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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加沙地带经济状况与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加沙方面称，当前冲突已致其农业部门损失超过1.8亿美元，联合国也表示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GDP）在本轮冲突爆发的第一个月就下降了4.2%。事实上，加沙地带是全球经济表现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其经济结构脆弱且外部依赖性强，在遭到长期封锁围困及频繁冲突破坏后早已陷入严重的发展倒退状态。
2023年11月21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向加沙地带南部巴勒斯坦民众分发援助物资。
何以丧失内生动力
加沙是地中海东岸一处约41公里长、6～12公里宽的狭长地带，面积仅365平方公里。加沙地带的传统产业是农业和渔业，农业以种植柑橘类水果和橄榄为主，渔业从业者主要在东地中海海域捕捞金枪鱼和沙丁鱼。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由于接收了超过20万巴勒斯坦难民且与约旦河西岸彻底隔绝，处于埃及控制下的加沙经济愈发困难，需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工程处）提供救济。当时农业仍是加沙的主要产业，以柑橘类水果为主的农产品在其出口结构中占比高达85%，该地区另有食品加工、传统手工业等小规模轻工业。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并力图在本土、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实施经济一体化，加沙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加沙工人在以色列务工的劳务收入是该地区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曾有多达13万加沙人在以从事建筑、清洁和服务业等工作。向以劳务输出的收入在加沙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占比从1968年的2%跃升至1984年的44%。此外，以色列在加沙发展了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部门，工业对加沙经济的贡献从1969年的约5%上升至1985年的约10%。
然而，经济高增长的背后却是加沙自主发展能力的日渐丧失，该地区形成了几乎完全从属于以色列的经济结构。一些美国学者将以色列控制加沙期间实施的经济政策视为以在加沙“去发展”的过程。在农业领域，为减少对以竞争，以色列对加沙的水果种植施加了包括禁止栽种新树和征税等一系列措施，并鼓励加沙农民改种草莓和鲜花来迎合以色列和国际市场的需求，这导致加沙柑橘类水果产量急剧下降，曾以柑橘生产闻名的加沙后来只能从以色列和埃及进口柑橘。在工业领域，虽然加沙的工业有所发展，但大量以色列商品无限制地进入加沙市场，对当地传统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企业造成严重冲击。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对加沙的投资主要用于兴建住宅而非修建工厂或水、电等基础设施，且一度禁止当地人在未经以军批准的情况下建造新的供水设施，这导致加沙地带难以从内部孕育出促使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2000年，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因提法达”（阿拉伯语意为“起义”）爆发后，加沙经济遭受重创，以色列也收紧了对加沙的经济政策，在以工作的加沙民众锐减至2000人。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撤出时，曾是加沙工业中心的埃雷兹工业区也被永久关闭。虽然世界银行曾为加沙制定经济复苏计划，美国等外部国家也承诺提供援助，但其经济形势没有恢复，并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上台后急剧恶化。
长期围困下的“地道经济”
2007年哈马斯单独控制加沙后，以色列对加沙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封锁围困，这是加沙经济发展严重倒退的关键原因，2008～2022年巴以之间爆发的四次大规模冲突对加沙基础设施的破坏又加剧了这一趋势。联合国数据显示，2006～2022年，加沙的人均GDP大幅下降了37%，其在巴勒斯坦经济中的比重也从31%减少至17.4%。
以色列一度禁止加沙民众在以境内及约旦河西岸务工或从事商业活动，这不仅使加沙失去了高额劳务输出收入，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虽然以方后来恢复向加沙民众发放工作许可，但最多时（2022年）也只发放了1.7万份。而且以方仅开放埃雷兹口岸供加沙人员进出，由于进入以色列必须通过严格安全检查，该口岸通道经常大排长龙。
与此同时，连接埃及的拉法口岸被长期关闭，以色列又严格管控唯一的货运通道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使加沙的经济生产与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阻碍。以方不仅限制燃料、建筑材料、化肥等物资进入加沙，在巴以局势紧张之际还会暂时关闭口岸“禁运”，封锁最严重时，加沙90%以上的工厂随之倒闭。加沙的电力供应大部分都来自以色列，但该地区电力缺口严重，2022年平均每天只有12小时的电力供应。开凿水井是加沙主要的水源获取方式，但因过度开采并缺乏修缮，加沙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且咸化，98%的井水达不到饮用标准。此外，加沙的农产品、纺织品等工业品出口严重受阻。2007年遭到更严格封锁后，每月最多只有100辆搭载出口产品的卡车能离开加沙，而此前每月平均可有2000辆卡车离境。以色列还曾以安全为由禁止在以境内和约旦河西岸销售加沙商品，而此前加沙85%的商品可出口到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
人口持续增长也为加沙经济带来沉重压力。加沙人口总数从2005年的140万增加至2022年的230万，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其人口将增长到480万。虽然加沙目前约2%的人口增长率相比上世纪90年代时已明显下降，但仍高于周边大多数国家，这与传统文化影响、妇女就业率低和哈马斯领导人支持生育等因素有关。然而，快速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严重短缺的工作机会之间的矛盾愈发显著。人口快速增长导致资源和住房紧张，但由于经常有房屋在冲突中受损，新建住宅数量远不能满足需求，很多加沙人不得不继续生活在拥挤或受损的房屋中。加沙有限的耕地也正因过度开发退化，难以供养持续增长的人口。
为应对以色列的封锁围困，加沙发展出颇具特色的“地道经济”，即在地下数十米处挖掘四通八达的地道网络，从埃及一侧走私工业品和生活物资。2009～2012年，加沙与埃及边界地下有超过1500条地道，经地道进行的走私贸易占加沙对外贸易的80%，该地区每年从“地道经济”中可获利超十亿美元。哈马斯也曾将“地道经济”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规范地道运营，2021年哈马斯宣称加沙已修建总长度超过500公里的地道网络。不过，由于地道频繁遭到以色列和埃及的打击摧毁，加沙的“地道经济”近年来已逐渐式微。
高度依赖国际援助
自2007年起，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逐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两地经济差距不断扩大。2007～2020年间，加沙GDP年均增长率仅0.8%，而约旦河西岸则是6.6%。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加沙人均GDP为1514美元，而西岸是5477美元；2015～2022年间，加沙失业率从34.8%上升至43%，西岸则从16.6%下降至13%。这主要是因为法塔赫对以立场相对温和，以方减少了对西岸的限制，且西岸在经济上与以色列高度融合，还发展出了一定经济自主性，其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以色列转交的代收税款。而加沙虽曾想发展以农业为中心的“抵抗经济”，但因其经济基础薄弱且受以色列多年封锁，最终大多数民众只能依赖国际援助度日。
加沙地带接受的国际援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向：一是联合国渠道。据统计，联合国在2014～2020年向加沙提供了45亿美元援助，其中80%通过近东工程处提供给该地区巴勒斯坦难民。二是以阿拉伯产油国为代表的外部国家渠道。2012～2020年，卡塔尔向加沙地带提供了超十亿美元援助。外部国家也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援助，后者会将部分援助转交加沙。每当巴以冲突升级，国际社会都会向加沙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例如2021年5月，在巴以冲突结束后，埃及和卡塔尔分别宣布提供五亿美元援助。中国也曾多次向加沙地带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然而，国际社会长期提供的援助未能促成加沙经济复苏。其一是因为大部分国际援助都以人道主义援助形式进入加沙，主要用于满足当地民众基本生活需要，且为避免援助流向哈马斯，很多国际援助的分配都需经以色列批准。国际社会为加沙提供的冲突后重建援助也存在资金到位不及时等问题，例如2008年的巴以冲突结束一年后，加沙工业和贸易领域只修复了约60%。其二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加沙的经济援助大幅减少。2008～2022年，加沙收到的援助金额从20亿美元减少至五亿美元。这一方面是因为联合国资金短缺，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停止提供资金后，近东工程处的资金缺口达到2.17亿美元。另一方面，受新冠疫情和国际油价暴跌的叠加影响，阿拉伯产油国对巴勒斯坦的援助明显减少，沙特在2021年甚至没有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其三，对援助的监管不到位滋生了严重腐败问题，这不仅导致大量加沙民众无法最大程度从国际援助中受益，还加剧了加沙内部的社会经济不平衡。
本轮巴以冲突已给加沙地带的基础设施、住房建筑等带来毁灭性打击，该地区未来重建或需数十亿美元，但加沙的经济问题显然不是依靠国际援助便可解决的。加沙如今的经济困境肇始于以色列控制时期形成的依附型经济结构，根源于自2007年以来面临的长期封锁围困，国际援助虽能缓和人道主义危机但难以刺激加沙经济增长。可预见的是，人口持续增长与注定被再次围困的命运，将导致加沙经济状况继续恶化。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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