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分为萌芽与破土、扩张与危机、衰退与复苏三个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数字资本主义研究在方法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呈现出注重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的趋势，存在着政治经济学批判沦为人道主义批判的危险；他们对劳动的泛化理解消解了“无产阶级”概念，这使得资本主义主要矛盾分析丧失指向性；他们过度拔高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甚至将其视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他们在研究立场上普遍秉持西方中心主义，鲜有研究中国针对数字资本的辩证施策。本文梳理了数字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全历史时段，坚持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对这些研究进行史论结合的评析。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 经济周期
数字经济最早由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提出，用以突出互联网和数字化信息技术对传统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经过学者和实务部门的发展，数字经济概念拥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数字经济是信息经济的延伸，它完成了从“人使用信息进行生产”向“机器使用信息进行生产”的跨越。这一发展过程不仅是生产工具的智能化，还是生产要素的智能化。
数字资本主义则是指资本主义形态下的数字经济。数字资本主义萌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信息产业，根据森建(Takeshi Mori)和日户浩之（Hiroyuki Nitto）的界定，数字资本主义指“运用数字技术，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的体系”。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数字资本主义虽然是表现为生产力层面的经济现象，但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它呈现了生产关系发展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现实可能性。丹·席勒对美国18世纪邮政行业和19世纪电报、电话行业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察，概括了国家力量和商业用户在信息产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字技术作为新的主导性生产工具，不仅作为经济工具，带来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还作为政治工具，强化政治对生产关系的控制。伴随着资本帝国的扩张，数字经济已经融入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因此，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实质上是国家干预下政治需要引致的经济革新，反映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强大的反作用。
数字资本的发展速度之快是令人惊讶的，然而“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本文沿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数字资本主义的萌芽与破土、扩张与危机、衰退与复苏三个阶段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概括现有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之处，总结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20世纪的信息革命为数字资本提供了技术基础，然而这一过程不是自然衍生的，而是内嵌于帝国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在国家力量的主导和商业用户的推动下，数字资本主义在美国的信息传播业中萌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字资本主义的触角得以延伸到民众中。直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数字资本主义遭遇了第一次危机。这一时期，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数据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以及数字技术的普及为标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于对数字技术和数字劳动进行剖析，并从中挖掘资本在技术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一）国家力量和商业用户共同选择数字技术
在美国扩张霸权的进程中，数据的军事需求和商业需求与日俱增，美国政府促成了计算机通信制度化，推动信息提供商加速发展，将信息通信系统布局到每个社会主要机构。到1970年，美国政府成为“几乎每个领域的主要信息来源”。美国把数字技术当作规避社会矛盾的经济增长点，取消信息科技行业的福利责任，削弱传统产业工会权力，为制造业外包创造条件进而剥夺产业工人的工作机会和政治权力。丹·席勒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新科技领域“知识阶层”和传统工人阶级文化隔阂、政治疏离等隐患悄然滋生，埋下毁灭资本主义的种子。从短期看，这种隔阂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分化，阻碍了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复兴；从长期看，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人工智能不断取代“知识阶层”的工作，使后者跌落到普通工人的地位，又会促进整个工人阶级队伍的觉醒，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网络巨头利益和政府利益的契合帮助他们获得了充分的政治支持，从而通过压低网络服务价格、推动技术创新主导信息传播业的发展。在网络服务商业用户的经营逻辑中，受众是利润的最大来源。达拉斯·史麦兹（Dallas W. Smythe）认为，受众对商业媒体的观看、阅读和聆听等活动创造价值，可以被商业媒体当作“商品”出售给广告客户。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机器的发明可以“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数字技术更新了社会形态。然而，“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数字技术在资本主义应用中提高了劳动强度、模糊了劳动和休闲的边界。政治力量和商业用户对数字技术的选择不是偶然，增强劳动强度的结果也不是偶然，都来自资本的增殖和扩张逻辑。
（二）文化工业中的数字媒体
1991年，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提出“文化工业”是大众媒介把标准化表达与理性化分销结合而产生的严重限制社会想象力的产业。正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指出的，大众文化不免涉及经济因素，随着媒体和信息的作用引起西方政府的重视，商业媒体开启了对创意产业的兼并潮流，随之而来的学界辩护，譬如哈特利（John Hartley）提出的互联网带来创意产品的民主化与大众化却更加遮蔽了数字媒体把流行创意作为获利策略的本性，因此数字媒体作为新的资本竞争领域却披上了“社会变革动力”的外衣。“对互联网作用的过高评估，从逻辑上承接了一种短视的时间概念和对不平等结构本身的快速恢复能力以及权力结构中持续性内在因素的不充分的分析”导致了“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这都会不可避免地招致学术分析朝向技术决定论的方向发展，并认为社会变革是由新的传播机制产生的”。
事实是，数字媒体并没有真正带来文化的民主化、大众化，反而带来冲突的激化和文化的隐没。它在数字劳动层面把部分无产阶级变成了“赛博无产阶级”：由于数字化设备代替人力而出现的存在于正式就业之外、从事各种非正式和不稳定就业的大量剩余人口，造成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在知识获取层面带来社会 “普遍的知识无产化”——数字技术在资本控制下加深了对个体一般智力的剥夺，帮助人类记忆和思考的第三滞留技术导致人们知识和能力的日渐丧失。
（三）非物质劳动的产生与影响
意大利学者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首先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即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和文化内容的劳动。哈特（Michea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完善，并延伸出以非物质劳动为本体的帝国和无产阶级的新形式——大众。他们认为，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使得工业劳动的霸权地位转向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加速了资本全球扩张和帝国的形成，无产阶级的构成体也从“工人阶级”转向“大众”。
非物质劳动的形成表面上创造了劳动自由，实际上使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加隐蔽，使人成为失去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单向度的人”，阶级冲突的形式也由此发生改变。新的劳动形态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实质，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阶级冲突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持续性。他还借用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构成和斗争周期概念列举了四个方面的阶级斗争，即生产地点的斗争、再生产地点的斗争、自然和人类相互作用过程中的斗争、消费场所的斗争，并借鉴生物的“基因突变”概念提出了运用技术实现政治转化、迈向共产主义的可能。
为了缓解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危机，数字资本开启了以技术替代为手段的深度扩张和时空延伸为手段的广度扩张，以此进行新一轮的资本积累。但是，历史已经证实，2001年为缓解危机而启动的数字资本主义扩张以2008年更大的一次危机终止，资本无法拯救资本。这一时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开始关注数字资本在时间上的接续引致的空间上的不平衡，同时，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困境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一）数字资本的深度扩张：技术替代
技术替代是指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数字技术的更迭便捷了生产和生活，同时也刷新了我们的生存模式，挑战原有的生存空间和生存安全。不仅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是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的技术选择，技术的迭代也是如此。按照资本主义生产分工的发展，马克思把劳动过程分为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其中，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的过程是独立劳动向联合劳动的转变，劳动者开始服膺于资本的规训；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程使得“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工艺基础就消失了”。数字作为新的工具，更加深了劳动力和人格的分离，把“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不断增强和扩展的信息通信技术吸引了无节制的金融投机活动，“连同资本全方位地将数字（化）体系整合进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共同孕育着金融扩张的巨大危机。
新的数字技术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但与此同时，也挤占着就业和投资空间，对人口众多、严重依赖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严重。由于大数据和实时平台进一步提高了流通过程的利润率，生产资本流失，流通资本泛滥，新兴投资脱实向虚。这在实质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相匹配造成的，在发达国家的胎胞里业已成熟的生产关系被强制赋予发展中国家，必然带来只有发展中国家才会出现的“排异反应”。
（二）数字资本的广度扩张：时空延伸
“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这种扩张使资本主义不断陷入周期性的危机中，正如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的，“资本是一架穷凶极恶的机器，经常发生故障，并只能费力地借助扩张抽搐等方式进行自我修复”。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认为，20世纪后的工业—电子联合体取代了美国19世纪传统的地缘政治帝国主义，这一联合体依靠强大的技术扩张能力在全球进行文化操纵和文化渗透，加强了美国在空间和意识形态上的单极霸权。在疯狂的扩张和对外打压中，美国的骨干网（NSFNET）成为覆盖全球的因特网，互联网国际治理机制被资本牢牢把控。随之而来的便是全球“数字鸿沟”的日益扩大，因为数字资本主义中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数据，2019年，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高达86.6%，而发展中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仅为19.1%。这一巨大的鸿沟一方面使对外扩张的核心国家内工人得以分享部分“帝国主义红利”，从而缓解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使被扩张的边缘国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累积。
资本不会止于空间的扩张，时间的延伸也被用来扩大资本积累和利润，这一延伸通过数字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风险投资的制度化就带来股票市场的巨大投机。金融的衍生性和数字的扩张性一旦碰撞，就释放出巨大威力，瞬时席卷全球。在金融的催化下，新自由主义向社会生活领域渗透，演化出新消费主义，数字资本由此将增殖时域扩张到未来。数字技术不仅加速了资本周转，还打破了交往媒介的时空局限，实现了媒介界域的扩张。韦恩·霍普（Wayne Hope）提出“共生性”的概念，以此来定义数字媒介对历史时刻的重塑。共生性“为对那些原本毫不相干的生活方式在同一时代背景下的理解打开了大门”。而“在一个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即时的知识与信息传输的驱动下，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定位很可能会潜移默化地与其他地方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诸如独立媒介这样的实时另类新闻论坛的纷纷涌现，也迫使全球权力结构以及同时存在的贫富差距走进公众视野”。
数字资本主义的衰退起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金融泡沫破灭让数字资本无限扩张的神话也随之破灭，数字资本主义在衰退中深陷泥潭。数字资本主义的复苏起于2014年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为数字资本带来新的生机。这个时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得以从更宽广的时空维度审视数字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更加深入地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宏观发展规律和微观剥削逻辑。
（一）人的数字化衰退
当数字资本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领域，人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处于“数字化生存”状态，社会生活被无形的力量推动而加速向前。在数字技术智能、高效的外壳之下是对时间的挤压，在数字媒介自由、灵活的表象下是对行为的支配，人的大脑仿佛成了由代码构成的“缸中之脑”。
由于数字化平台大规模使用智能化机器，劳动者的主体性被遮蔽，劳动行为变成迎合机器需求的规定性操作，最终数字信息技术创造出来的新工作相比被削减的工作要少得多。正如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列举的，维基百科的出现使得那些编写百科全书的工作人员只能失业。如果说这是经济发展难以避免的阵痛，美国为保护大投资家利益而创造的金融“休克疗法”和数字公司窃取用户信息并操纵政治的曝光则无可争辩地象征着数字资本主义的衰退。正如丹·席勒所言，“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以扩张为标志，而以紧缩为特质；不以停滞为标志，而以令人昏眩的结构性变革为特质”。
（二）数字资本主义的强劲复苏
在军事和金融需求的召唤下，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载体不断更新。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4G）的广泛投用和苹果第四代智能手机的正式普及是数字技术发展的里程碑，数字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背景下，私人资本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丰富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形式。森健和日户浩之认为，数字化通过“共享经济”等解决了资本主义的资产闲置、劳动力不足等社会问题，提高消费者剩余，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中孕育着“赠予经济”的后资本主义形态。截至2022年1月，网络接入使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数量达到462亿，将近世界人口总数的60%，互联网的用户达到495亿，将近50亿。
（三）数字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将“互联网泡沫”、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全球数字鸿沟和分配鸿沟扩大等“数字化衰退”的危机引向深入。数字资本主义“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正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复苏让人们身处“数字圈地”和金融扩张的衰退旋涡中而不自知。数字科技的便捷背后是数字化监控对劳动的隐形控制，平台日益丰富的宣传手段背后是对数字活动商品化的追求，灵活自由的时间安排背后是时刻在线的“不自由”。
技术变化带来信息传播的便利，在加速知识共享的同时，“信息茧房”及其带来的“回声室效应”加剧了资本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知识获取的便捷带来了大众的知识依赖，使个体坠入“文化堕落”的深渊。如乔凡尼·切萨雷奥（Giovanni Cesareo）所言，寡头垄断体制下的网络化信息消费、“产消者”原创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和以“公民新闻”为代表的自媒体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带来“民主化与威权化趋势共存”的混沌状态。
伴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遵循其发展脉络和马克思主义方法，颇具否思性但缺乏前瞻性。对此，我们作出了四个方面的评价。
（一）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趋向于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学界掀起了一股“回归马克思”的浪潮，理论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揭示数字资本主义本质、对其进行批判反思的声音也越来越响。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获得极大关注，诸多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揭示数字劳动者的生存现状，鼓励数字劳动者的抗争。
纵观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仍然立足于唯物史观，注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视角来理解数字技术、信息产业的进程，进而刻画出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逻辑。通过唯物史观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分析方法，数字资本主义诞生和扩张过程中的政治考量和国家作用得到充分重视。通过唯物史观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的分析方法，隐含在人的数字化衰退中的内在机制得以揭示。
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围绕数字拜物教、数字文化霸权等上层建筑因素理解数字资本主义，逐渐脱离了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本身，这样一来，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生长基础在研究中受到了削弱。上层建筑层面的批判有利于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反思，但对于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经济基础并没有给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作为经济基础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字技术为提高经济的“可计划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也为人类共识和全球发展共同体提供实现途径。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在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更多地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数字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数字文化，在对经济基础的思索中倡导建设数字社会主义。
（二）呈现出泛化劳动范畴和消解无产阶级概念的倾向性
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中，一方面，由于数字资本主义把人的日常活动泛化为劳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纷纷把“大众”纳入分析范围，拓展了分析的广度；另一方面，既有文献也存在消解“无产阶级”概念的倾向，并在分析中使之与“大众”合一。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看来，“无产阶级”概念被消解的主要根源在于数字资本主义环境中日常活动的劳动化，归根结底来源于数据的资本主义运用。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ysek）认为，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必须被抽象的原材料，而用户浏览网页、使用各种应用程序的数字活动是这种原料的天然来源。“无产阶级”概念的消解过程实质上是一般数据下数字资本替代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伴随着与数据相关的一切活动被纳入活劳动范畴，数据成为死劳动的一种形式。数据的生产速度如此之快，它充斥在每一寸空气中，成为笼罩在“大众”头顶的阴云，因此异化也从劳动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例如，数字平台的消费创造价值，成为生产性消费，现实中有众多数字平台便用这部分利润通过返利形式激发更多生产性消费。而借助数字工具，传统企业开辟灵活用工方式和无偿“众包”，劳动变得更加不稳定，剥削更加隐于无形。不论劳动者还是消费者，只要触及数字资本，便如牵线木偶般被看不见的手支配。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无产阶级”被消解，劳动与活动融为一体，无产阶级退化为“大众”。国外学者以“大众”来分析新的用工方式是一个简便的办法，但显然“大众”并不能改变无产阶级的客观存在。事实上，这一把“无产阶级”泛化为“大众”的趋势是阶级分析的退化，“无产阶级”概念在温和的“大众”概念中消融，阶级剥削被淡化，从而阶级概念本身也被淡化。
（三）过度拔高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数字技术的渗透性与金融产品的衍生性交织在一起，埋下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的种子。因此，在数字技术复苏的背后隐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社会财富与知识的盈余和个体财富与知识的赤字并存。
正是由于数字资本主义在技术基础和经济利益关系层面都呈现出与工业资本主义很大的不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有不少文献倾向于把数字资本主义视为与以往经济形态截然不同的独立历史形态，将其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新发展阶段。我们认为，虽然数字经济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其中的各种经济主体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形式并使“阶级”的身影模糊起来，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框架下，数字劳动过程仍然属于机器大工业阶段，数字经济并没有脱离工业文明的本质，只是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但是，“数字”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到生产中，它从信息转化为能够为生产生活使用的“数据”，能够具备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花费大量劳动收集、整理、筛选和整合这些信息，使之成为“数据”。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劳动过程，因此，形成有价值数据的背后实际上也仍然需要大量投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要素的背后仍然是资本。换言之，数字密集型产业也必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数字企业也必然是高资本投入企业。同样，在马克思以“人的相互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划分的三大社会形态中，数字资本主义尽管包含了一些第三大社会形态的萌芽因素，但总体上仍然归属于第二大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其内在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资料包含了更多的“数字资本”而已。当然，这也意味着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多地探寻数字经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四）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立场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叙事逻辑，不仅在国家、地区研究的选取中有意无意地忽视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类解放理论和实践，学者在立场上也倾向于更关注西方社会的存续。虽然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以批判为主，但应对的缺失仍能让我们感到“共产主义地平线”在消失，现实中数字资本主义的危害也被数字技术美好的一面所掩盖。然而，“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成功的地方，而是彻底失败的地方。因此，资本主义不曾是，也不可能是现代性和发展的必由之路，遑论唯一形式”。
而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新的表现形式，同样不会在资本主义成功的地方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即使赋予资本主义更强的扩张力，数字资本主义仍然没有逃脱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规律。我们也可以看到，数字作为无产阶级抗争工具的潜力喷薄欲出。在平台合作主义引领下运用数字技术的“网络占领运动”便是这一潜力的先兆。而数字社会主义的前景蕴藏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在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本投入数字经济的规模和方向受到政策约束，共享经济和数字公地的发展初见成效。展望数字化的未来，数据公有以及数字技术用于集中计划、动态调整或许是数字社会主义的趋势，这也是破解数字化生存、重构人的主体性的可行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还是在数字空间中，对过往资本主义历史的一次重演。”在数字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又会走向何方？数字资本主义将本无意识形态的数学方法和信息技术卷入政治旋涡，那么，资本寻求利润的敏锐嗅觉下一次又将探向何方？是地球用数十亿年孕育出的生物体，抑或是地球外的空间物理，甚至是虚拟背景下的元宇宙？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它正在某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萌芽，酝酿着新一轮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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