主导的TCP/IP 协议，通过互联网连接成一体。这样，英语是这场“交易”的“协议书”，通过这个“协议书”，人们得以跨越国界进行口头与书面交流。
丹麦语言学家、哥德堡大学教授斯蒂格·赫耶瓦德（Stig Hjarvad）认为，尽管其他国际性语言如法语、德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俄语等都有许多使用者，但在互联网时代，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场合，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中，这些语言逐渐失去国际语言这种硬通货色彩，日益沦为地区性语言，英语成为网络语言的普通话，其国际语言地位更为突出。正是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许多“地方性语言”面临着严重挑战，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语言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而英语作为网络时代的普通话，其国际地位更加牢固。在这种大背景下，英语在网络时代的“市场占有率”更为突出，网络凸显了英语在全球的支配性地位。2000年，全球68.4%的网站是英语网站，但全球只有8.3%人口将英语作为母语或第一外语。另据纽约网络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的研究数据，78%的网站和96%的商业网站使用英语。全世界计算机的储存信息中有80%（中文只占3.7%）使用英语。全球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由美国提供。
据“全球语言监测服务中心”（Global Language Monitor Service）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全球有5.1亿人口将英语作为母语。在网络世界，排名全球第一的是英语网民，有3.1亿网民用英语交流，占全球网民的30%。另据最新的“世界互联网统计中心”（Internet World Stats）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有13.02亿人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英语网民有5.36亿，占全球网民的26.8%。无论哪一种统计数据，英语网民都具有绝对优势。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英语网民，汉语网民主要局限于中国国内，不具有开放性与国际性。故此，从国际化程度上讲，汉语网民与英语网民没有可比性。正是因为英语具有非常重要的国际影响力，英语在全球的广泛普及与推广成为一种潮流。有资料显示，全球有超过100个国家将英语列为学校外语教学的第一位。世界有近四分之一人口会运用英语交流，这一数字还会增加。在英语全球化的冲击下，一些传统上的强势语言的地位日益下降。据报道，1996年，前法国海外最大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被迫用英语替代法语作为第一外语。
全球化时代，英语在全球地位的凸显，这不光与互联网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其他一些传播工具有关，例如，广播、电视、书籍等传播媒介，都强化了英语的传播功能。赫耶瓦德教授认为，媒介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工具，它有助于全球文化的英语化。以计算机、电视、音乐等为代表的媒介远非一种中性传播工具，通过这种传播工具，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得以迅速传播。为此，赫耶瓦德发明了一个新词“媒体语言”（medialect），其意思是将媒体与方言结合起来，指语言从方言到社会语言。在赫耶瓦德看来，方言就是各民族国家的母语，社会语言是指源于盎格鲁美国的英语。从各民族国家的母语到社会语言——英语——演变的主要渠道是电子游戏机、电子邮件、互联网、电视、针对年轻人的广告，等等。通过排斥其他国际语言，媒体语言强化了英语的地位。当今社会，全球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是英语，绝大多数的国际性媒体以英语作为传播语言，以英语为语言载体的信息在全球广泛传播。从信息源上讲，以英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全球信息源的输出国，控制着全球绝大多数信息的传播。英语无可争辩地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霸权性语言。
▲ 语言权力的不对等：全球排行前1000万网站中60%的内容是英语，与此同时母语为英语的人口仅占全球16.2%。图源：visualcapitalist.com
2 语言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影响
语言社会学家认为，英语的广泛普及以及对其他国家文化构成的现实威胁，导致英语成为一种“杀手语言”（Killer language），这样，英语对其他国家文化的冲击是一种事实上的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在西方学术界，剑桥大学艺术、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教授、丹麦著名语言文化学者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曾对语言帝国主义做过系统的研究。菲利普森从语言文化学视角提出语言帝国主义，其意在于研究某些语言为什么以及如何会在国际层面具有主导地位。菲利普森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不平等为显著标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存在许多不平等现象：性别、民族、种族、阶级、收入和语言。在此基础上菲利普森提出语言帝国主义这一概念。
按照菲利普森的解释，英语语言帝国主义是指英语通过建立与不断重构其在结构与文化上与其他语言之间的不平等，从而确立与维持其在语言方面的主导性地位。关于“结构”， 菲利普森特别指出，这里所指的“结构”，就其广义而言，是指有形资产，例如，制度、财政分配，而文化是指非物质的或意识形态资产，例如，态度、教学原则等。也就是说，英语在当今全球的主导性是通过物质、制度或意识形态等得以维持与推进。
菲利普森在解释语言帝国主义时还借鉴了一位加纳社会学家的观点。按照这位加纳学者的解释，语言帝国主义是一种现象，它是指说话者的思想与生活被另外一种语言所主导。受这种语言主导，说话者相信当他们应对更高级的生活，诸如，教育、哲学、文学、政府管理、司法公正等问题时，他们能够也应该仅仅被这种外语所引导。这位加纳学者特别强调，语言帝国主义能够扭曲一个社会中甚至最高贵人群的心灵、态度与愿望，防止他们认识并欣赏到自己母语的全部潜能。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语在全球的盛行是以物质层面，也就是菲利普森所提到的“结构”作为坚实的后盾，从而在文化层面对非英语母语人群造成一种心理优势，从潜意识上造成非英语母语人群在思想上受英语母语人群的主导或控制。这种主导或控制，如果从政治与经济层面上讲，就是传统上所谓的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政策。如果从文化层面上讲，就是传统上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
冷战结束以来，尽管东西方关于意识形态的争执淡化，但“冷战意识”仍然存在。正如萨义德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故此，萨义德特别强调，帝国主义现在还在以某种方式继续发生相当大的文化影响。所以，有形的帝国主义不复存在，但无形的、思想与文化的帝国主义仍然存在。文化帝国主义是从帝国主义概念中的“文化征服”引申出来的，它主要强调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侵略。继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以来，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就逐渐成为热点之一。就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而言，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媒介帝国主义与语言帝国主义。无论“媒介”还是“语言”，它们都是文化传播的工具或表现手段，语言背后体现着一种思想，媒介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思想，它们共同服务于文化，是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的外在体现，在承载文化中的特殊性，本文特意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以语言文化帝国主义凸显语言在文化中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英语世界具有更为强势的影响力。由于语言的背后体现了一种文化，英语在全球的推广，导致全球在事实层面的英语殖民主义，许多国家在文化层面成为英美文化的殖民地。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英语具有一种语言帝国主义的统治力。英语在全球的扩张导致一种世界文化同质化（homogenization）与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尤其是一些前英美殖民地国家处于一种同源地位。有中国学者曾经无奈地指出：“当下所谓的英语帝国主义或者英语殖民主义之说尽管带有些情感或义愤色彩，但它也的确反映了以英语为基础的西方文化正席卷全球的事实。”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借助高科技优势，在国际信息传播中掌握着主动权，从而使信息流不断地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流动，在两者之间造成一种日益扩大化的“知识鸿沟”。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的语言载体主要是英语，英语成为最重要的媒介语言。这样，大量网络信息以英语作为主要的媒介语言，这在事实上造成一种网络时代中的语言霸权问题。鉴于语言在民族文化承载中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这是网络时代的殖民主义，或称之为“赛伯殖民化”（Syber colonization）。在这种“赛伯殖民化”趋势下，英语作为一种使用国的无形资产，其背后必然隐藏着巨大的文化帝国主义能量。
众所周知，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与传播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是思想与文化的载体，是一种民族身份的标志。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和思维习惯，它对每个个体而言可以说是先在的，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其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每一种语言都会承载着巨大的民族文化，使用一种语言就是在潜移默化地接受与认可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价值观。自近代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与经济上占据着绝对优势，这样，广大非西方国家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进程中自然也包括在文化层面的西方化。20世纪以来，美国逐渐取代了英国，作为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代言人，从而造成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大行其道。当今，英语在全球的广泛普及与推广，从表面看是全球主流语言的日益英美化，其实质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全球思想价值观念的西方化。所以，语言的西方化是浅层次的，思想的西方化才是问题之所在。西方在全球有形的政治统治不复存在，但无形的思想与文化统治却借助英语得以延续。
语言不光是一种思想与文化的载体，而且，语言还是一种文化资本。那些经常说具有全球性语言或被大多数人所说语言的个人或群体在与那些母语不经常被大多数人所说的人对话时，具有一种心理优势。尤其在经贸交流中，这种优势会体现在贸易谈判中。这样，语言就是一种资本。关于语言是一种文化资本这种观点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首先提出的。布迪厄将经济学上的资本概念移植到语言社会学中，指出语言作为一种资本，一种财富形式，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资本概念，它是一种文化资本。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它具有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重要作用。在布迪厄看来，语言是一种文化资本，语言资本具有流动性、高品位性等特点，它被拥有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权力的人群所广泛使用。但是，布迪厄在这里所说的语言是一种官方语言或标准语言，而并非某种地方语言。在全球化时代，布迪厄所提到的官方语言或标准语言就是英语。所以，英语就是一种文化资本。
英国已故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其他国家向国外输出商品，英国只需要向国外输出一种产品，即英语就可以了。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大英帝国日益衰落，但作为大英帝国权力象征的英语却在许多地区迅速曼延，并成为当地的第一语言。《英语百科全书》主编戴维·克丽丝特尔指出，尽管英帝国失去了对香港的控制权，但无论从孟加拉国到伯利兹城，从拉斯维加斯到拉合尔，象征权杖的语言却飞快地成为这些地区的第一通用语言。无论报纸、杂志还是广播、电视，都充斥着英语。可以说，英语在全球的扩张是欧洲殖民与帝国主义政策最持久的文化遗产。
3 语言文化帝国主义的经济影响
由英美主导的英语在全球的广泛普及，从表面看是一种语言现象，但从深层次上讲，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日益全球化。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这种英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经济问题，即英语在全球日益普及的背后，是一种经济利益的驱动。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还是思想与文化的载体。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语言还是一种权力。语言学家主要关注语言的运用，而社会学家更多地关注语言如何被运用，解读语言所产生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学家看来，语言不光在陈述一种社会事实，也是在对社会现象进行一种“构建”。在这种构建过程中，就带有主观性，是主体（人）对客体（社会）解读与理解之后的一种诠释。在这种诠释过程中，主体的人就可以借助语言，通过议题设置、舆论引导，使之导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
所以，任何一种语言都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供人们相互交流和沟通的符号性工具，它还意味着一种权力，即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所强调的话语权。英语在全球的广泛普及，也意味着英美国家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借助这种话语权，英美国家可以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据悉，英国政府计划从2004年到2020年每年在高等教育中增加8%的留学生名额。这样，每年会有近50万外国留学生在英国各类语言学校进行英语培训。为此，英国每年会直接受益110亿英镑，间接受益120亿英镑。西方学者格里（Grin）认为，美国人无须在学校中投入时间与精力进行正式的外语学习，仅此一项，每年就为美国经济节省190亿美元。16由这组简单的数据可以看出，英美国家在语言方面得到的经济利益无可限量。
作为一个语言文化学者，菲利普森以其敏锐的眼光认为，语言是一种权力，选择一种语言不可避免地会比其他语言赢得更多的利益。正是看到语言背后隐藏的这种经济利益，英美国家不遗余力地大力倡导英语的广泛普及。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基辛格研究所前主任罗斯科普夫（Rothkopf）曾经在《对外政策》上撰文指出，如果这个世界被推动使用一种语言，那是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驱使美国使用英语;……如果全球共同价值观得以推广，它必定是适合美国人的价值标准。这些并非是一种奢望，因为英语是世界的纽带。1997年，美国驻丹麦大使埃尔顿（Elton）抱怨道，欧盟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其语言太多，这妨碍了欧盟真正的联合与发展。为此，菲利普森评论指出，埃尔顿的观点体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因为欧盟的成立是以法德联盟为基础的，推动欧盟一体化也是符合美国地缘战略与经济政策的。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致力于全球化，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美国化，在全球推行英语的广泛应用也是这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利坚帝国议程中就要求英语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从历史上讲，英语在当今所具有的国际语言霸权地位不仅是英国与美国政治与经济地位造成的客观现实，也和这两个国家的语言政策有必然的联系。
就英国而言，早在200多年前的大英帝国时期，英国政府就注重向海外推广英语。1797年，竭力倡导用英式教育改造印度的英国殖民者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狂妄地认为，印度人无知，黑暗需要用光明来填补。将英国的光明与知识传播到印度，这将被证明是对他们最大的补偿。格兰特在强调英语对印度的重要性时特别指出，介绍给其他民族第一位的交流工具，必须是英语，它是打开其他民族了解新世界的钥匙。“很久以前，这一政策就推动着我们将英语传授给他们。英语将打开一个文学、理性、历史、美德与道德的新世界。”
1835年，大英帝国的托马斯·麦考利 （Thomas B. Macaulay） 勋爵在为政府提供的一份备忘录中，极力诋毁印度思想与文化，认为英语在西方语言中最为优秀。18 1935年，英国政府为了对抗意大利与德国在教学中推广各自的语言，防止这两个国家扩展其海外利益，特意成立了“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英国文化协会”是一个由英国政府主管的官方组织，其宗旨在于促进英国文化、教育与语言在全球利益的最大化。二战后，在美国的影响下，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地位更加牢固，而英国从中受益匪浅。为此，1991年，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d）自豪地认为，英语成为遍及欧洲的第一外语，是经济与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1995年，英国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Malcolm Rifkind）指出，英国成为拥有全球利益的世界强国，这多亏了英联邦、大西洋伙伴关系与英国英语。
与英国由政府主导的语言政策有所不同，美国的语言政策更多地依靠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各种基金会等民间组织。菲利普森指出，那种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刻意促进英语在全球普及的想法是幼稚的。事实上，20世纪50—70年代，美国政府与民间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强化英语在全球的普及，以维护美国的利益。菲利普森特别强调，也许这是美国历史上为强化一种语言传播而投入资金最多的时期。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应用语言中心主任弗格森在解释英语在全球普及的原因时指出，从1600年开始的不到四个世纪，英语由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语种发展成当今一种国际化的交流语言，这种显著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在17、18到19世纪，英国人成功地殖民活动与海外贸易。但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军事与科技大国的出现，显著地加速了英语国际化的这种格局。
另外，相对于历史其他时期，20世纪50—70年代，美国政府与私人基金会在传播与推广英语方面的巨额资金投入也推动了英语的国际化进程。以美国在非洲的教育投资为例，自1945年以来，福特基金、卡耐基基金、洛克菲勒基金通过强调战略文化与政治体制的重要性，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美国在非洲的发展。这些基金主要的手段是支持非洲当地的教育。菲利普森指出，毋庸置疑，教育被认为是美国人占据非洲的一个公开的楔子，它对美国政界与商界精英具有重要的战略与经济价值。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美国作为继英国之后、英语世界的政治与经济强国，其语言政策正如这个国家的价值理念一样，更具全球性抱负。早在美国立国之初，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国会演讲中就曾指出，英语必将在下一个世纪比当今的法语以及此前的拉丁语在世界上更为流行。
菲利普森认为，盎格鲁美国文明在20世纪的使命是确保世界上所有的公民不仅仅局限于将英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而且要使使用英语的人能够用世界眼光理解西方。应该指出，这里的“世界眼光”只能是美国眼光或美国式价值观。所以，当今的全球化进程，在美国看来，应该是一个美国化的进程。为此，菲利普森认为，全球化进程也是一种美国化的进程。全球化充当一个通行证，它的目的是为全球大国，首先是美国特殊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提供一个合法的面具，是将那些符合强国的经济与文化模式延伸到整个世界。
4 结束语
在人类历史上，各民族创造过无数的语言，但只有少数语言在人类文明史中显赫一时。回顾历史，希腊语成为2000年前中东地区的官方语言，拉丁语成为罗马帝国时期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在西亚北非等穆斯林国家流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俄语在美洲、非洲或前苏联地区盛行，这无一不和这些语言背后所支撑的强国有关。当今英语之所以盛行也不例外。但是，英语之盛行除了早期英帝国的政治与军事影响力之外，还和全球化时代英国以及其后美国政治与经济的强势分不开。强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光体现在经济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也非常重要。西方学者迈克尔·哈尔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一书在评价帝国时这样认为，作为伟大的工业与金融强国不光生产商品，还生产主观性的观念。这些强国生产具有政治内涵的、极具吸引力的观念：他们生产需求、社会关系以及能够制造“身心”的生产者本身。这里所指的主观性的观念，可以做多种解释，思想观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这样说，自有文字以来的人类文明史中，一切强国都在推行语言霸权政策，这既可以达到思想控制之功效，也是一种经济利益的驱使。当今世界，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英语这种语言优势主导着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从而在事实上造成了所谓的英语语言帝国主义。所以，这个世界的主流思想是西方思想，承载这种主流思想的载体是英语，英美主导的英语及其西方思想主导着这个世界的话语权。
语言的英美化导致思想的西方化，而世界思想的西方化，其结果就是世界经济利益的西方化。正因如此，在全球化大潮中，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强势民族或国家的语言会得到更为广泛的普及，而语言是思想与文化的载体，其存在的必然逻辑结果只能是：语言霸权导致思想垄断，思想垄断导致经济控制。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处境更为严峻。由此可见，全球化时代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的影响力是何等之大。
*文章原刊于“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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