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1年版《现代西方哲学》对恢复我国本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起了某种“从无到有”的开拓性作用;1990年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则在突破旧的评价模式、求实地介绍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0年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以下简称《新编》) 则力图把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提高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新编》与其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及《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探索、沟通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等论著其实是一个整体。它们从不同方面体现了我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起来的主旨。
“做学问务求精确扎实的习惯, 不急于求成。转向西方哲学后, 我无论读书或写作, 都总是比别人慢半拍。所以我的论著并不多。我每写一篇文章, 从酝酿到写成通常要几个月, 拿出发表时间就更长了。我几乎不写、也写不出应时文章。我的文章和专著质量其实并不高, 但我至少要反复修改许多遍, 务必使我表达的意思读者一看就能明了, 即使没有多少新意, 也不让读者在阅读上浪费时间。”
刘放桐 (1934-) , 湖南桃江人, 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实用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1950年考取湖南大学经济系, 1956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 1961年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1981年, 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填补了国内学术界的空白, 推动了学科建设, 本书于1990年和2000年适时地分别出了修订本和新编本, 对促进国内本学科研究发展到新的阶段起了重要作用。《重新评价实用主义》、《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 (论纲) 》、《现代中国哲学的历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 (华盛顿英文版) 等在国内外学术界也产生重大影响。刘教授发起并与俞吾金共同主编《西方哲学通史》 (10卷) , 目前正主编《杜威全集》 (38卷) 中文版。刘教授的著作为国内打开了一个现代西方哲学的窗口, 让人们接受了新鲜的哲学养分, 首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放到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中来审视, 把这两种哲学结合起来研究, 并提出应该让对杜威哲学的理解回归到现实生活之中。在中国的语境中, 刘放桐先生在很多哲学问题上都可谓开风气之先。
一、开拓性的著作《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修订和新编
姜宇辉、赵立庆 (以下简称“姜”、“赵”) :西方哲学是您进入复旦哲学系后的研究和教学重点所在, 这方面工作的结晶正是《现代西方哲学》这部对国内哲学界影响深远的巨著。可以说, 我们这些对西方哲学感兴趣的晚辈学子都是在您的这部教材的引导和启发之下走进哲学研究的大门的。能回顾一下您编写这本著作的初衷吗?
刘放桐 (以下简称“刘”) :编写这部书的意愿由来已久了。从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 我的主要精力就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上。当我从全先生那里接受了这门课程的全部教学任务后, 我就制定了逐步把这门课程较系统地建立起来的计划:先拟订系统的教学大纲, 然后编写出较完整的讲义, 在此基础上编写出较好的教材。
在20世纪60年代的头几年中, 为了建设好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程, 我可谓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 也取得了较多成果。到1964年时, 不仅这门课程的开设较为完整了, 而且已编写出了较系统的教学大纲和相当一部分流派的讲义, 个别部分还经过整理公开发表。当时已和一家出版社约定在1967年以前编写出一本较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论著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有机会恢复和继续被迫中断了十多年的研究。过去收集的材料和写成的书稿虽不少已丢失, 但仍可以想法恢复过来。因此想到我如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较快地编写出一本相对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来, 那对促进我国本学科的重新建立, 特别是对哲学专业中本课程的开设, 也许还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于是, 尽管明知不可能编写得完善, 我还是决心尽最大努力将其完成。
当时最大的困难还是在如何确定评价标准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长期以来被教条化、僵化了。许多哲学教科书上讲的和某些权威人士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大都是这种教条化、僵化的理论。它们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或者说“异化”。用之来评价现代西方哲学, 只能是给后者贴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标签, 很难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
在一些朋友的合作和参与下, 《现代西方哲学》终于在1980年编写完成了, 1981年正式出版, 经人民出版社推荐, 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统编教材。
姜、赵:这样一部破旧立新的著作, 今天的角度, 您对这部作品又有怎样的评价?
刘:由于有上述困难, 本书当然是不完善的。主要缺点是对有些哲学流派的介绍还不够具体和细致, 偏离了它们本身的思想逻辑, 例如把它们的理论纳入世界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方法论等预设的理论框架中, 这必然产生削足适履之弊, 从而必然存在不够准确和错误之处。
但是, 也许由于它是我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本学科第一部较系统的论著, 在我国本学科初创时期无其他较系统的论著和教材可供参考的情况下, 它还是适应了广大读者的需要, 因而出版后受到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它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获奖, 包括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材首届一等奖、上海市社科首届一等奖。不过最使我感到欣慰的不是这些奖励, 而是许多年轻同志至今仍不约而同地向我表示:他们正是在本书的激发下进一步去学习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这表明本书在本学科的重建中起了一定的开拓作用。
姜、赵:正是本着这样的求真和创新的精神, 您之后又对这部教材进行了不断修订。
刘:不过困难最大还是在如何突破旧的批判模式上。我在1987年发表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该文以“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等醒目标题的形式对长期流行的全盘否定实用主义的评价模式提出了全面的质疑, 而我之所以敢于这样做, 既是出于对以杜威为主的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有了较多了解, 又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坚强信念, 认识到以往那种对杜威等人的没有事实和理论根据的批判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使我感到幸运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并没有招来批判, 反而得到了许多同行专家的赞许。
对修订本存在的不足, 我们在它出版时就有较充分的意识, 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对其作新的修订。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好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与作为指导思想、并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因此, 我们从那时起关注的中心就非常自觉地转向对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如果说在修订本出版以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主要还只是以实用主义等个别哲学流派作为例证, 在此之后我们就转向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了。在比较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比修订本以前要前进得多。修订本以前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成功使我们举一反三, 完成了修订本的编写。修订本以后的对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完成了《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编写并于2000年出版。
如果说1981年版《现代西方哲学》对恢复我国本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起了某种“从无到有”的开拓性作用;1990年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则在突破旧的评价模式、求实地介绍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0年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以下简称《新编》) 则力图把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提高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新编》与其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及《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探索、沟通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等论著其实是一个整体。它们从不同方面体现了我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起来的主旨。《新编》出版后仍很流行, 并再次获教育部一等奖。三个版本的《现代西方哲学》都涉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它们不仅体现了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三个不同阶段,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进程。
这三个版本的编写耗费了我几十年来的精力, 也使我获得了很多奖励和荣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上海市为表彰1949以来对学科研究有全国性突出贡献而于2004年开始设立的“学术贡献奖”中, 我以“现代西方哲学领域开拓性的持续研究及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荣幸地成为全市首届三位获奖者之一。
二、探索、沟通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姜、赵:“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主旨, 确实是您的研究工作中最有特色, 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方面。除了教材的编撰, 您这方面的研究还集中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 (人民出版社2001版) 和《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这些专著之中。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 (论纲) 》一文 (以下简称《论纲》) , 可以说无论对西哲还是马哲界都产生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您能对《论纲》一文写作的由来作些说明吗?
刘:修订本出版后, 我就考虑再作修订时要关注这种结合, 于是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不过为了慎重起见, 我没有急于发表自己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直到1995年, 才尝试性地发表了《从西方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折》, 其中已大致表达了我其后几年更为明确表达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另写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 (论纲) 》一文 (以下简称《论纲》) 。它体现了我多年在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上的探索的成果, 分析了西方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化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关系, 并就此明确地提出了如下两个主要观点。
第一, 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不能简单归结为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从辩证法到形而上学、从进步到反动的转化过程, 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上一次具有思维方式的根本变更意义的转型, 即由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这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 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 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 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他们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 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 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 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说, 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 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说, 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 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但是, 二者之间又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地、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 而且为现当代哲学的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 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 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是经过曲折的历史过程, 综合各种不同哲学流派的积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的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非常直接和自觉地超越了近代哲学, 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更。
姜、赵:目前我国从事西哲研究和马哲研究的人员之间还缺乏沟通, 而您如何看待这一状况, 对于今后的沟通有什么具体建设?
刘:我国西哲和马哲研究之间的沟通工作要做的很多。首先我想还是要促进这两方面的人员之间的沟通。我国哲学教学和研究中人员分工过细的状况是历史形成的。对大多数中老年同行来说, 要他们打破原来分工的界限, 重新涉足诸多研究领域是很困难的。比较现实的办法是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促进他们之间的对话。这一点近些年来已开始在做了。尽管遇到过一些困难, 但这方面的工作仍然不断有起色, 成果越来越多。
对于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来说, 我认为完全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促使他们克服单学科的局限性。前几年不少大学曾为此考虑过撤销教研室,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做到。如果还有困难, 规定中青年教师至少能担任2-3个学科以上课程的教学总是可能的。事实上, 现在已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已做到一专多能, 特别是能将西哲和马哲相结合, 并在这方面有相当出色的教学和科研成果。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方面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扩大他们的队伍, 使之成为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的共同倾向。
姜、赵:您在《论纲》中花了很长篇幅论述现代西哲和马哲在超越近代西哲上殊途同归。从而从理论上证明了马哲和西哲可以、而且应当沟通。但是, 从您的文章和刚才的论述看, 您似乎不是把沟通西哲和马哲本身当作目的, 而是强调通过沟通二者达到丰富和发展马哲的目的。这意味着您所强调的目标是既超越现代西哲, 又超越僵化和教条化的马哲。对吗?
刘:正是这个意思。
姜、赵:这样一来您就至少讲了四种超越了:现代西哲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马哲对近代西哲的超越, 马哲对现代西哲的超越, 马哲对其本身的超越 (或者说对僵化的、教条化的马哲的超越) 。您怎样看待这些超越之间的关系呢?“超越”一词究竟是何所指呢?
刘:“超越”一词指的无非是超出一定范围或者说界限的行为, 本身并没有具体的哲学含义。对任何一种超越的理解和评价都要依其超越的具体内容、超越的方式和方向等来确定。上面所提到的几种超越当然有不同含义。如果要说它们的共同之处, 那只能说都有否定和发展之意, 但又都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发展。至于如何看待它们各自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要对它们进行具体分析。
姜、赵:关于马哲对近代西哲的超越, 这比较好理解。马哲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 这种变更当然是一种超越。现代西哲在基本思维模式上与近代哲学相比也有重大变化,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这种变化, 后者总是存在的, 未尝不可称其为超越。我们觉得您需要更清楚地阐释的是:为什么您说二者殊途同归, 而又未将二者相提并论。
刘:你这一点提得很好。我也估计“殊途同归”的提法最易引起异议和误会。这里关键在于从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说如何看待马哲和现代西哲。我说二者“同归”, 是指二者在超越近代西哲后建立的哲学都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对于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尽管各家具体阐释不同, 但所指大同小异, 也许不会引起太大异议。关键在于说清作为一种基本哲学思维方式的马哲和现代西哲的基本特点各是什么。如果二者的确有相似处, “殊途同归”之说就可成立。《论纲》中对此作了一些论证, 而且全文的主题之一正是为了证明这一点, 但举出的事实根据还不充分, 这只好等以后在专门论著中补救了。
姜、赵:二者在超越近代西哲上既然“同归”, 又何以说不能将它们相提并论呢?
刘:主要是因为二者只是在以生活和实践哲学来超越传统的体系哲学这点上“同归”, 而二者对生活和实践的具体解释则大不相同。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和实践观, 哲学界虽也有不同解释, 但大家都承认马克思把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当作是他们的基础性的实践活动, 都会承认马克思把实践活动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 都会肯定社会性、历史性和现实性是实践的基本特征。而西方哲学家尽管有时也使用这类言词, 但都另有含义, 都带有很大的抽象性、片面性, 这从分析上列哲学家的理论中都可看出。这意味着二者虽然都企图以生活和实践哲学来取代传统的体系哲学, 但走的是根本不同的道路, 取得的是根本不同的结局。就个别的西方哲学家来说, 他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是很有限的, 有时还存在倒退。只有从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化来说, 才在一定程度上谈得上存在有根本性的超越, 即使如此, 其超越也仍有很大局限性。正因为如此, 现代西哲在其发展过程越来越暴露出自己存在深刻的矛盾。这些你们从所谓后现代主义对其前辈的批判中可以看出。所以我说马哲不仅超越了近代西哲, 也超越了现代西哲。我关于这方面的观点, 除《论纲》外, 在《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文 (《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3-4期) 中也有所论述, 这里就不多说了。
姜、赵:关于马哲对其本身的超越, 您也能概括地讲几句吗?
刘:这一点我相信不至于引起多大异议。不管怎样说, 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克服一切被僵化、教条化和过时的理论, 还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原来不够完善的理论并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理论, 这些都是对本身的超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学说, 而发展就意味着对本身的超越。像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对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超越。从研究马哲与西哲研究的关系说, 重要的是要学会怎样更好地批判地吸取西哲的经验教训, 借鉴西哲的合理成分, 来促进马哲的发展。
三、实用主义研究
姜、赵:在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之中, 我们知道实用主义一直是您关注的重点。您不仅很早就开始关注实用主义, 并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论著, 更是于2003年的时候推动成立了“杜威和美国哲学研究中心”, 当时计划用10年的时间翻译出版《杜威全集》 (38卷) 。如今, 这套巨著亦已经陆续出版, 成为令国内哲学界瞩目的一件浩大工程。能请您谈谈您个人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吗?
刘:确实, 我最早关注哲学是从关注实用主义开始的。我在准备编写《现代西方哲学》时, 就特别关注其中的实用主义部分。同行和前辈们的研究对我当然有启发, 他们所提出的对实用主义的各种论断促使我对实用主义的相关理论的意义去作进一步的追问。然而这种追问又使我深切感到, 由于受到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 这类论著大都失之于空泛武断, 对实用主义的具体所是往往交代不清。于是我便转而去较全面而认真地阅读和研究主要实用主义哲学家, 特别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杜威的原著。我不再像过去那样从既有的结论出发去寻找供批判的例证, 而是抱着求实的态度去了解它们的真实内容, 并探讨它们与现实社会历史的关系。结果发觉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与我国学者以往几十年来所作的批判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我把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作为评价其他流派的先行步骤, 从1977年以来花了较多的时间对实用主义重新进行了研究。1983年出版了《实用主义述评》。本书在论述实用主义各个方面的理论时都避免对之简单否定。例如它在批判实用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同时又对实用主义超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积极方面有所肯定。本书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批判模式, 但与以往在我国出版和发表的那些对实用主义全盘否定的论著已明显不同。这一时期, 我还陆续发表了多篇关于实用主义的论文, 它们在不同方面和在不同程度上对传统的批判模式都有所突破。不过, 其中最重要的是1987年发表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该文是对以往的简单否定的批判模式的全面质疑, 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这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到。
姜、赵:您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对您后来从事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有直接联系吗?
刘:这正是我要补充说明的。我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可以说为我后来从事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我在上面提到的《论纲》一文中的两个基本观点, 实际上就是我在《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中的观点的进一步发挥。而我对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反过来又深化了我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 特别是在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背景下来重新评价。我最近写了一篇拟以《再论重新评价杜威的实用主义》为题的文章。其主要内容是认为:杜威把实践的观点当作其整个哲学的基本观点, 其经验自然主义、真理论及其他各方面的理论都具有实践论意义;实用主义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中最有代表性的派别;西方哲学中的语言等转向归根到底从属于集中地由实用主义所体现的实践的转向;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超越了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转向, 二者具有原则区别, 但在强调实践转向上存在着重要的张力;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对立统一是当代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些观点在马哲和西哲界都可能引起争议。我想在听取一些意见后再发表。我的目的正是想引起争论, 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以便更能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至于我在2003年在复旦大学倡议成立杜威和美国哲学研究中心, 顾名思义是为了建立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的平台。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出版38卷的《杜威全集》。这是一项由复旦牵头、由全国十多所大学和社科院的著名专家共同参与的庞大工程, 其中早中期著作20卷已经出版, 晚期18卷绝大部分已成稿, 有望于今年出齐。但翻译《杜威全集》只是研究杜威的前期准备, 更重要的工作是将杜威与美国思想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全面具体的研究, 并由此揭示美国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思想逻辑, 为深入全面具体地了解美国、制定合理的对美政策服务。这是一项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除了复旦大学应建立一个强大的团队外, 更需要全国各兄弟单位的专家分工合作。我年已8旬, 精力枯竭, 很难有多大作为, 但仍愿意作些摇旗呐喊的工作。
四、推动复旦大学西方哲学学科建设、组织编写十卷本《西方哲学通史》
姜、赵:您曾是复旦大学西方哲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对学科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促使学科被批准为第一批全国重点学科, 还组织编写了十卷本《西方哲学史》。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刘:复旦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学科原来不算强。老一代专家只有全增嘏教授一人, 其他人大都是半路出家, 所以在国内排不上号。从上世纪90年代起, 一批年轻力量 (例如俞吾金、张汝伦、张庆熊、陈学明、汪堂家、莫伟民等人) 迅速成长, 他们都有出色之作, 各在所重点研究的领域在国内领先。复旦西方哲学团队在全国被公认处于前列。教育部评审全国第一批重点学科时, 复旦西方哲学因在通信评审中得票最高, 未经专家评审会议评审便被教育部直接批准为全国重点学科。恰好这一时期我是学科的主要负责人, 由此被人称道。其实这一成绩是学科同仁共同努力取得的。从做学问本身来说, 一些年轻同事明显比我要强。我因为年资较高, 当时又是学科主要负责人, 和黄颂杰教授一道做了些组织协调工作以及后来看来算是恰当的决择。主要是做了如下三件事。
第一, 团聚了一支较强大而且团结的学术队伍:复旦西方哲学学科在全增嘏教授退休后一度陷入众见难调的境地。当时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开展的状况较好, 我和黄颂杰商量并经领导批准另行建立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 不久进一步建成了现代哲学研究所。
第二, 倡导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 使之成为复旦的特色:我个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不过更重要的是支持了年轻同志在这方面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0年代初, 我们就在现代哲学研究所内建立了一个由新进入学科的俞吾金和陈学明等人组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室。这是国内第一个这样的研究室。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 为后来建立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思潮研究基地奠定了基础。
第三, 组织编写十卷本《西方哲学通史》:1990年代中期, 我考虑到首届国家社科基金规划的多卷本西方哲学史课题由于参与单位过多、难于形成合力等原因而流产;而复旦西方哲学学科当时已有较强力量, 于是就建议由复旦单独来编写一套《西方哲学通史》。这一建议得到了学科多数人的赞同, 领导也极力支持, 并将其列为“211”第一期重点课题。由我任主编, 黄颂杰、俞吾金、张汝伦任副主编, 编写工作也从那时起正式启动。后来还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教育部重点项目的资助。这部包括十卷近600万字的《西方哲学通史》终究还是完成了。它除了坚实地立足于原著、争取尽可能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外, 还在如下三个方面作出了努力。一是打破了国内外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流行的结构。例如对德国古典哲学以前的近代哲学, 不再按经验论、唯理论和法国唯物主义来划分, 而按照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将其划分为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和十八世纪启蒙哲学。二是它除了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编写外, 还明确地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 为此特设了《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一卷。三是始终强调把西方哲学的基础问题与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结合起来, 保持与国外同行的密切学术交流, 跟踪国际学界最新学术成果。为此加大了现代部分在《通史》中的比重 (占了十卷中的五卷) , 除了有关英、美、德、法等国各卷包含了一些当代最新内容外, 还特设了《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卷。十卷本《西方哲学通史》究竟写得是否成功, 还有待国内外哲学界的评价, 但它毕竟是复旦大学西方哲学学科的最有标志性的成果。
五、治学的心得和体会
姜、赵:您60年来在科学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大量成果。您能给我们谈一点研究心得, 提出一些期望吗?
刘:我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受到国内批判实用主义运动的影响而由研究经济转向研究西方哲学的。50年代上半期学经济和做经济方面的编辑工作时, 我收获较多的是初步学会了做翻译。我从大学二年级起就翻译发表过一些经济论文, 毕业后做编辑时主要也是处理翻译书稿。翻译要一字一句核对, 这看起来很琐碎刻板, 但从此培养了我做学问务求精确扎实的习惯, 不急于求成。转向西方哲学后, 我无论读书或写作, 都总是比别人慢半拍。所以我的论著并不多。我每写一篇文章, 从酝酿到写成通常要几个月, 拿出发表时间就更长了。我几乎不写、也写不出应时文章。我的文章和专著质量其实并不高, 但我至少要反复修改许多遍, 务必使我表达的意思读者一看就能明了, 即使没有多少新意, 也不让读者在阅读上浪费时间。
姜、赵:刘老师, 您已经弟子满门, 事业有成, 又已年届8旬, 该安享晚年了, 但看到您还是很忙碌, 请问您目前在忙些什么?还有新的研究计划吗?
刘:比起中青年教师来, 我现在算不上忙碌。目前一项看得见的工作是主持“杜威研究与杜威全集的翻译”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目前翻译大部分接近完成, 有望在2014年全部出版。汪堂家教授在完成这个课题上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应当向他表示感谢。
上面讲过, 翻译出版《杜威全集》的目的是促进对杜威思想的研究。关于研究杜威思想的意义, 我写过几篇文章, 这里就不多重复了。我这里要说明的是:研究杜威与我几十年来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 可以说是后者的一部分吧!这个方向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一本书两篇文章所要贯彻的东西。也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更全面、深入地把握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精神动向, 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从而也更好地从不同方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一直觉得, 从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来说, 将它们作比较研究是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之一。而要进行这种比较研究, 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中介。因为, 在所有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 实用主义有最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最能与其他哲学流派相衔接;在所有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中, 杜威的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能找到共同点的哲学。这特别表现在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杜威所实现的实践的转向之中。因此, 我认为研究杜威并不只是为杜威本身, 更重要的是通过杜威来把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起来, 更好地揭示它们的关系, 以便既更好地划清它们的界限, 又更好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我的全部研究都服从这个方向。在具体工作上我主要是分两方面来进行。
一方面是从事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个方向。但我个人势单力薄, 加上年届8旬, 很难在这方面再有多大作为。我的努力更主要的是尽可能推动哲学界的专家、特别是中青年专家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为此我写过一些倡导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文章。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办征求重大课题选题时, 我就曾报过“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的课题, 这个课题的实际内容就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这个课题建议被采纳, 但我本人因另有课题必须申报, 无意申报这个课题。建议设立这个课题目的就是为了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是不断修订《现代西方哲学》, 使之能不断更好地反映我国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最新成果。我甚至希望通过这部教材的修订来推动哲学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新编现代西方哲学》2000年出版后我就曾想到过如何进一步修订的问题。但要做到把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学派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比较研究而又不致使人感到生硬, 困难很大。另外, 这样的比较研究不仅要有适时性, 能跟上我国学界这方面的研究的发展, 甚至还要在有一定的前瞻性, 能在一定范围内指出这样的研究的发展方向。因此这次修订比以往的修订更加困难。这显然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我希望年轻一代的专家们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取得成功。我个人只能尽力而为了, 在这方面恐怕只能充当摇旗呐喊的角色。
刘放桐,姜宇辉,赵立庆.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刘放桐先生访谈[J].社会科学家,2014,(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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