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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近十年间，拉美政治生态呈现频繁钟摆态势，左右势力轮替执政。这一局面给拉美区域合作造成了巨大干扰。拉美一体化不仅呈现出碎片化表征，而且更体现出左右两种一体化模式的对立。拉美面临严峻的“去区域化”问题。
在经历了2021～2022年的“超级选举周期”之后，拉美地区再次回归左翼集体执政的政治生态。从左翼主政的国家数量来看，规模甚至较新世纪初的“粉红浪潮”更大，因此也被广泛称作拉美的“新粉红浪潮”。随着拉美多数国家的集体“左转”，地区关系呈现出显著回暖态势，区域团结与合作重新成为域内国家间互动的核心议题。今年1月在阿根廷举行的拉共体第七届峰会通过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强调要加速推进拉美一体化进程；5月举行的南美洲国家首脑峰会签署了《巴西利亚共识》，明确了深化南美一体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阶段性机遇
拉美一体化重回正轨，一方面体现了该地区国家对上一执政周期域内阵营政治对立的反思与纠正，另一方面也是对地区与全球变局的应对。总体来看，目前拉美一体化面临三个重要阶段性机遇。
第一，左翼集体主政直接促成了地区团结。总体来看，上一阶段拉美一体化之所以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周期的不一致。加之政治极化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均有所强化，必然形成左右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相互排斥，这一在巴西极右翼博索纳罗政府的政策调整上体现得尤为充分。博索纳罗政府基本全盘否定了左翼劳工党执政时期确定的地区一体化议程，另起炉灶，推动南美进步论坛。在经历短暂的右翼执政相对占优的阶段后，拉美国家集体左转大幅改善了地区关系，地区团结氛围重新回归。与此同时，拉美一体化重新回归到以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南美洲国家联盟、拉共体为三大支柱的基本架构，即21世纪初“粉红浪潮”周期已明确的拉美一体化路线图。
第二，卢拉在巴西的“东山再起”为拉美一体化提供重要引领。卢拉是当代拉美一体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倡议者和实践者。21世纪初，拉美（尤其是南美洲）一体化的诸多突破与卢拉创新性战略思维密切相关。2023年卢拉重新执政，对拉美一体化带来了两个积极效应。其一，扭转了博索纳罗时期的意识形态外交路线，周边外交重新成为巴西外交的优先方向。卢拉执政半年多以来，巴西与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古巴等左翼执政国家的关系有了根本改善，南共市建设、南美一体化、拉美一体化成为巴西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其二，有利于凝聚拉美地区的政治共识。卢拉是近半个世纪拉美左翼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巴西最大左翼政党劳工党的重要创始人。在2003～ 2010年卢拉执政期间，巴西的影响力、地区的一体化均取得了巨大突破。与此同时，卢拉还创建了圣保罗论坛、世界社会论坛等地区性和全球性左翼力量对话机制，使得他在拉美左翼中享有较高威望，属于拉美“新粉红浪潮”下团结大多数的不二人选。而且，卢拉代表温和务实的左翼，在巴西国内建立了包含中右翼政党在内的广泛执政联盟，这一特性便于巴西政府与拉美中右翼政府开展对话，有效地化解地区国家之间尚未完全消退的意识形态分歧。
第三，全球区域化、多极化态势强化了拉美区域共同体建设的政治诉求。随着大国竞争烈度加剧，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呈现出区域化、阵营化、多极化等显著特征。在这种局面下，各个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地区）都在推进灵活多变的全球合作网络，以求在大国竞争加剧的局面下谋得战略自主、获得利益最大化。区域机制建设得到更优先的重视，体现了外围国家对全球权力结构极化趋势的主动应变。在拉美地区，除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三个地区大国，绝大多数均为中小型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此，在大国竞争加剧和多边主义受限的局面下，强化区域共同体建设成为拉美国家维护自身利益、争取战略自主的迫切需求。
长期性挑战
从客观现实来看，拉美地区是全球范围内一体化程度较低地区，并且一体化程度呈现显著弱化趋势，区内出口占拉美总出口的比重从2008年的21%降至2021年的13%。近十年来，拉美地区一体化之所以出现弱化，除了政治周期不同步这一因素以外，还因为拉美地区一体化面临着一系列重要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避免左右政治钟摆对地区一体化的干扰。自冷战结束以来，左右政治钟摆问题是拉美一体化最重要的内部影响因素。受殖民地历史、国家层面的固化利益结构、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等因素影响，拉美政党的意识形态光谱差异较为显著，左右政治钟摆对国家对外政策、地区关系造成显著影响，拉美一体化在最近五年所呈现的起伏便充分体现了这一问题。总体来看，拉美左翼主推的是多维度一体化模式，体现出政治、经济、社会、金融、环境、安全等多维整合的思路，南美洲国家联盟便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拉美右翼则更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思路，其主要代表是太平洋联盟。毋庸置疑，拉美一体化进程一直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凝聚强劲的域内经济合作动力。根据联合国拉委会的统计，拉美区内贸易占比在全球范围内仅高于东欧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投资能力严重不足，区内投资非常有限。因此，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联度较为薄弱，进而造成拉美多数国家在贸易、投资两个层面均依赖域外大国，本地区各次区域之间的经济往来更是有限，墨西哥、巴西等地区大国没能扮演整个地区经济枢纽的角色。以巴西为例，除南共市之外的拉美国家占巴西出口的比重在1991年约为8.8%，而到2022年仍停留在10.6%的规模。受此影响，拉美国家“向外看”的意愿显著上升，与域外国家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制度安排的节奏相对更快。比如环太平洋地区的秘鲁、厄瓜多尔、智利、墨西哥与亚太地区的经贸互动更为频繁，而乌拉圭和巴拉圭也对南共市的“集团谈判”原则表示强烈不满，希望采取更灵活的方式强化与域外大国的经贸合作。因此，在拉美一体化回暖之时，该地区同样存在逐渐上升的“去区域化”政策倾向。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进一步体现地区大国的核心驱动角色。从全球各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来看，地区大国的核心驱动至关重要。巴西和墨西哥分别是拉美地区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但自1994年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两国在区域合作方面各有侧重。墨西哥更重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巴西则强调南美洲的优先性，从而更强化了北美洲、加勒比地区、南美洲三个次区域的差异性。换句话说，拉美所蕴含的地区共性呈减弱趋势，这是拉美一体化所需面对的现实。即便在次区域一体化层面，巴西和墨西哥也并未充分体现出引领角色。以巴西为例，从经济开放度来看，巴西是拉美地区保护主义色彩最浓的国家之一，与地区邻国的经济融合度较低；从国际战略层面来看，巴西更强调自身是“南方世界的代言人”，在拉美地区体现出一定的“例外性”，这使其很难履行地区领导角色。由于地区大国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执行能力，拉美一体化长期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
需要探索路径创新
基于上述阶段性机遇和长期性挑战，拉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探索路径创新。事实上，在5月底召开的南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卢拉呼吁“建立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地区团结”，峰会签署的《巴西利亚共识》也更加强调地区共性、合作领域、共同体身份等内容，这些思路将会成为下阶段拉美一体化建设的指导。
为推进拉美一体化，拉美国家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第一，推进区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以及边境通关效率。其中，南美国家贸易政策改革是问题的关键。第二，对拉共体、南共市、南美洲国家联盟、太平洋联盟、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加勒比共同体等多个区域性组织进行功能区分，在探索次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同时，找准拉共体的定位和建设思路。对此，地区大国的考量和部署尤其重要。第三，强化区域治理合作。拉美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时暴露出严重的治理赤字，加之本地区处在政经社会风险上升时期，因而区域治理合作或将成为拉美一体化的突破口。事实上，停滞多年的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重启便体现出环境治理已成为南美地区合作的优先领域。此外，有组织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灾害防治、卫生、减贫、安全防务等议题也可成为区域治理合作的发力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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