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欧，但社会主义实践于俄国和东欧。早在19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西欧工人运动和巴黎公社的影响，东欧国家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便开始组织工人阶级政党。东欧大地成为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早舞台之一。
尽管东欧社会主义政党的名称不一，成立的时间有先有后，但在当时都是各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都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它们的纲领都在经济上要求生产资料社会化，政治上要求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它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把获得最大限度的民主自由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目标。
例如，马克思主义在保加利亚的产生和传播，也像在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是比较早的。早在1872年，保加利亚的《法制报》就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到19世纪末，保加利亚是传播马克思思想最早的国家之一。这时起，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著作，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相继翻译成了保加利亚文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一个永远也讨论不完的话题，甚至是争论不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探讨这个问题。总的情况是，各国各党几乎都同时存在两种倾向：有人死死抱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教条，把一些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视为经典和圣经，逐章逐句对照国内的具体情况，觉得这就是正统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则主张从国内的实际出发，强调理论要为现实实践服务，要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问题。
这些工人政党后来或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或称社会党，都曾参加1889年诞生的第二国际及其活动。它们都把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奋斗目标。有的党一度成为执政党。它们历史悠久、党员众多、影响比后来成立的共产党还大。例如，以毕苏斯基为领袖的波兰社会党，从1918年波兰获得独立到1939年德国希特勒侵占波兰的整个时期，一直是波兰的执政党。又如，1919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与共产党合并成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资产阶级政权，并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从此，“匈牙利无产阶级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在东欧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些政党通过很多渠道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传递到各自国家中去。
在十月革命的激励下，东欧左翼政党崭露头角，登上历史舞台。1918年建立匈牙利共产党；1918年12月波兰共产党成立，它是波兰社会党中的左翼分子和波兰以及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联合体（1925年改称波兰共产党）；1919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同年创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次年改称共产党）；1921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相继诞生。这些政党的共同特点是：承认十月革命对欧洲和世界革命进程的影响；强调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表示要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在各自国家开展革命。这些政党都参加了1919年成立的第三国际。
然而，第三国际既对东欧共产党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对它们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行了严重干扰。其时，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在自己的决议中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学习俄共（布），学习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就可以了。东欧年轻的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旗号下，将学习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了忠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共产国际各党（包括东欧共产党）都把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作为奋斗目标，认为只要“布尔什维克化”了，也就马克思主义化了，认为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取代了马克思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西欧国家。该地区除捷克斯洛伐克和后来的民主德国外，经济上都是落后的农业国或农业工业国。1918年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承袭了原奥匈帝国3/4的工业，成为当时世界上十大工业国之一。而同为奥匈帝国组成部分的匈牙利却仍处于农业—工业国历史阶段，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波兰也是一个农业—工业国。其时，巴尔干国家大都仍是农业国，只具有中等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多数居民以农业为生。巴尔干各国的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75%。
东欧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也不成熟，并存在很大的差异。原属西欧文明圈的波、匈、捷具有议会民主传统，比较容易接受西欧的民主政治体制，实行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巴尔干地区的议会民主则完全不同于中欧地区。在巴尔干君主国中，这时几乎都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西欧的议会民主制还处于萌芽状态。
可见，十月革命对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及其开展的革命活动产生了全面影响。因而，从这些政党成立之日起，就认真学习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革命策略，把捍卫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视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东欧共产党人既肯定十月革命对东欧人民民主革命的作用，同时又认为他们同十月革命既有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性。匈牙利学者认为：“应该说，欧洲人民民主革命吸收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但无论如何不是我们的敌人所指控的那样似乎我们机械地照搬了俄国的样板。相反，我们永远从本国经济的特定条件出发，尊重本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
毫无疑问，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为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国革命都需要借鉴十月革命的经验，仿效俄共（布）的做法。但是，如果过分夸大这场革命的世界意义，把一国革命的经验标准化和神圣化，那就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个国家革命的成功要靠本国革命条件的成熟，靠本国工人阶级的觉悟，靠本国人民群众支持的基本观点。革命不可能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进行，也不可能由某个外国输入。在一个国家适用的经验到了另一个国家可能就不适用。这是有历史教训的。共产国际成立的早期，从十月革命迅速取胜的事实出发，曾预言会立即爆发世界革命，并在世界革命的浪潮中建立一个俄国式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世界历史进程的现实宣告了这种乌托邦式幻想的破灭。
1919年5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加入共产国际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其创始人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在讲到十月革命经验和保加利亚革命前景时，提出了他的“四分之三”革命概念。这个概念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大国的革命成功。在保加利亚，革命的成功3/4取决于国外，1/4取决于国内。1920年，布拉戈耶夫又进一步阐明了它的观点。他说，像巴伐利亚、匈牙利、乌克兰这些小国的孤立的革命，没有欧洲大国的革命胜利是很难成功的。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成为全巴尔干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时才能成功
二战后初期，东欧各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铁托、哥特瓦尔德、哥穆尔卡等立足本国国情提出建立有别于苏维埃制度的新型人民民主模式，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这一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和支持而在东欧各国普遍推广。1944—1947年，它们对人民民主模式的探索开创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不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作为一种实践，无疑都是有益的。
在众多的对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解释中，人们普遍认为季米特洛夫关于人民民主的论述最丰富、最全面、最具代表性。季米特洛夫认为：“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是由四个最重要的特征决定的：（1）人民民主国家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权；（2）人民民主国家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其使命是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3）人民民主国家是在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合作和友好中建立起来的；（4）人民民主国家属于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
从东欧各国领导人关于人民民主的论述和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民主是一种新的、有别于苏维埃政权的国家管理形式。东欧国家考虑到本国的特殊条件，在选择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时并没有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而是选择了人民民主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成立联合政府，允许反对派政党存在，坚持各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同时，人民民主国家没有照搬苏联国有化、工业化和集体农庄化的经验。人民民主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又有别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种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新的模式和新的经验。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模式不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而是土生土长的制度模式。
东欧国家选择人民民主这种政治制度模式既是人民的选择，又符合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二战后，东欧国家处在超级大国的夹缝中，还不具备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国内条件。西方国家立即发动了“冷战”，推行“遏制共产主义政策”，不允许这些国家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同时，苏联也不愿意破坏雅尔塔体系和违背同英国达成的划分势力范围的诺言，得罪西方盟友。所以，人民民主政治模式是斯大林与其西方盟友妥协的产物，也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社会形态
然而，正当东欧国家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时候，斯大林改变战后初期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肯定态度，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作为唯一正确的模式强加给这些国家。1947年以后，东欧国家面对苏联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共产党一党执政和议行合一的苏联政治制度模式。随着1948年东欧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人民民主专政已被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逐渐过渡”已被“急速转变”代替。东欧国家没有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任何余地，必须学习苏联的榜样和经验，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如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一样，1948年将南斯拉夫开除出人民民主国家，“便结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便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普遍规律强加于东欧”。如果东欧各党不放弃“自己独立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被指控为民族主义、跟帝国主义抱团和仇视苏联”
从1948年起，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进入了全力推行苏联模式的时期。这个时期持续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这几年是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关键年代，是一个“痛苦的选择”时期。当然，我们在强调东欧国家在不同程度“苏化”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们对“苏化”的态度不同，以及同“苏化”作斗争的情况。
随着世界和各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东欧国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要求实行民主和政治变革。1953年夏东德爆发了工潮；匈牙利出现了改革尝试的“新阶段”和纳吉的第三条道路；1956年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1968年，出现了“布拉格之春”；1970年代起，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都推行了独立自主的路线；1980年代波兰出现了团结工会运动；“南斯拉夫道路”更是令人记忆犹新。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外来思想或模式都存在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更何况东欧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跟苏联有很大的不同。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南斯拉夫和波兰就本国革命提出一些有别于苏维埃俄国革命的独特见解后，苏联学者则强调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共同的和唯一的道路”；提出在不同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有不同的道路和模式就是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原则”；东欧人民民主革命同苏维埃革命仅仅是形式不同，而内容、性质和目的是相同的，“两种革命属于同一类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首先，在政党制度方面，鉴于东欧各国的政党在战时和战后的作用不同，又受到各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发展特点的影响，各国的政治体制呈现出多样化：既有一党制，也有共产党领导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建立的是一党政府，实行一党制，党的领导人集党、政、军、外交大权于一身。波兰有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参政；民主德国形成了由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有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民主农民党和国家民主党参加的多党合作体制；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民党、社会党和两个斯洛伐克党存在。这三个国家属于一党制下的多党合作制。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保加利亚可以视为由共产党和农业人民联盟（简称农民联盟或农民党）共同执政的两党合作制。但是，这种多党制是很不成熟、很不完善的。20世纪50年代末起东欧各执政党开始承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样性，各党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遵守法制和恢复党群关系等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一方面，减少了党对议会、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干预，将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在人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周围，让广大劳动群众参加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活动。另一方面，又继续对其他政党领导人的任职和人数作了一些限制。民主党派活动家一般只能担任国家和政府机关的副职，少数情况下可以任议会的议长。在地方各级代表机构中，参与执政的党派的代表约占20%左右。它们的组织发展不能超过限定的人数。因此，这种一党制下的多党合作近乎形同虚设，是极不稳固的。
其次，在政治制度方面，东欧国家也在探寻各自的道路。社会主义政治模式除了传统的苏联模式和人民民主道路外，还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以及各国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波兰的没有农业合作化和受到天主教强烈影响的社会主义，匈牙利的重视富农阶层的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特殊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保加利亚的以祖国阵线为主体的、与农民党合作的社会主义，更有阿尔巴尼亚不承认任何宗教存在的贫穷社会主义以及罗马尼亚的个人专权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在这些模式中，最主要的、得到东欧各国承认的是苏联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这种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不同源自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例如，二战后头三四年，东欧国家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一般都称“农业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劳动合作社”，这样比较容易吸引农民参加。即便这样，到1953年之前，东欧的农业合作化速度进展仍十分缓慢。现有资料证明，至1953年，除保加利亚的可耕地集体化程度达到了50%外，其他东欧国家一般只有20%到40%，像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则更低。波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波兰农业集体化的速度从来就不快，从1950年至1953年，只有7%的可耕地被集体化，在以后的两年里，可耕地被集体化的比例增加到11%。”
另外，在宗教政策方面，东欧国家也采取了与苏联完全不同的做法。东欧共产党重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宗教政策具有强烈的独立性。天主教在西方都拥有自己的政党，东欧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波兰有90%的群众信仰天主教，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地也有60%以上的天主教信徒。教会和教堂都存在，并活动积极。如果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吸收新党员时将大量信徒排除在外，那么共产党的队伍将非常之小，会丧失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所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当时是允许信教群众入党的，也允许他们进入教堂和清真寺。这看起来与苏联的做法、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相矛盾的。
东欧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新，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把工人自治制度引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前有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后有波兰和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东欧执政党认为，这正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应该说，在人民民主制度刚刚转入社会主义轨道后，在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东欧国家学习和沿袭苏联的经验是必然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些国家完全不顾本国资源不足和经济落后的现实，效仿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建成“钢铁国家”的口号和“必须在15到20年内完成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过100年才能完成的事业”这一赶超战略。这种机械照搬别国经验严重脱离本国实际的做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同时，由于苏联模式并不适合东欧各国的国情，而执政党和政府又决定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于是加剧和激化了国内矛盾，也使执政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已经给那些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的执政党敲响了警钟。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在经受第一次重大考验后虽然很快站稳了脚跟，但“东欧道路”同苏联模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并没有因此而化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产生了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和卡达尔的“匈牙利道路”。它们同“南斯拉夫试验”一起被人们认为是战后东欧改革的第一个高潮，也都为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正是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黄金时期。
20世纪50—60年代，曾被西方称为“共产主义的年代”，确实是东欧改革的最好时期，但各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使改革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当然，在苏联的严密控制下，任何大胆的改革都会被视为“越轨”行为，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时的改革充其量只能是局部的、修补式的。所以，继波匈事件之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接连受挫，在华约六国入侵下夭折；匈牙利的改革比较灵活，才躲开了华约国家的“围剿”；波兰宣布改革，也只能在困境中苦斗挣扎；像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都是浅尝辄止，没有真正认识到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东欧各国开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突破苏联僵化的模式，在社会经济民主化，在对外开放，在党的建设和同友党的关系方面，都在脱离苏联模式，回归本国社会的历史传统，都在关注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掀起了改革的热潮。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做得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东欧各国民族道路与苏联模式若即若离、暗中较量的时期。
在1989年底的暴风雨中，东欧各党已处于十分困难的逆境之中。它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已经受到冲击。多党制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东欧出现了多党竞争的复杂局面。1989年11—12月份，东欧各国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纷纷放弃一党制，建立多党制。东欧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宣告结束。
通过对东欧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东欧国家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简单的苏联化，需要结合本国国情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东欧各国领导人从战后一开始就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一方面要看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要看老百姓是否愿意接受并对他们是否有利，还要看到当时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要求过渡形式的多元化。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共性不能违背各国的特殊性这个规律。
第一，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要根据东欧各国的具体国情，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东欧各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变成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变成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思想。当然，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每个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的特殊性有机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正确处理民族的特征和国际经验的辩证关系。
第二，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本民族道路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全面理解斯大林模式与东欧道路的问题，不是盲目否定和全盘照抄，而是择优接受和为我所用。苏东剧变的现实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三，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要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用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创新，不能僵化理解、机械运用。但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不能随意“本土化”或盲目“修正”和曲解。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要不断用新的观点、新的论断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四，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可以研究、评说，并值得肯定。20世纪90年代初起，东欧国家纷纷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取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取缔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尚难以预料的新阶段。人们期待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焕发出新的活力，期盼对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行新的尝试。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更需要在新的环境下，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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