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翻阅人类数千年来的历史,最让人吃惊的事件不是农业出现、不是发明文字、也不是发现新大陆,而是近三百年来欧洲国家的崛起。
论人口数量、商品产量,欧洲在近代以前完全落后于亚洲,甚至比不上非洲,但却通过大航海和工业革命,在短时间内以武力或经济征服了地球上大多数的地区,与此同时,发源于欧洲的思想和技术也随之传遍全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持续至今的冲击。面对风云变幻的近现代史,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底子薄、起步晚的欧洲,为何能迈着大步子快速走向世界中心?
关于欧洲的文明,有些人认为因为“先天禀赋”优越,其崛起“理所当然”,从希腊城邦开始,一直到罗马帝国,欧洲始终在构建自己的文化,低调积攒实力,等待一飞冲天的机会,当条件成熟时,一切都水到渠成。
然而,欧洲的崛起在历史大势中果真如此“理所当然”吗?希腊城邦并非原生文明,而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次生文明,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在游历埃及后,提出了“世界源于水”的水本体论,不难想象泰勒斯的思想受到了埃及人崇拜尼罗河的影响。
罗马帝国建立时,它的敌人恰恰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最终,罗马也是被这批人毁掉了。罗马灭亡后,欧洲蛮族无法产出足够的文化,于是出现了文明真空,所以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如果将文明的“先天禀赋”作为一种论据,来论述其后天的发展。那么,埃及和罗马比欧洲更有资格走向世界中心,然而这两个文明都湮灭了,何况与它们“隔辈儿”的欧洲。
曾有人试图用欧洲与亚洲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来解释前者的崛起。简单来说,欧洲代表平民化与自由的社会,亚洲则是等级制度混合集体主义的“异邦”,企图用这种简单的分类方式来说明欧洲在竞争中的先天优势。
不过,放眼十八、十九世纪时的欧洲,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社会,换句话说,有些欧洲国家能享受文明优势带来的好处,但有些则与当时的亚洲并无二致。这种发生于欧洲内部的差异情况,马科斯·韦伯(Max Weber)试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加以阐释,其大意为:新教所产生的伦理观念独一无二,有助于资本的累积与投资,盛行新教的西北欧如英国、荷兰则成为第一批资本主义化的国家。
这种理论的基调尝试从外部与内部的比较中,寻求一种欧洲在近代“理所当然”崛起的理由,但从思想逻辑上说,韦伯实际上采用了一种反推法,用理想取代了现实。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对此已有不同意见。
为了搞清楚欧洲到底做了些什么,从而走向了世界中心,我们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来分析。
将人类历史放在同一时间轴上看,在以第一产业(农牧业)为经济核心的时代,地处欧洲一隅的英格兰、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地狭人少,土地贫瘠,实在看不出有角逐霸权的资格。当时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外乎从粮食产量、人口数量来计算。
进入大航海时代后,即便跨国贸易为这些邻近大西洋的国家带来巨额财富,但是以国家整体实力来看,控制欧洲高卢平原且人口较多的法国才是欧洲唯一的霸主。
如果说西欧霸主是法国,那么东欧霸主则是控制广大平原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以及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实事求是地说,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一直到十七世纪末为止,贸易所带来的利润仍然无法弥补国力先天上的差距。
为了抹平与生俱来的劣势,西欧一些国家采取了在道义与伦理上完全站不住脚的生财之道。
著有《贸易大历史》的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stein)指出:从十八世纪开始,欧洲开始将非洲黑奴贩卖到美洲殖民地,从而构筑了欧、非、美三角贸易网。欧洲人载着小商品到非洲购买、抢夺奴隶,然后将这些奴隶运往美洲从事生产,最终将糖、烟草等运回欧洲贩卖图利。
这个贸易网所需的成本极低,但回报却异乎寻常的高,成为英国、荷兰等欧洲穷国翻身的资本。如果没有非洲供应廉价劳动力,没有美洲作为欧洲的生产腹地,欧洲难以快速累积资本,更别说将这些资本投入之后的工业革命。
简言之,欧洲崛起前的经济模式十分不光彩,抛却情感和道义而言,不得不说大西洋上的三角贸易足够有效,支撑起了欧洲崛起的经济基础。
欧洲在十九世纪所展现的“高效率”并非只在经济层面,政治体制上所采取的以国民为主体的方针,也使当时欧洲诸国在社会管理与军事动员上胜于传统的亚、非国家,从十八世纪流行的开明专制,到十九世纪的议会制,这些与亚洲相异的变革,将国家的政治目标由贵族逐渐转向全体国民。但是,这种转变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一种“天才的设计”。
有一些史学家认为,在开明专制时代,启蒙思想家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是推翻当时政治体制的革命家和旗手,相反,他们往往充当的是欧洲君主有效管理国家的顾问。他们大多出身平民,也没有跻身贵族的野心,他们的任务是打通国王和平民之间被阻塞的言路。
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诸国之所以广设议会,放在这种观点中看,就是让中下层百姓得以与统治阶层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让政府能适时调整政策以应对飞速发展的国家情势。
因此,启蒙思想标榜的“理性”或是“民主”,其实都是在实践成功后,才成为时代趋势,而不是反过来,因为有了指导思想,才开始实践。如果把这些东西当作价值观上的“理所当然”,我们可能就无法理解欧洲的“文明”从何而来。
以美国独立及法国大革命为例,这两者在过去的历史论述中,总是作为欧洲进入近代阶段的标志性政治事件,因此充斥着马科斯·韦伯式的解释,比如将两者视为西方文明争取自由、建立现代体制的基石,然而美国独立运动的起点并不高,最初是因为英国议会在没有殖民地代表的情况下,通过了增加关税的决议,导致北美人们愤而反抗。
法国大革命一开始也没打算推翻王室,没人想让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一般民众只是希望透过陈述理由,请求政府解决因农业歉收导致的饥荒与经济的持续下滑。
这两个事件并没有“预先设计”,基本可以断定为“意外”,就其结果来看,十八世纪末的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是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当时还没有美国联邦政府,各州在战争结束后只是回归自治形态。法国大革命结束后,拿破仑崛起反而终结了共和制度,开启了法兰西帝制时代,开起了“历史倒车”。由此来看,欧洲在近代的成功,仅从政治角度来说,完全是一种“实践”主义,一种因势利导的做法。欧洲对近代政治制度的巨大影响力,完全来自风起云涌的人民实践,而非“天才的设计”。
在走向世界中心后,欧洲并没有高枕无忧,形形色色的压力使其疲于应对,尤其是20世纪初,他们的制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由于经济的发展,资源和市场愈发紧张,欧洲各国之间开始互相敌视,由于国际间的竞争,民族主义开始抬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外侮的时候,国境内的人或许能团结一致,但国内资源分配与社会权利一旦出现问题,民族主义的脆弱框架就会失效。
比如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失利,就是因为奥地利既无法将当地群体纳入一体化的民族框架中,又不愿像匈牙利一样给予其自治权利,最终导致奥地利王储被愤怒的塞尔维亚人刺杀。
从这个观点来看,欧洲在十九世纪既享受着民族主义所带来的高度凝聚力,但同时民族主义也在各自国内产生压力,逼使欧洲王室们不得不下放权力,促使议会与地方逐渐掌控国政。
然而,即便国政开始扁平化,还是无法解决欧洲各国的问题。
此时,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排外性,加上工业化后需要市场倾销产品,使欧洲大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难以调和,终于因为奥地利王储的意外,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级大战,当时欧洲各国对于战争的态度却耐人寻味,人们对于从军参战这件事并不排斥,从微观视角来看,在工业化的社会里,人就像机器一样重复单调的工作,生活异常乏味,而大战的爆发让普通人找到了一种逃离单调生活的机会;从宏观角度看,当时各国政府普遍误判了战争的规模,决策者纷纷认为这仅是一场短时间的战争,没有人会想到战争会持续四年之久,更不会想到战争的惨烈程度超越了以往的常识。
战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规模的鏖战,其结果必定会摧毁旧的秩序,是一种“破”的行为,这体现在:
首先,战后欧洲一蹶不振,青壮年男性人口大为减少,劳动力严重不足。
其次,欧洲政治秩序洗牌,奥地利与奥斯曼两大帝国的解体,催生了众多东欧、巴尔干的国家,但这些新生的国家并没有缓解民族之间的冲突。
最后,美国登场,不仅成为欧洲最大的债权国,同时也毫不掩饰挑战欧洲霸权的企图。
所谓“破而后立”,有“破”就有“立”,战争结果的“立”体现在:
首先,女性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由于在战争期间肩负起男性原本的生产工作,女性从而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更多发言权。
其次,由于战争而产生的国家总动员体制,使得所有人深刻意识到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依存关系,此后政府的施政手段下探到了民间,更加注意民众的声音,这可以说是欧洲国家走向管理扁平化与高福利制度的因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再也不是世界的中心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离开了“主席台”,坐回了世界文明的“大圆桌”之中,与其他文明平起平坐。
在回顾欧洲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这一段“文明大冒险”时,不难看出,底子薄、起步晚的欧洲,自信地迈着大步走向世界中心,靠的就是两个法宝。在经济上,找出一条适合当时经济环境的利润最大化的致富之路,于十六世纪而言,那条路是三角贸易,于二十一世纪而言,这条路叫科技。在政治上,大胆地进行政治实践,构建一个充分释放人类创造力和精神动力的平台。当年这个平台叫议会,现在这个平台有各种表现形式。
文明之路又宽又长,岔路众多,欧洲走过了其中一条,后人没必要踩着脚印继续走那条老路,举目四望,还有无数条新路等待后人去走。
参考资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科斯·韦伯
《贸易大历史》威廉·伯恩施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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