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增强共建国家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逐步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刘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于很多缺乏资金、技术和经验的国家来说,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不仅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推动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联通。
胡慧茵,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长期关注日韩和东南亚等区域的热点时事动态,掌握海外市场一手资讯。邮箱huhy@21jingji.com,欢迎交流及爆料。
第·一
要与高校合作促进“软联通”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刘宏:过去十年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加强“五通”,即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我认为前三通主要是硬件建设,后二者是软件建设,它们必须有机结合才能取得最好成效。过去十年来,这“五通”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成就,特别是在硬件建设方面,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相继通车运行;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重焕新机。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成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进,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毕竟对于很多缺乏资金、技术和经验的国家来说,与中国的合作共建,不仅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推动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联通。经过十年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中亚、中东、南亚和非洲国家都取得很好成绩, 形成了3000多个合作项目和超过万亿美元的投资规模。
但在软件建设上,我觉得我们还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毕竟软件建设不像硬件建设那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和多方面的沟通。我认为未来中国还可以加强与共建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比如,招收来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留学生和派中国学生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学习,与共建国家进行科技或产学研合作等。
《21世纪》:你提到软联通还有进一步改进和提升的空间,具体是哪些方面需要提升?你认为何为民心相通的公共产品?
刘宏:首先我们要明确,共建“一带一路”不是独奏曲,而是一个协奏曲。所以要了解共建国家或者地区、机构的需求是什么。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实现双赢的局面,而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其次,我们还需要深入了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态度和立场。我们也要接受这些国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存在一些误解,这是正常现象,毕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过这么大规模、长时段的世纪工程。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担忧,以及如何解决这些担忧,这需要中国政府部门、国企、媒体、智库和高校进一步研究并积极应对。
再者,要进一步让当地社会了解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何造福于当地社会和人民,我们可以用一些数据和具体个案来说明。与此同时,建设项目还要注重对当地环境的保护,尽力把负面影响降低,比如建设一些生态保护区域,环境是一个公共产品。另外,我认为中国可以向共建国家投入资金,进行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公共产品的建设,这些都是每个国家民众关注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第·二
数字丝绸之路起到引领作用
《21世纪》:下一个十年,共建“一带一路”如何更好地推进?在发展过程中,要如何将中国经验、当地国情和国际惯例进行结合?
刘宏:共建“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关键在于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推广成功的经验和实践,朝向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前进。
共建“一带一路”必须与时俱进。比如过去的合作项目会更专注一些资金投入大、需时长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现在我们会更集中在一些相对规模没这么大,而且跟当地民生相关,促进当地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的项目。我们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相比起十年前,技术水平有了质的提升,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被广泛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下一步,要进一步落实和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并结合中国自身的优势和当地国情推动数字经济,对于周边国家起到一个引领性的作用。
作者:胡慧茵&刘宏
绿色发展的理念还要更好落实到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另外,过去几年的疫情让世界认识到,公共卫生和医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所以,未来我们在共建“一带一路”时,要与医疗保健服务相结合。比如,中国疫苗在不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被广泛使用,所以,中国的医疗和物流都与共建国家的医疗体系逐步进行对接,今后一方面要预防类似疫情这种传染病的再度爆发,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未来中国要如何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应对类似的挑战。
第·三
制度化建设是“一带一路”发展保障
《21世纪》: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中国方案”具有怎样的特点?它为全球治理做出怎样的贡献?
刘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备中国特色,而它首先是被用于解决中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数据显示,从1978年的156美元到202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些成绩都体现出中国方案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性。
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的问题,比如城市化程度比较低,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等。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结合自身国情的情况下,并参考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经验,这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来看,“一带一路”代表了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一种发展模式。但要注意的是,“中国方案”是建立在中国的土壤,若放到其他国家还要做出调整和适应,制定针对性的方案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21世纪》:为什么说“一带一路”要想更好走下去就需要加强制度化建设?
刘宏:我认为,制度化建设有两方面含义,首先是“一带一路”有一些相关机制来推动共建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合作,比如中国和新加坡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取得很好的成效,得益于两国之间国家层面的合作,比如新中两国副总理级、部长/省长级双边合作机制联席会议等,这样的机制保障了两国合作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有效性。
其次,制度化为新中合作增加了显著的附加值。如新加坡从2014年开始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有大约四分之一投到新加坡并由此走向区域和国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提出了一个名为“新加坡-中国知识枢纽”的概念,本质上是为了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等领域加强新加坡和中国的联系与合作。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把新加坡作为进入东盟的重要桥梁。在制度化枢纽的支持下,更多中国企业和高校能够进入新加坡和东盟进行合作。这个“枢纽”具有多元性作用,能够帮助新加坡和中国更好地了解对方和所在区域,实现有效的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
第·四
促进东盟等RCEP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
《21世纪》:有数据显示,东盟是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物贸易最集中的地区。为什么东盟甚至是东南亚地区对“一带一路”建设如此重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给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带来哪些影响?
刘宏:截至今年三季度,东盟继续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不仅经济潜力大,还有人口红利,它拥有6.7亿人口,15至64岁的劳动人口占了60%,远高于欧洲和东亚国家。
再者,是东盟在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既需要来自内部的努力,也需要来自外部的动力,包括中国为东盟国家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若是单独由东盟国家来做,它不具备资金,也很难做到区域技术的协调。例如中国到老挝的铁路,希望进一步延伸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老铁路建成之后,不仅对老挝当地的经济建设带来贡献,老挝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也更加方便。中国西南地区跟东南亚的联通,也推动了东盟一体化的建设。
所以从成效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既对东南亚有好处,也对中国有好处。东盟并不希望“选边站”,而是希望所在区域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空间。在这种大环境下,它们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欢迎和中国贸易关系的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为东盟和中国,以及RCE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第·五
广东引领人才发展
《21世纪》:你怎么看广东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所起到的作用?
刘宏:粤港澳大湾区既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中心枢纽点,同时它也和东南亚以及其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关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契机。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广东省内的9个城市,所以我认为它们在各自领域有比较优势,比如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而深圳是创新城市的标杆,东莞是制造业的代表。
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当中,能够发挥很大作用,比如中新广州知识城的合作。我们南洋理工大学还参与建设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积极推动产学研结合。这表明了广州既是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同时具备了拥有引领人才的重要作用。
第·六
人力资源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
《21世纪》:国际化人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起怎样的角色?你认为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经验是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借鉴的,有哪些具体做法?南洋理工大学将如何紧抓“一带一路”共建的契机,进一步架设桥梁促进中新交流互动?
刘宏:虽然新加坡国土面积小,只有590万人口,但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都非常成功,这有赖于新加坡进行了充分的人才培养,引进了众多国际人才。
新加坡政府领导人向来认为,本国缺乏自然资源,唯一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真正实现了把人才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如今,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了全球化,全球化也离不开中国。所以人才越来越重要,一方面人才要有国际化意识,另一方面,人才要具备国际化知识结构,我把这些称为“可携带技能”,也就是说这些技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适用性。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
在推动中国制造从中国创造转变的过程中,重点不仅在市场、资金和政策,更在于人才,特别是国际化人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建“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深化需要国际化人才,特别是中国经济逐步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
我认为新加坡在引进和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比较成功。新加坡引进国际人才并非盲目的抢人大战,而是有针对性的,会根据新加坡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需求进行引进。现在,新加坡就因应自身发展重点引进数字经济方面的人才。另外,我觉得新加坡值得借鉴的地方还在于,它会通过主办各项有影响力的活动(如我们大学在中国不同城市为中国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和重要国际会议)以及设置资助项目,帮助国际化人才融入当地社会。作为新加坡的一所国立大学,我们根据新加坡政府的立场和政策,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的研究。我们学院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近年来我本人也出版了四部有关的中英文专著和十余篇国际学术论文,并为市长班学员开设《“一带一路”的国际视野与政策实践》研究生课程。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何德华提出了新中知识枢纽的概念,也阐发了几个重要观点,包括对人才的培养,对科技和技术进行转化,鼓励中国留学生学成后回国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贡献等。未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将继续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友好合作中,扮演积极的桥梁角色。
(作者:胡慧茵 编辑:李莹亮)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