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反对本本主义》
（一九三零年五月），《毛泽东选集》
文章来源：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3年第4期
基金项目：
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研修基地(青海大学)2023年度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青海大学)建设项目(项目号：21SZJS6301074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武传鹏，博士，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
邵申林，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文如下
【摘 要】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向作为探索目标，以“一化三改”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为时代背景，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社会产生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的探索分析作为研究对象，为处于过渡时期的新国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分析理论。在此，毛泽东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结构论、社会冲突论和社会发展论做出了新的阐述和基于中国实际的原生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典范。
【关键词】毛泽东；《论十大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学说等。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主要包含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论述。《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1956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报告。鉴于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党内矛盾以及对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应该如何“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的多方面思考，在听取了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之后，毛泽东认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苏为鉴”，建设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走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既是重要的政治文献，也是重要的社会学文献。陈国庆等认为《论十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典范。张明波也认为尽管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学被迫断裂，但是《论十大关系》仍然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探索。《论十大关系》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何去何从的开山之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近年来，关于《论十大关系》各个方面的理论阐述、学术研究层出不穷，但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却较为缺乏，其学术重要性与研究成果不成正比。因此，笔者将从社会结构论、社会冲突论和社会发展论等方面梳理《论十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上作出的贡献。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论的贡献。
《论十大关系》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论的理论逻辑，囊括着中国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类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论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用一种更加明确的方式表现出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影响的关系即是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按照影响的方向我们把它分为“正结构”和“负结构”。经济基础产生要求，上层建筑解决要求，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作用是“正作用”；以“正作用”构成的社会结构是“正结构”。反之，上层建筑产生要求，经济基础适应改变，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作用是“负作用”；以“负作用”构成的社会结构是“负结构”。综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论是构建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根本原则之上。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力量。因此，社会结构的变动就成为了稳定社会形态下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为了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社会，《论十大关系》自觉运用社会运行规律和方法，在社会结构上提出了以下原创观点：
1.厘清社会主要矛盾，明确社会建设方向。
“《论十大关系》充分展示了毛泽东以矛盾分析法认识中国未来发展的哲学思维。”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是当时诸多人心中的疑惑，而《论十大关系》本质上阐述的正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十个方面的矛盾，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存在。毛泽东在报告最后指出：“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毛泽东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矛盾的存在，还依据矛盾的普遍性进一步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始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于矛盾不能逃避，只能在实践中加以正确处理。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生产关系发生了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变化。党的八大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引发了中国阶级矛盾变化。“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在《论十大关系》思想指引下，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矛盾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深知厘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前提，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致力于协调好各类社会生产关系、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助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希望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
厘清社会主要矛盾后，《论十大关系》首先研究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陆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三条关系聚焦于中国工业建设策略，将新中国经济基础要素的建设作为头等大事。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的逐步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具有更高的耦合度，为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下，合理推断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辩证处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深刻把握了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
2.协调完善生产结构，释放社会建设活力。
“生产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包含了马克思定义下的社会两大部门的生产内容，因此生产结构问题在本质上是指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结构问题。《论十大关系》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作为第一大关系加以突出，说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理化生产结构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新中国领导人思考的重中之重。《论十大关系》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率先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达成生产结构合理化的问题。
第一，明确“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虽然新中国已经建立，但我国生产力水平依然较低，正如毛泽东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无论是出于国防需要还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需要，将重工业发展摆在优先位置都是势在必行。新中国的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49年的7.9%发展到1957年的22.5%,正是其作为重点建设的有力例证。由于重工业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制造能力显著提升，使我国快速走出战争的不利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奠定了较为牢固的物质基础。
第二，指出“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对器物尤其落后的近代中国意义重大，但轻工业和农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同样意义重大。毛泽东指出：“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分析理顺生产结构将会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且已经能够辩证地看待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所以他又指出“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由此思想，毛泽东认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实实在在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伴随着“重工业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长，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1950.45亿公斤，比1952年增长19%;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比1952年增长26%。轻工业生产主要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如当时属于高档耐用消费品的'三大件’：自行车增长9倍，缝纫机增长3.2倍，收音机增长19.7倍。”
进而言之，《论十大关系》通过借鉴和反思苏联与东欧国家的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建设经验，提出了我国生产结构要改变这种不均衡的局面。毛泽东在其中充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欲在新中国生产力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生产结构为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作出积极的准备。同时将生产结构合理化构想和社会条件结合起来考察，尝试通过上层建筑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此，协调完善了新中国的生产结构，释放了社会建设活力。
3.统筹经济政治格局，协调社会建设关系。
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的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而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并且未能及时追逐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而没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的关系仍然受到过去发展格局影响，迫切地需要做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改变。《论十大关系》前五个关系强调经济建设领域，围绕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工作环节的具体方面去调动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各种因素。后五个关系则论述了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如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由此可见，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渴望通过构建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以促进我国社会的平衡发展。正如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经济格局上，《论十大关系》重点论述了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提出把重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同时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此外，为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轻重工业并举、沿海和内陆工业并举等等。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党的八大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而政治格局上，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存在的问题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在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原有的问题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进行解决，以“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进行教育。在此过程中，为了提升少数民族的发展程度，汉族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促进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美好的民族关系。关于是非关系，毛泽东沿用延安整风期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认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处理党和非党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种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为营造良好的政党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既利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也利于发挥民主党派人士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复兴铺路架桥。
总之，无论经济还是政治的协调，毛泽东的目标都是执着且坚定的，那就是将中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毛泽东“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运筹帷幄铺垫了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并将经济、政治作为一盘棋，做到一叶知秋，牵一发而动全身，统筹了新的政治经济格局。
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论的贡献。
“社会冲突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本依据。”阶级斗争根源于社会各阶级的物质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是植根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冲突。马克思被公认为是“冲突理论”流派的缔造者，他认为，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催生先进阶级反对落后阶级的革命斗争，爆发社会冲突。唯物史观认为，每一个时代社会意识的发展和变化，其根源总是深深埋藏于经济事实之中。党的八大根据国内外形势和社会冲突存在的主要方面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筹备党的八大的过程中，毛泽东集全党智慧之大成，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而是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为分析模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论基本观点基础上，结合国情辨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社会的独有冲突形式（即阶级斗争并非社会冲突的主要方面，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冲突的主要来源），初步指明了此时社会冲突的主要内容、发展趋势和利用条件，为通过变革上层建筑推动生产力发展并以此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有益思考和有力论证。《论十大关系》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在社会冲突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下观点：
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各方面的冲突，但是正确得当地处理不仅可以消灭这些冲突，而且可以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力量。
为了充分协调各方面利益，尽早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社会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与国家上层建筑着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当时直接影响我国发展的冲突多出于社会内部，例如经济方面的产业协调发展矛盾、内部工业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难以兼顾的问题、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难以正确统分的问题和中央与地方能否充分发挥各自作用的矛盾等。
由于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各种关系必然相互交织，同时因为国家人力、财力、物力和时空的限制等原因，面对层出不穷的矛盾关系时，上下决策、政令通畅程度和执行的方法手段甚至是目的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这也就导致了毛泽东等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在尚未完全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之前，难以完全自由地解决好各方面的矛盾。因此，怎样在把握国际局势和了解国内社会矛盾这两条线索下进一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指导，并解决这些矛盾，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当务之急。对此,毛泽东提出：“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毛泽东深谙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原理，并将其与协调中国各种社会关系结合起来，为消化这些复杂关系，转不利为有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决策支持。质言之，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尽最大努力使各种力量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马克思主义冲突论的主要冲突来源于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中表现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论十大关系》提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冲突具体表现为社会中各个领域之间的利益关系冲突。面对这种内部利益冲突，毛泽东提出“巩固基本积极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尽力转化消极力量”的社会主义建设策略。这一策略的实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冲突论，在实践中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2.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面临的国内外冲突会发生变化，积极利用好变化的局势，会更有利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从新民主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改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错综复杂，既涉及内部的利益关系，又涉及外部的国际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仍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需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过渡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完成“三大改造”和逐步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等历史大事，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都适应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得到完善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各领域的经济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是非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和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十大关系则转变为进一步影响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原因。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尽管《论十大关系》诞生时尚未正式宣布我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鉴于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根本方向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在《论十大关系》阐述之际，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正在发生肯定的变化。过渡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也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毛泽东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减少军事经费、发展和平经济的问题，英、法、美等国也都在谈和平，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太大不好。”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使国际局势变得较为缓和，大规模战争和冲突短时间内难以爆发，美苏利用其武力和国际影响力左右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大力宣扬自身的意识形态，国际局势发生了不同于之前的深刻改变。面对国内外冲突关系的变化，毛泽东运用自身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和入微的经验观察力将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如毛泽东所言：“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3.经济领域的冲突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冲突，要真正地解决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问题，必须正视经济领域的冲突并妥善加以解决。
《论十大关系》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均衡发展经济方面，也要同时综合把握好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但是在绝大多数语境下《论十大关系》都直接指向经济建设。例如，“毛泽东生前亲自审定的《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发表，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了战略性思考。”“《论十大关系》是反映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社会发生变革关系最多的必然是经济领域。
从地方到中央，从个人到集体，从农民到工人，从民族资本家到无产阶级等等变革，不仅意味生产过程面临重新调整，分配环节同样需要完全地改写。虽然新民主主义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但是不同于社会主义中公有制经济完全占主体的经济构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公私混合，且私有制经济占主体。从新民主主义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必然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引导非社会主义经济要素向社会主义经济要素的转变。《论十大关系》对于经济建设的倡议有：协调产业发展，稳固社会经济基础；沿海工业和内陆工业共同发展———“两条腿走路”，缓和区域工业发展不平衡矛盾；统筹兼顾促发展，以经济建设促国防建设，以强大国防更好地保证经济建设的进步等等。《论十大关系》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存在的冲突问题，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对社会现象展开分析，并运用经济要素分析法来理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变化，认为在诸多冲突关系中经济建设领域的冲突是关键冲突。
由此，《论十大关系》中前五条关系都在详细论述经济，以较大的篇幅展示了“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冲突。提出应对方法时，毛泽东将矛盾分析法的原则和方法贯穿其中，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在具体分析矛盾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例如将经济领域建设问题进一步细分为五个方面，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一一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思路和方法，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国内外各种关系纵横交错的背景下，在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基于此，《论十大关系》将经济建设作为重点，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论以解决社会中的关系冲突推进社会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理论遵循，具体关注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从认识冲突的形式、解决冲突的方式和面对特有性冲突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历经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阶段，总体上依次演进。但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其发展过程的独特性，即未经历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认为，要想准确把握今日的中国，就必须研究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唯有如此才能深刻地领会中国社会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已经在理论上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社会形态的演变展开了系统性的探索。正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所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论十大关系》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论上提出了以下全新的观点：
1.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明确社会形态更替方向，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具有“早熟性”和“停滞性”的特点，这两个特点导致了中国虽是最先发生文明启蒙的国家之一，但是进入封建社会后一直停滞不前，难以破除封建主义的障碍而自然过渡到下一阶段。如何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理论。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正是为社会主义社会积累经验和探索道路。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构建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因此，《论十大关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何去何从的理论先导，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探索。
《论十大关系》从“以苏为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三个部分论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可行性。其一，“'以苏为鉴’是《论十大关系》形成、演变及其经典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通过认真借鉴和批判继承苏联经验，总结我国自身经验，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毛泽东说：“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要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其二，经济建设通过对社会工业生产各个部门关系的调整，要求开辟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并通过分配关系的改变，逐步摸索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方针和新思路。在《论十大关系》影响下，陈云在八大上提出“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思想。毛泽东也指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独立探索道路。其三，政治上通过梳理社会矛盾，毛泽东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种积极因素，且“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同时，必须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于此，《论十大关系》预先探索了建设时期我国政治的具体发展方法，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通过以上的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命题。
2.以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生产力发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促进社会形态进一步发展。
“三大改造”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其目的是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助力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1953年至1956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党中央着眼于促进国计民生良性发展，采取了区别对象、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农业和手工业通过引导走互助合作社的道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鼓舞，农村的生产力也获得迅速解放。资本主义工商业则通过和平赎买等政策变革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稳定了社会正常生产。
“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时代先驱，为后来我国所有制改革提供了丰富经验。社会发展永不停息，所有制形式也不会原封不动。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逐步增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产权关系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改造对社会主义建设做了重要的实践铺垫。“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奠定了一切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论十大关系》诞生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就如何判断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所带来的作用，毛泽东在论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强调：“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合同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毛泽东认为，通过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后，要在公有制的制度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权明晰，做到“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同时满足好人民群众的需要。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1月，农村合作社和工商业公私合营在党中央审时度势的领导下进入高潮，中国大部分大中城市在1956年初都宣布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的相继普遍完成，促成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和社会显著进步的局面。因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矛盾产生了新的认识。《论十大关系》从工业建设方案到生产积极性探索、从生产角色到分配原则的把握，无不彰显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对中国具体问题的深入思考，如高长武所言：“社会主义改造是应对和解决我国国民经济中积累和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的必然要求。”所有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经的历程。按照一般的理论视野，中国难以在短期内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正是通过所有制改革保证社会有序运行和保持生产力持续发展增添更多社会主义因素，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基本确立，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平稳更替。从此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3.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作为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的重要部分，贯通着毛泽东从革命到建设的整个思想历程。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是无数革命先辈的夙愿。唯有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有实现的机会。《论十大关系》诞生于“一五”计划完成前夕，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考充盈其中。
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毛泽东的现代化理解经历了从简单认识到深刻认识的蜕变。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949年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毛泽东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7年毛泽东将现代化的认识由强调工业化改为“三个现代化”，即现代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现代化。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中将“三个现代化”扩展为“四个现代化”，即增加了国防现代化，并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阶段论为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论十大关系》将“重工业和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作为第一大关系，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在进行现代化探索时对工业化的重视，他将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将发展重工业作为中国推进现代化的中心环节，这呼应了他在1957年前对于现代化的一贯认识，即工业化约等于现代化。同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在“一五”计划中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此外，毛泽东还强调要改变对沿海工业和内陆工业的发展态度，鼓励沿海工业和内陆工业同时并举，体现了毛泽东希望中国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迫切愿望。毛泽东摸索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时，总结苏联建设经验，协调各个产业之间的发展比例，重视人的积极性，保障生产资料生产，促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良性发展。
1956年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一年，也是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由浅入深的一年，《论十大关系》诞生于此时，其包含着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索的两个核心理解：“其一，在生产关系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其二，在生产力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已经得到充分彰显。生产力的发展则通过“一五”计划等建设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一五”计划奠定的工业化基础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不仅大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社会形态的转变奠定了生产力基础。
结语
《论十大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行社会研究的代表作，对如何正确处理新中国的社会矛盾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构建了新中国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典型结构，在综合马克思主义结构论、冲突论和发展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新体系，亦因此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趋势清晰地由批判性向建设性转向。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性形态重建时并没有摈弃其批判性，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正视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阻碍，用积极的发展眼光和态度去认识和转化消极因素、促进社会进步、实现科学发展。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都要务实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这过程中，既需要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时采取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也需要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脚踏实地地奋斗与建设。正确认识《论十大关系》中的矛盾和处理办法，既有利于正确处理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关系，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时代的复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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