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殖民主义：埃及、英国与苏丹地区的统治权》
原书名：A Different Shade of Colonialism: Egypt, Great Britain, and the Mastery of the Sudan
作者：[美] 伊芙·M.特劳特·鲍威尔
译者：赵俊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编辑推荐———————————————————
透视埃及、英国与苏丹地区的三角殖民关系
追溯埃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复杂特性
·从幻想地到殖民地，苏丹地区如何塑造埃及的“帝国”想象？新闻记者、作家、诗人如何在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中操纵民族主义话语？
·埃及文学作品中苏丹人长久不变的刻板形象，奴隶制遗产为埃及和苏丹社会留下了怎样的深刻印记？
◆ 内容简介——————————————————
本书考察了19-20世纪英国、埃及和苏丹地区之间的殖民主义三角，即英国、埃及与苏丹地区、苏丹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影响埃及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发展。当时，埃及既是英国的殖民地，同时又将苏丹地区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张自身对苏丹地区的统治权利。由此，埃及成为了“被殖民的殖民者”，对其宗主国英帝国态度矛盾，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因此充斥着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之处。
除了旧有的史学研究材料，本书还援引大量通俗文学、非洲历史作品，重新审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民族主义者自身的独特地位。本书挑战了欧洲帝国与非欧洲殖民地之间二元关系的许多公认原则，打破了欧洲帝国作为单一殖民者的传统叙事。
◆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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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总序 展开地区研究的三根主轴/刘东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从幻想地到殖民地
第二章 黑人奴仆与救世主：埃及帝国内部
第三章 矛盾的生活体验：易卜拉欣·法齐对苏丹地区的叙述
第四章 主人的工具：奴隶制、家庭与尼罗河流域的统一
第五章 黑面孔的埃及人：革命与大众文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5年）
第六章 结语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 作者简介————————————————————————
伊芙·M.特劳特·鲍威尔（Eve M. Troutt Powell） 宾夕法尼亚大学克里斯托弗· H.布朗杰出贡献历史学教授，主要教授现代中东史、尼罗河流域和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制历史。作为一名文化历史学家，她在研究中强调对文学和电影的探讨。主要著作有《我对此的记忆:埃及、苏丹和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奴役故事》等。
◆ 译者简介————————————————————
赵俊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卢旺达及非洲大湖地区政治史。近年来出版的代表性译作主要有《剑桥非洲史·20世纪卷（1940—1975年）》《非洲通史》。
◆ 媒体/学者推荐————————————————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重要著作，讲述了英国、埃及和苏丹之间的三角殖民关系，以及埃及在这种关系中作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所扮演的模糊角色。这本书非常耐人寻味，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殖民地中间人的角色。
——《国际中东研究学刊》
本书关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讨论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鲍威尔从一开始就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苏丹问题对埃及民族主义有多么重要——这是历史学家很少关注的一个方面。被殖民的埃及本身就是一个殖民者，这一事实所引起的普遍而复杂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这项研究还丰富了我们对19世纪和20世纪埃及人对奴隶制和种族的态度的理解，显示了埃及人对这些问题的真实看法。
——埃弗里特·K.罗森 纽约大学中东与伊斯兰研究系荣休教授
◆ 精彩试阅—————————————————————
引 言
1894 年8月，一个名为穆罕默德·沙格拉布（Mu.ammad Shaghlūb）的贝都因（Bedouin）奴隶贩子带领一支小商队，在克德萨（Kerdessa）村停下了脚步。他们在那里能够看到吉萨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s of Giza）。商队里有六个苏丹女人，是沙格拉布在数百英里外的南边买过来的。这六个苏丹女人，光着脚，跟着沙格拉布和另外三个商人，沿着“四十天路”（Forty Days’ Road ）缓慢徒步而来。“四十天路”是一条商路，一直延伸至下埃及地区（lower Egypt），历史悠久，易于穿行。抵达克德萨村时，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但是，沙格拉布没有停歇下来，很快就找到一位朋友。这位朋友非常慷慨，答应把六个苏丹女人藏在他家阁楼。阁楼的房间又热又狭窄，沙格拉布让六个苏丹女人在那里等着，不要发出声响，自己则前往开罗替她们找买家。
1877 年，埃及已经禁止了非洲奴隶贸易。为了搜捕非法商队、落实禁令，埃及还设立了奴隶贸易局（Slave Trade Bureau）。沙格拉布和另外三个商人太清楚不过了，一旦被奴隶贸易局抓到，他们和六个苏丹女人就会下狱。沙格拉布紧张兮兮地离开了克德萨村，跑遍了开罗大街小巷。他在一家咖啡店里，多次与人耳语，打探消息。最终，沙格拉布找到了一个马车夫。这个马车夫做人口生意，替大户人家买奴仆，知道哪家着急买一两个苏丹女仆。数天内，沙格拉布就找到了四个有钱的买家，并把六个苏丹女人送了过去。在四个买家中，地位最显赫的是埃及立法委员会（Egyptian Legislative Assembly ）主席阿里·谢里夫（AlīSharīf）帕夏。讽刺的是，阿里·谢里夫数周前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让立法委员会向政府递交请愿书，声称埃及早已没有奴隶贸易，埃及人甚至都忘记了“奴隶贸易”为何意，要求政府关闭奴隶贸易局下设的多个办事处。
阿里·谢里夫所提及的政府是埃及政府。但是，他非常清楚，埃及政府并不是埃及人的政府。阿里·谢里夫把请愿书递交给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而没有递交给赫迪威（Khedive）阿巴斯·希尔米二世（Abbas Hilmi Ⅱ）。自1882 年英国军事占领埃及以来，克罗默勋爵一直担任埃及政府总顾问，负责埃及经济、政治事务。阿里·谢里夫不满于英国文职雇员所领的高薪，并将之与埃及同级别文职雇员的低薪作了一番比较，还特别提及了奴隶贸易局里薪水极高的英国特勤人员。1884 年，这些英国特勤人员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其职责是解放非洲奴隶。阿里·谢里夫向克罗默勋爵抱怨道，既然埃及几乎没有奴隶，为什么还需要如此多的官员？
不幸的是，克罗默勋爵并不赞同阿里·谢里夫的说法，甚至还令奴隶贸易局对非法购买奴隶现象加倍提高警觉。奴隶贸易局局长谢弗（Schaefer）贝伊告诉克罗默勋爵，一名情报员提醒奴隶贸易局关注沙格拉布在克德萨村的活动，奴隶贸易局已经追查到了六个女奴，而其中的两个女奴正是在阿里·谢里夫位于开罗的豪宅里发现的。读者不妨想象一下克罗默勋爵闻听此言后脸上的表情。奴隶贸易局立即逮捕了其他三个买家，把三个买家和贝都因商人一起关进监狱。他们将于1894 年9 月初接受军事法庭审判，主审法官是一名英国法官。然而，阿里·谢里夫自称是意大利公民，寻求意大利领事馆的庇护，逃过了一劫。
1894 年9 月4 日，审判工作大张旗鼓地开始了。深孚众望的埃及民族主义者、作家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fa Kamil）立即谴责了这桩诉讼案。埃及各家报纸向法庭派出了记者，并刊登每日的庭审记录。《泰晤士报》（The Times）、《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意大利和法国的多家报纸也派出了记者。审判“帕夏”（pashas ，或为人所熟知的bashawat）是国际性丑闻。一边是替购买奴隶的上等人作辩护的律师和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个案子就是为了报复阿里·谢里夫提交请愿书一事，而且购买苏丹奴隶算不上是一种罪行。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作家笃定地认为，苏丹奴隶的买家其实是在宣教文明，教那些没有受过教育、言行粗野的苏丹女孩，懂得更精致的家庭生活，并将所学带回没有受到伊斯兰教洗礼的苏丹地区。另一边是英国官员和反对奴隶制的人，他们认为购买女奴是野蛮而专制的埃及不能实现自治的又一明证，以证明英国人有必要留在埃及。
相关各方在讨论奴隶制度时，各有一套说辞。各方说辞都揭示出19 世纪末奴隶制背后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我们从这六个苏丹女人身上，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一点。三个商人为了开脱罪责，声称那六个苏丹女人其实是他们的妻子。“高官”的律师称，这些女人是慷慨大度、有教养人家家政服务的受益人。弗里思（Frith）贝伊等人认为，这些女奴只是无辜且无知的受害人，是四处乱窜的掠奴者、没有道德心的穆斯林精英的猎取对象。一位埃及作家，也是科普特教徒（Copt），在社评上质问：埃及人怎么能打压奴隶制呢？其他作家则论及伊斯兰世界奴隶制特别温和的一面，并将之与西欧殖民地、美国的奴隶制作了比较。这六个苏丹女人中，有一个名为扎努巴（Zanuba）的女人，她出庭作证说她来自苏丹伊斯兰教地区。此番证词揭示出，扎努巴是一名穆斯林，也驳斥了在法律上扎努巴是一个奴隶的说法。扎努巴的证词，推翻了庭上法官、律师、记者原来的猜想，但他们不相信扎努巴的话。可能有人劝过扎努巴，叫她不能直视那些比她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所以扎努巴不敢抬眼看着对话者的眼睛。也可能是扎努巴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她不敢直接面向法庭上的人：司法权是埃及政治主权的一部分，而整个审判过程都聚焦于她身处埃及大地所引发的争论。
这场涉奴审判中的原告虽然是在法律层次上讨论六个苏丹女人，但也揭示了各方完全不同的政治观点。对于每一方来说，苏丹女人的身份都有特别的意义。在这几个帕夏看来，埃及与苏丹的贸易往来历史悠久，而奴隶只是双方贸易的一部分，也反映出埃及与苏丹地区之间的特殊联系，且常常被视为埃及的“文明使命”，是埃及的内政。埃及与苏丹地区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有事实基础：自1821 年以来，苏丹地区就已经沦为埃及的殖民地。1884 年，也就是这次涉奴审判的前十年，由于一场大叛乱，埃及与苏丹地区之间的关系中断了。同时，英国又占领埃及。弗里思等英国官员觉得，这六个黑皮肤苏丹女人的出现，实在令人感到愤懑，不由得令人想起埃及古代的奴隶贸易，确凿的证据就摆在那里，若英国人不警觉，埃及将陷于暴政之下。两方力量针锋相对。关于苏丹女人的争议，其实质问题是埃及能不能实现自治，英国人有没有必要继续占领埃及。这场审判揭示出：苏丹地区之主一日不明，埃及主权问题就没有定论。苏丹地区之主是重中之重，但双方几乎从未征询过苏丹人的意见。扎努巴自称出身于伊斯兰教地区，戳破了埃及在苏丹地区进行殖民活动、英国在埃及进行殖民活动的诸多虚伪言论。不幸的是，1894 年，苏丹地区是各方势力激烈角逐之地，而各方势力对于苏丹地区知之甚少，轻视苏丹地区当地人对苏丹地区的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的说法。
这场审判在十天之内结束了。在克罗默勋爵的建议下，弗里思和其他法官决定教训一下埃及，羞辱一番。除了一个买家外，其他帕夏都被释放了。那个买家承认自己购买了一个奴隶，因此被判处五个月的监禁。法庭判处沙格拉布和其他三个贝都因奴隶贩子五年劳役。扎努巴和其他五个苏丹女人被安置于专为获释奴所设的开罗之家（Cairo Home）学习家政服务。后来，她们还找到了有报酬的工作。意大利政府拒绝了阿里·谢里夫的庇护申请。由于阿里·谢里夫声言自己是另一个欧洲国家的公民，他在埃及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媒体上的形象黯然无光。两年后，阿里·谢里夫死于心脏病。立法委员会再也没有请求埃及政府撤销奴隶贸易局。
经过审判，被告人的命运很快就见分晓。然而，军事法庭上提出的种族、奴隶制、殖民主义等议题，却没有了断。这场审判反映出埃及民族主义处于一个特别的环境下：英国在埃及进行殖民活动，埃及却又经常迫不及待地以某种方式在苏丹地区进行殖民活动。在这一环境下，种族关系也变得比较复杂。沙格拉布是贝都因奴隶贩子，声称一个苏丹女人是他的妻子。尽管妻子是奴隶，但这并没有触犯跨种族婚姻的禁忌，而且英国、美国也有此类婚姻。帕夏及其辩护律师的经济、社会地位更高，他们跨过种族边界与女奴私通，却美其名曰文明使命，更具有家长式、政治意味。奴隶像一张白纸（blank beings）一样被纳入埃及人家庭，既不是埃及人家庭里的平等一员，也不是埃及人家庭里的下人，他们须要成为举止得体的人。英国许多观察家认为，因为这六个苏丹女奴是黑人，所以她们易受伤害，是受害人。她们知道自己被人买卖，也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奴役。若她们是穆斯林，那么伊斯兰教会保护她们，让她们处于受奴役群体之外。然而，在受奴役群体中，多神教与种族区分几乎没有大的区别。
三方角力
这场涉奴审判丑闻的出现，正值英国在中东地区推行帝国主义并达到高潮之际，而埃及是中东地区的焦点。1882 年，也就是在埃及爆发第一次爱国起义后不久，英国占领了埃及。埃及第一次爱国起义又称乌拉比起义（'Urabi rebellion），得名于这一次爱国起义的领导人艾哈迈德·乌拉比（Ahmad'Urabi）上校。英帝国非正式地吞并了埃及，并实际控制了埃及。1884 年，一个名为马赫迪（Mahdi）的苏丹宗教领袖展开反抗斗争，夺取了喀土穆（Khartoum），把自1821 年以来就一直统治苏丹地区的埃及人驱逐出去。1898 年前，英国只占领埃及，并没有占领苏丹地区。1898 年，英国人率领英埃联军，侵入马赫迪政府（Mahdist government）统治下的苏丹部分地区，又一次把苏丹部分地区纳入埃及的统治之下。英国官员得以在后来数十年里继续控制或监管两国行政机构。一些关于种族、帝国、民族国家的观念就诞生于这些危机之下。
埃及人在苏丹地区进行殖民活动，其结果产生了两块领地：苏丹地区和埃及本身（到欧洲去旅行的埃及人，也又一次体验到了帝国主义）。苏丹地区的统治者确实又被称为土耳其人（Turkiya），已经在苏丹地区生活了好几个世代。最初征服苏丹地区的是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Ali ，又拼写为Mehemet 'Ali）手下说土耳其语的官员。穆罕默德·阿里是阿尔巴尼亚人，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政府大员，19 世纪初担任埃及总督。苏丹地区的行政管理者是土耳其人，而苏丹当地人分辨不出他们与埃及人在族群方面的微妙差别。因此，土生土长、说阿拉伯语的埃及人参与殖民地行政管理的事实被掩盖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数十年过去了，殖民地当局在苏丹地区也扎下了根。在后面几章里，我将讨论许多在苏丹地区兵站服役的埃及人。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埃及人在苏丹地区有晋升机会，但在埃及却没有。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继任者定期会在军队里组建苏丹人军团（Sudanese battalions）。埃及所取得的成就或大或小，但埃及人持续努力了数十年，而且有许多埃及士兵组成的军团与苏丹人在上埃及地区（upper Egypt）一起接受军事训练。埃及贵族常常担心自己被外派到苏丹地区，并视之为流放，但他们历来认为苏丹地区是埃及的固有领地。随着埃及教育体系的扩展，有埃及人到苏丹地区去做教师，这也是埃及政府“教化”苏丹人计划的一部分。也有苏丹人进入埃及：数以千计的门童、马车夫、仆人、奴隶，还有商队。在开罗、亚历山大（Alexandria）工作的苏丹人，通常会加入公会（guilds），完全融入城市经济生活。自穆罕默德·阿里当政以来，也有苏丹学生奔赴开罗，在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 ）求学。因此，在埃及的苏丹人有很多谋生之道，体验了城市文化，成为埃及人口中为人所熟知的一部分。鉴于这一时期苏丹地区的重要政治地位，我们非常有必要去考察这一现象：在埃及的苏丹人是如何沦为埃及许多笑话、印刷品、讽刺画的打趣对象。我们也将看到，苏丹人在大众文化、印刷文化中常常被描述为佣人群体，舍此无他。
无论苏丹人被说成何种模样，许多埃及人觉得苏丹人明显是埃及人口的一部分。到19 世纪末，埃及人与苏丹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埃及占有了苏丹地区。那场著名的涉奴审判结束数年后，具有感召力的民族主义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勒在巴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读者都知道，苏丹地区是埃及的一部分，却被非法从埃及划分了出去。”他忧心忡忡，担心英国去征服苏丹地区。许多埃及人也有这种担心。不久后，事实就证明他们的担心是对的。穆斯塔法·卡米勒把苏丹地区看作“埃及人的财产”，英国人无权染指。埃及能不能通过强制手段重新征服马赫迪夺回的苏丹地区？为了打消别人的疑虑，穆斯塔法·卡米勒宣称：“我们的军队足以完成任务，甚至不用出动所有军队就可以了。”穆斯塔法·卡米勒的评论确实反映出埃及对于苏丹地区的认识和权力，犹如贝尔福勋爵（Lord Balfour）对于埃及的认识。穆斯塔法·卡米勒的文章还展现出埃及人对于英国人的愤怒、反抗。这也是一种独特的殖民主义言论，既有对苏丹地区的进攻之心，又有对英国的防御之心。
穆斯塔法·卡米勒和埃及其他许多民族主义理论家所表达的，是被殖民的殖民者（the colonized colonizer ）的观点。这一双重性使得他们像雅努斯（Janus-like）那样去看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他们希望交给下一代埃及人的是这样的一个埃及：埃及昔日的高贵、地区权势可以在苏丹地区再次重现，而且摆脱了英国政府的政治、经济控制。在那场涉奴审判期间，帕夏的辩护律师有理由去谴责英国当局非法侵犯埃及人家庭，谴责英国当局把反对埃及境内的蓄奴习俗当作自己的文明使命，进而把苏丹人，尤其是苏丹女人，从野蛮的诞生地拯救出来。穆斯塔法·卡米勒对苏丹地区的看法也有双重性：从权利归属、本质上说，苏丹地区属于埃及；英国人控制了埃及，专横地否定了埃及人的独立权，也否定了埃及人之于苏丹地区的主权。
这种具有双重性的民族主义并不始于1894 年的那场涉奴审判，到穆斯塔法·卡米勒最终去世的1908 年，也未发展至极致。这种具有双重性的民族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埃及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被殖民的殖民者的心态，发展于穆罕默德·阿里当政的最后十年，到19 世纪70 年代已经完全成型了。在19世纪最后30 年里，尤其是1898—1899 年，即英国人重新征服苏丹地区期间，埃及民族主义者提出了一些相关议题。到1919年，埃及民族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广为人所接受的口号：呼吁“尼罗河流域统一”。不过，也有例外。一些埃及民族主义作家、领导人并不希望在苏丹地区进行殖民活动，担心如此一来会产生种族歧视。他们大都认为，埃及人的独立斗争之所以不可抑制，正是因为埃及对苏丹地区统治权的声索。
到19 世纪末，埃及也实行过不同程度的帝国主义。1516 年，塞利姆一世（Sultan Selim Ⅰ）征服了埃及。19 世纪初，埃及已经是一个沿袭奥斯曼帝国政治传统的国家，统治阶级是奥斯曼帝国派出的总督、官员及其后代，他们组成了一个埃及的土耳其裔精英群体。这些精英大都出生于埃及，常常既能熟练地说土耳其语，又能书写土耳其语。穆罕默德·阿里是精英集团的一员，但他及其继任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埃及人。［1］然而，穆罕默德·阿里使得他的家族成为统治王朝，一直统治着埃及。在埃及人的帮助下，穆罕默德·阿里征服了苏丹地区，把它并入埃及。于是，由他而形成的新的官僚阶层，日渐觉得苏丹地区是埃及人的殖民地。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赫迪威伊斯梅尔（Ism'il ）实行了两大举措：拓展埃及人在苏丹地区的统治；对埃及本土官僚实行制度化管理。但是，伊斯梅尔的财力不足以支撑其扩张政策，只得从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银行借款，却又无力还债。伊斯梅尔统治下的埃及，经济脆弱，在政治上又受控于外国政府，并最终导致1879 年伊斯梅尔遭到废黜，1882 年埃及为英国所占领。
伊斯梅尔大举外债，使得埃及受制于外部势力，并导致一群军官于1881 年发起了第一次爱国起义。同时，埃及通常借助于由欧洲人所组成的高级军团来统治苏丹地区，这也激起苏丹人马赫迪的反抗斗争。到1884 年，马赫迪几乎控制了整个苏丹地区。仅在四年内，埃及事实上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又丧失了自身的殖民地——苏丹地区。也就在这一时期，一群至关重要的埃及人开始在文化、族群上把自己与那些在埃及占据高位的埃及土耳其裔精英区别开来。因此，关于英国、埃及、苏丹地区三方之间的殖民主义，在埃及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极深的烙印。我的研究不同于其他以埃及民族主义为主题的研究：我要研究的不是像摩尼教式二元论（Manichean binary）下的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的关系，而是一种更加复杂（fluid）的关系，即殖民国家来自两个大陆，被殖民国家也希望成为一个殖民国家，而且这个被殖民国家不但要采用英国人的办法，沿袭土耳其人的政治传统，而且还要让苏丹地区成为真正埃及人所界定的埃及的一部分。
被殖民的殖民者
埃及民族主义的一些重要表述，涉及“被殖民的殖民者”这一主题。我将讨论“被殖民的殖民者”的内在“异质性”，批评一些世所公认的教条，因为这些教条把欧洲帝国与欧洲域外殖民地看作一种二元关系，而且至今仍然盛行于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非洲研究、中东研究等领域。本书将援引埃及民族主义史学里旧有的研究材料，也将援引通俗文学、非洲历史作品，并采用另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论，重新审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埃及民族主义者自身的独特地位。本书也将仔细考察埃及境内的非洲奴隶贸易所产生的文化影响，重新审视奴隶贸易和奴隶本身在埃及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特伦斯·沃尔兹（Terence Walz）在一篇分析埃及境内黑人奴隶制的文章里写道：“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非洲黑人对埃及人的影响微乎其微。” 接着，特伦斯·沃尔兹问道：“如果18 、19 世纪真有多达80 万非洲人被强制性安置于埃及，为什么普通的埃及人身上几乎没有'非洲人’的印记？” 他还讨论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本书不是要研究黑人奴隶在埃及留下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印记（如何证明这种印记的存在？），而是要研究其他印记：埃及与苏丹地区、苏丹人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埃及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我希望这一研究能让扎努巴和其他五个苏丹女人重返证人席，并表明她们在埃及的出现并不像大家以前所认为的那样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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