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柯教授所言：中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它“不仅仅批判资本主义，更是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和最终实现人类共同自由的经济学”。而柯教授这部开山之作——《通观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大作）可为是中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大作在理论上,旨在“提供一个理解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统一框架”，在实践上，旨在成为照亮人类新文明的经济学著作。这是一项非常重大、艰巨和光荣的理论研究工作，如何高度评价都不过分。
大作书稿,对人类历史上各类经典经济学及其学派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批判，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深入论述。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创立了具有全维视角的“通观经济学”，读后使人深为教授的大智大勇赞叹！
尤其是，大作对价值创造主体的拓展和认识、对资本范围的扩展和认识；对现代经济“五代共存”的时代特征的分析认识；对农村土地产权的深刻认识及规制建议；对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社群、社会规则、生产主体、平等和实效等各种社会连续性的分析认识，进而推论“连续的共有产品”、“连续的共有制”；对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分析；对通观经济学十二个原理的归纳总结；以及对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主义经济学、中华马克思经济学主义经济学的区别与划分，等等，这一切处处闪耀着创新和理论的光芒。
与此同时，我从一个经济实务工作者、一个普通读者、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柯教授参考：
关于“合作剩余论”
此稿《通观经济学原理》认为：“资本产权与劳动产权的结合创造合作剩余，合作剩余的分配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其“合作剩余论”的前提和基础有二：
第一是交易能增值。相关论述：“交易产生了两次增值，一是交易本身的增值，另一是交易产生的分工带来的增值”。
第二是交易是一种合作。相关论述：“任何交易都是一种合作，都有合作剩余，区别在于合作剩余的多少”。
并由此推导出：“市场正是通过交易和分工来实现每个人的增值，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可见，以上这两个前提是“合作剩余论”的理论基础。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柯教授举例：“我现在只能读书思考写作，如果自己花时间去种田产出一斤稻子比较难，所以一斤大米如果让我去生产，我计算了一下觉得至少需要100元，而农民是专业生产稻子的，每斤大米的成本是1元，那么我们在1-100元之间的任一价格成交就可以至少增值99元，这个99元称为合作剩余”。
在这里，这种“合作剩余”仅是一个通俗说理，不能量化，因为交易对象是广泛的、不同的。不同交易者之间交易相同的产品、相同的交易者之间交易不同的产品，其产生的“合作剩余”千差万别，难以具体一一量化。比如，但若将交易产品变为“写作博士论文”，交易主体变为柯教授和学生，则学生的1元可换教授的100元，扣除1元成本，学生赚老师99元。
另外，教授拿钱与农民交易换大米，有个预设前提，就是首先有了钱。如果教授没有钱，拿100元的论文可能还换不了农民的1斤大米，因为农民根本不需要论文。教授的钱从哪里来？是教书劳动挣来的工资收入。同理，农民的大米收入，也是农民的劳动所得。
所以，事实上，单纯的交易并不能增加产品价值，只是转换产品持有者所持有产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最初阶段，交易是为了物尽其用、各用所需，使商品寻找到各自的消费主体，实现商品自身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增加商品的价值。后来，随着社会商品交易范围的扩大化和普遍化，交易极大地促进了分工，而分工的作用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但是，分工只对生产劳动效率的高低发生作用，并不能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因此，创造社会财富的永远是劳动。
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本消失，社会经济发展为全社会广泛分工的市场经济后，分工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必然结果。因此，市场经济之所以存在：一是因为不同的人生产同一件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同；二是因为分工能产生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生产效率；三是人们的需求增多，不分工根本无法满足和实现自身需求。
在这里，问题的核心是交易成本。从商品经济发展运行的过程考察，当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时，生产者自然将交易成本统一计入产品总成本中，其用于交换的商品价值中自然包含了交易成本。但是，当社会分工导致专业化充分发展，当交易成为中介、成为独立的流通行业时，商品经销商事实上提供的是另一种服务商品——“产品经销服务”——为商品生产者寻找买方，为商品需求者寻找卖方。这种服务需要成本，也是一种劳动，也要创造增值。不同的是，经销商获得和收取的劳动增值附着在产品价格上，20元进货，30元出货，扣除经销费用，就是他劳动所得和剩余。这就如增值税，为什么说消费者是纳税人，因为我们购买消费的所有商品，其价格包含两部分：“价”和“税”。只要购买商品消费就是为国家纳税，只不过这种纳税通过商品卖方代缴而已。
因此，交易成本的存在，无法否定马克思的等价交换论，更无法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我们需要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扩展和延伸。
关于“关系价值论”
马克思经济学是100%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可变资本可以创造剩余价值，不变资本不能创造剩余价值。“不变资本作为物化资本和货币资本，它是死劳动，只能转移形态，不能创造新价值”。
马克思的这种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其最大的问题是受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仅在生产环节考察价值增值问题。而忽略、未能认识或未预测到，商品在生产以外的环节的价值增值问题。大作提出的“关系价值论”，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如以下论述：
1、“围绕产品生产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但是劳动的概念需要扩展，劳动包括发现、生产、交换、分配等”。
2、“价值的最初来源是发现，然后才是劳动在发现的基础上加工或创造”。
3、“中介也创造价值，商人是交易的中介，能够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创造价值”。
4、“管理也创造价值，管理不是作用于物上的劳动，按照传统劳动价值论是不创造价值的，然而管理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巨大的”。
5、“劳动的主体有多个：发现者、劳动者、交易者、管理者。发现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交易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是价值创造的动力”。
6、“关系价值论认为，经济增长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生产者的素质、生产和交换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人本资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和组织资本（包括家庭、政府、企业的文化和柔性制度）对经济增长也是重要的。法律创造价值，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政府主体可以通过规制创造价值”。
以上这些极具真知灼见的论述，与时俱进地扩展了价值创造的主体和范围，我深表赞同。不同意见只是，在我看来，这诸多环节的价值创造并不是各主体之间“交易合作”的结果，而仍然是各环节、各主体在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各自进行“劳动”的结果。
例如，在价值的最初发现环节。“神农尝百草”发现一种药物或食物，这需要巨大勇气、智慧和眼光，是需要承担生命损伤和牺牲代价的特殊的创造性劳动。在原始社会的狩猎和采集经济时代，寻找和发现猎物、寻找和发现一片可供采摘的具体的植物和果实（已经前人反复证明可以食用），同样是一种比采集劳动本身价值更大的创造性劳动。可见，发现如发明一样是一种值价更大的创造性劳动，不同的只是发现没有专利。
又如，在价值交易环节。马克思经济学中缺乏交易成本，是因为那时的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交易多在生产者与需求者之间直接交易，中间环节少、中介平台服务不发达。而在以买方为中心的现代经济中，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特殊需求的消费者，是件非常费时、费力、费钱的事，这导致商品在流通环节的交易费用成本异常高昂，如药品、保健品等充分竞争性产品，流通环节的成本费用占商品零售价的70-95%是极其普遍的事。所以，在现代经济中，不能固守马克思单纯针对商品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而应将其劳动价值理论扩展到中间流通环节。商品流通环节提供的各种中介服务本身就是一种新产品——无形的服务产品，尽管这种服务附着在有形商品之上，但它仍是一种可供交易的商品。也就是说，商品每经一道流通环节，其使用价值没有发生变化，而其交易价值却不断发生变化（有增值的正变化、也有减值的负变化），因为这一商品本身附着了看不见的服务产品，所以流通环节也能创造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经销环节的所有收入都是服务劳动收入，这里面也有投机损益。如果要深入研究，还得引入社会平均服务成本的概念，那些显著高于（或低于）社会平均服务成本的交易收入属于投机收入（或投机损益）。现代市场经济认可并保护合理投机，抑制过度投机，这里展开思考，也很复杂。
再如，在宏观管理环节。国家和政府向社会大众提供必要的公众产品，如国防和法律也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产品，只不过其交易形式比较特殊——以税收的方式强制实现——而不是向每个服务对象均等收费。因此，如果我们这样扩展思考商品的概念，那么，自然为政府职能服务的各种类公职人员，都是社会产品价值的创造者，他们的工作都能创造价值。不同的是，这种价值创造更为抽象、更难以精确计量而已。
所以，在我看来，通观经济学的关系价值论，表面是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本质仍然是各主体在不同分工前提下的具体劳动，是劳动创造了价值，而不是关系创造了价值。
虽然，“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用来颠覆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不是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但是，如果完全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就无法充分认识和有效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劣根性，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改变，从而促生颜色革命。因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另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者角度看，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基础，如果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华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根基，中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名不符实。
因此，建议柯教授在构建“通观经济学”理论时，仍然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第一，扩展“劳动”概念，商品生产与交换链条上的所有劳动都创造价值；第二，扩展“商品”概念，商品不仅指有形的产品，商品流通中的平台中介、政府提供的公众产品等都是不同于有形商品的另一类服务商品，这种商品的特性是可以反复出售。
总之，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因，只有继承和发展这一基因，才是地道的中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区别
在这方面，教授的论述十分深入。相关论述如下：
1、“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着眼于物质资本的市场分配，而将组织资本和人本资本作为对经济学的应用。通观经济学将三种资本同等看待，更加重视组织资本和人本资本，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是共同富裕与共同自由，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积累的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财富被少数资本家占有，大多数劳动者相对贫困，资本积累的后果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阶级对立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在肯定资本增值的基础上，探索如何在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共有共享资本，简言之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理论是共有共享资本论，这也是通观经济学关系价值论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市场经济，资本的增值性质不会改变，甚至于希望资本的增值比率更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分配资本和共享资本”。
柯教授将以上论述总结为“共有共享资本论”。对此，我非常赞同。但我觉得，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相同的，仅是市场和计划，谁多一点、谁少一点的问题，无质的差别。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市场本身，而在市场以外。
因此，我们还应从以下更广视角，探求和论述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区别：
从哲学角度而言，如果套用柯教授“四元论哲学”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客体（资本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生产者等）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关系元”和“时间元”。首先，是所有者（资本）与生产者的关系不同。在宏观上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代表人民（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是人民（广义的劳动者）；相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代言资本（所有者），在劳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所有者。第二，从发展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元”不相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代表着过时经济、现代经济和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表着更先进、更人性化的未来经济和人类新文明。
从宏观经济运行层面考察，最重要、最本质的区别是组织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不同。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组织发展市场经济，国家对劳动者有更为完善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如中国扶贫攻坚这样的兜底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无法想象的），相反对资本有更严格的监管。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国家代表人民直接掌控和经营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公共性产业（如：国防、航天、石油、银行、公共交通、水利和气象等公众工程），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有绝对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实力能够有效抑制资本的贪婪和野蛮生长。与之相反，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积累为目标发展市场经济，从而让资本自由生长，资本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资本运用经济实力和经济手段，在背后掌控着国家的运行和命脉，使国家成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也反垄断、也保护劳工利益，但这些都不是主动行为，要么是各种形势所迫，要么是劳工斗争争取的结果。
从宏观经济运行调控层面考察，相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更有效地化小和减轻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危害性。资本主义对人类的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市场经济，发现了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认真学习的。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具有经济周期，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市场经常失效并产生经济危机，这就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科学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直接掌握着更多的公共资源，相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多的调控工具和调控手段。
从产品创新层面考察，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乏原创性技术和原创性产品。这一问题是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还是有相关经济制度设计安排的原因？不得而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以分配为中心还是以交易为中心？
大作在《通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一章中，提出“分配是经济活动的核心”。相关论述如下：
1、“任何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人的需要，每个人的需要最终都来自于对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源的分配，分配是经济活动的核心”。
2、通观经济学并不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分配方式来看待，尽管也像现代主流经济学一样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分配方式在创造社会财富中发挥巨大作用，但并不迷信市场经济或者用“看不见的手”理论神秘化市场经济，更不会认为市场经济是“历史的终结”。
诚然，分配非常重要，在我国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但是，人类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还是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和小农经济，都是以需求为中心开展的。如果没有需求，任何分配都是多余的。
因此，我的观点是经济活动以需求为中心。即以需求为中心“做蛋糕”（组织生产），以市场要素效率为基础“分蛋糕”。这是因为：第一，从逻辑上而言，“所有的发现、生产、交易、分享和分配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需求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生产是分配的前提和基础，最后才是分配；第二，需求不仅只是市场经济的中心，在家庭和其它不需要市场的组织中，需求同样是首要的；第三，以交易为基础“分蛋糕”，这是因为按市场要素效率进行的只是初次分配，还有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进行的二次分配，以及各种捐赠、志愿、募集等慈善公益方式自愿进行的三次分配。
共有制的连续性与所有制创新
大作对共有制的连续性进行了深入阐述：“各种集体经济、各种国家所有制都是不同主体的共有制经济。如果我们将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简化为所有权（以处分权为核心）和使用权（包括占有和使用），那么就有四种分类：共有共用、共有私用、私有共用、私有私用。只有私有私用是私有制，其他三种都是共有制，共有的程度从私有共用、共有私用到共有共用依次递增”。
这种对共有制的全新认识，对进一步认识、完善、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各种所有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1、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私有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公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按马克思的设想，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建立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全体所有，每个人协作劳动并且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马克思没有详述这种所有制的具体内容和运作方式。而从逻辑上分析，这种所有制的本质是“共有制”，而不是特指公有制。
可是，其后按马克思主义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将“公有制”视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为此，苏联作为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创了“全民所有制”和“农庄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除前南斯拉夫创建过“社会劳动者自治所有制”的公有制之外，再没有出现过其它新的公有制形式。
但是，建国70多年来，我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正反两方面的建设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某种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性国有企业能够保障国家战略需求，竞争性民营企业能够实现国民充分就业，个体经济能够自食其力。它们都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经济成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公平公正地看待和支持各种所有制，让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共同促进共同富裕。
2、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发展与创新
我们知道，传统公有制在经济运行中的最大问题是“人人所有就是人人没有”，造成事实上的所有者缺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建立了国资委和各种形式的国有资产控股公司，采用“抓大放小”的策略，即在对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关系的战略性产业、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关系的公用性行业采用公有制，对大量竞争性产业采用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从而，逐步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国有企业的体量、质量和竞争能力都得到显著提高和发展。
不过，截至目前，从“所有制”视角来看，我国所有经济改革都是对各种“所有制”的扬长避短，及其各种“所有制”之间的互相学习和借鉴。我国现有各种法定所有制形式，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是前人创造的，要么是前苏联创造的，要么是新老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七十多年来，在所有制层面而言，我们至多是对不同所有制经济进行了嫁接。从公开报道来看，还没有出现全新的“原创性”所有制形式。
而依据柯教授共有制连续性理论，在极端共有与极端私有之间，人类可以创造和拥有N多的所有制形式。在21世纪，这个特别重视创新的新时代，我国能否给人类创造出一种或几种全新的所有制形式——即充满生机活力、又兼备现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优点的所有制。这是即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更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实践。
3、一项伟大的创新——“华为共有制”
从创新角度，能否在现有公有制、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之外，找到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新所有制形式？答案是肯定的！早在1997年，笔者写过一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企业所有制》的论文，被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魏杰教授评为全国国有经济改革优秀论文一等奖，这篇论文就设想过这样一种全新的所有制形式。令人欣喜的是，这种设想中的企业所有制，完全类似今天华为公司的所有制。
让我们先看看，华为公司在所有权和公司治理上的三大特点：
第一，股权100%由员工持有。
华为的主要运营企业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有限)，股东只有一个: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为控股)。华为控股有两个股东，分别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98.99%的股份)和自然人任正非飞（持有1.01%的股份）。华为控股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2018年持股员工96768人,其中：在职持股员工93528人，退休及业务重组员工3240人。可见，华为控股是100%由员工持有的私营企业，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机构持有华为股权。
第二，持股员工代表会。
华为全体有选举权的在职持股员工，一股一票选举产生持股员工代表会。持股员工代表会是华为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利润分配、增资和董事、监事选举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持股员工代表会的115名持股员工代表，选举产生选出董事会和监事会。
第三，轮值董事长制度。
华为董事会选举产生常务董事会，常务董事会7人（副董事长4人、常务董事3人），其中副董事长中的3人轮流担任轮值董事长。轮值董事长按轮值期（每个人半年）循环履行职责，在当值期间是公司最高领袖，领导公司董事会和常务董事会。轮值董事长执掌持股员工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不合适高管。华为轮值董事长制度，旨在培养接班人群体，让集体智慧来推动华为持续发展。不过，为防范轮值期间产生巨大决策失误和风险，任正非有华为董事会授予的一票否决权，但迄今为止任正非还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
从以上产权结构上可见，华为是华为人共同所有的企业。它没有第三方控制，独立经营管理，拥有完善的内部治理架构。它实行集体领导，不把公司命运系于个人身上。华为的这种员工持股计划和公司治理机制，将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员工的个人努力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长远的共同奋斗、共同所有、共同分享机制。这种所有制是对柯华庆教授《通观经济学原理》“共有共享资本论”的最好实践和注解，同时，更是笔者26年前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企业所有制”。
华为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不仅伟大在技术创新，更伟大在其独创的所有制和与之相匹配的公司治理机制上。华为所有制的特点和本质是企业内部“共有制”，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华为共有制”。
其它建议
（一）关于通观经济学的预测与控制问题
正如柯教授在大作中所言，完整的科学理论都具有“描述、解释、预测与控制”职能。
目前，此《通观经济学原理》初稿，只是对通观经济学进行“描述、解释”。但是，如何运用这一理论对现实经济进行“预测”与“控制”，可能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二）建议不要完全否定“中观经济学”
在书稿《1.3中观经济学的解释》中，非常赞同“尽管中观经济有特色，但是不能独立存在，更不可能提出普遍性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但是，建议不要直接否定“中观经济学”存在和研究的必要性。这是因为，经济学是实践很强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的划分没有绝对权威，“中观经济学”也是一种百家争鸣，对不同学说宜采用谨慎态度，建议对相关论述适当修改。
以上学习心得、感悟和斗胆建议，敬请柯教授批评指正!
202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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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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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柯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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