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程
1978年，中国GDP前十强的城市，有六座在北方。
2021年，中国GDP前十强的城市，有九座在南方。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侧写。经济格局上，“南强北弱”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差距仍在逐年加大。
区域发展差异，不仅体现在南北，也体现在东西。长三角与珠三角，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对引擎，它们所聚集的外向型加工出口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新经济型企业，引领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南下和东去的人潮在近几十年内从未停歇，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财富，也助力了东部和南部的持续繁荣。但另一面，北方不少城市，面临的是人才流失、经济增速放缓，在东北的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
大的趋势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振兴东北”“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的战略实行多年，但真正转型成功的后发城市有限。
在已然形成的且不断强化的“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格局中，北方城市、西部城市、中部城市该如何突围，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绕不开的课题。
投资不过山海关。
这一被认为带有地域歧视与刻板印象的说法，在网络上、媒体间以及投资圈里却更像是一种“共识”。这句话，还有其他的衍生说法：旅游不过山海关；炒股不过山海关；读书不过山海关。
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是对东北地区经济投资下滑严重的描述，背后也有对东北地区营商环境的不满以及对东北经济现状的担忧。
不过，说这些话的人，实际上去过东北的人可能并不多，特别是去除大连、沈阳以外的东北城市。
我在东北待过一个月的时间，走访了近十个城市，常常对其复杂的历史着迷。这其中，长春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去过长春的人，往往会诧异于其城市格局。不同于中国其他现代化城市，它的城市格局更像是巴黎的“大开大合”。这其实是和伪满洲国时期的日本殖民者搞了所谓的“大新京都市计划”有关。
当时，日本抽调了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来规划伪满洲国“首都”即长春（彼时被殖民者称为“新京”）的城市格局。设计师参考了19世纪巴黎改造规划、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
彼时新京的繁荣程度，堪称是东方的巴黎。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正是依托日本“不遗余力”的移民计划和投资建设，其工业规模一度成为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遍地，烟囱林立，成为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
新中国时期，东北凭借早期打下的深厚工业基础，成为了共和国的“工业摇篮”。布局在东北三省的钢铁、能源、化工、重型机械、汽车、造船、飞机、军工等重大工业项目，奠定了早期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为新中国的发展壮大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
这种辉煌，随着计划经济模式的瓦解而结束。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对老国有企业扎堆的东北冲击尤为剧烈。当时，大量老国有企业被私有化，部分直接倒闭，几百万工人下岗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东北逐渐陷入长时间的萧条阵痛。
中国开始升级换挡，淘汰落后产能、加强生态治理，北方的重工业模式，出现了区域性的危机，一些城市则出现了资源枯竭，有沦为“铁锈地带”的危险。
近年来，从全国各省的GDP增速来看，东北三省已居于全国的倒数位置。2021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GDP总量分别位列全国第17、25、26位；GDP增速已经连续多年落后于全国平均增速。
东北的衰落，常常被用作“南强北弱”的典型事例。
以东北为代表的北方地区，经济结构以资源能源和重工业为主，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承担了大部分去产能的任务，给经济带来明显压力。
近十年，随着全球资源价格整体下跌，中国开始升级换挡，淘汰落后产能、加强生态治理，北方的重工业模式，出现了区域性的危机，一些城市则出现了资源枯竭，有沦为“铁锈地带”的危险。
随着生态环保越来越受重视，北方重工业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资源型产品价格持续低位徘徊，对北方经济形成更大冲击。
围绕煤炭、钢铁与铁路兴起的重工业城市，优劣势都很明显。
像“钢铁城集聚”“煤炭型集聚”等产业的单一性结构，一方面能很好地在一个地方集中、批量地进行生产制造，取得一个阶段的繁荣，但另一方面，当社会转向新的生产消费模式时，它们会面临难以转型、失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滞胀问题。
观察近代以来的各国，会发现无论单一性的产业群聚是在哪个国家、哪种文化、哪种制度下，如果未能成功转型，全都无一例外地衰败了。
与北方以资源能源和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相对应的，是以出口加工业、互联网经济、金融服务业为主的南方城市。
近年来，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互联网、智能制造发展，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产业的良性循環。
有人疑惑：既然问题明显，北方产业结构导致了其衰落，那转型不就好了？
的确，南方同样起步于农业经济占比较高的阶段，逐渐经历了工业化、服务化的转化。为何北方会卡在第三步呢？这里涉及了产业结构变化的内在原因，即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
WIND城市营商环境数据表明，南方省份在市场化指数排名上整体靠前，而营商环境指数除了北京以外，北方省份的排名普遍较低，南方省份在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方面优于北方省份。
在民营经济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法治环境和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排名中，也呈现类似的现象。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政策基本遵循了南方沿海或东部先行先试的思路，后期出台的国家新区、自贸区等政策，基本是前期政策的层层叠加。
这种叠加不仅仅带来了早期增长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对于改革“基因”的注入。这也解释了南方为什么在改革上总是能够领先，或者面对重大危机总是能很快灵活调整。
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所带来的，是人力资本由北向南聚集，加快了南方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是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可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
近年来，北方地区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明显滞后于南方地区。因此，南方地区人力资本相对更快的积累速度，也是进一步引发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经济发展走势。
南北之间人均经济数据，由20年前的1∶1，扩大为目前30%的人均GDP差距、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和20%的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增加了共同富裕在地区层面面临的障碍。
如果按照现有趋势，南北差距将会继续扩大，而且未来还将面临严峻的社会挑战。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实际上社会上的声音并不统一。
有人认为，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适当出台鼓励性政策，剩下的交给市场即可，过于干涉往往效果不突出，且容易适得其反；也有人认为，从长远看，这是中国发展必须解决和克服的问题。
对此，南风窗记者采访了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他认为南北发展差异要辩证看待。
他说，近年来北方各个区域的经济也都在发展，有它自己的发展特色和经济增长优势，例如北方地区多平原，工业和农业发达，随着“新东北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过去粗放的传统工业产业也在逐渐转型升级。
连平强调，不应抹杀北方地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从产业特色上看，北方地区还是拥有明显的优势产业的，如重工业、国防科技产业、粮食产业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优势产业，经济地位不容忽视。
连平强调，不应抹杀北方地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从产业特色上看，北方地区还是拥有明显的优势产业的，如重工业、国防科技产业、粮食产业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优势产业，经济地位不容忽视。应着重于探讨区域优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一个国家最优的资源配置，不断壮大优势产业，优化经济结构。
在去年年末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曾指出，我国现阶段存在三种区域类型：
一是全国性的战略、政策承载区域，如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绕不开的大领域；
二是基础雄厚的经济区域，如东北与长江经济带，要以深化结构调整、发挥潜力及巨大优势为目标；
三是代表中国到国际大舞台展现竞争力、国力的大战略承载区域，主要是带动全国经济增长与国内外贸易合作的四大城市群，是我国区域战略的重中之重。
陆大道认为，以三大自然区与地势三大阶梯为标志的功能区为基础，进行空间规划与经济布局，是尊重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重要理念。在我国空间开发与区域布局的宏觀框架下，现阶段人的力量尚不能大幅改变这种格局。
北方除去北京和天津的强势之外，近年来西安的人口流入突出，西部地区成都、重庆的日渐繁荣，中部地区合肥、长沙的相对崛起，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理论上，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其关键在于，各类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充分流动，进而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东吴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是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绝不能是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可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
在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于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的基础上，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
不可否认的是，打造新型政商关系，有利于在发展不均衡的区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消解民企发展所面临的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创新能力差距、人力资本流向、营商环境等决定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和城市群规模经济效应大小，影响了南北区域经济差距的演变，对此一方面要尊重，一方面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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