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英）凯瑟琳·阿诺德
翻译：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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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一场可怕的流感席卷了整个世界，并最终造成了骇人的后果，至少5000万人倒在了它的魔爪之下。英国史家凯瑟琳·阿诺德在充分研究那个时期原始档案的基础上，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笼罩在流感阴霾下的世界，让我们走入流感中普通人的生活图景。凯瑟琳·阿诺德（Catharine Arnold），英国记者、学者，通俗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格顿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另有心理学学位。其作品另有《伦敦性史》、《大墓场》和《疯人院》。以下内容经授权选自《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第十二章“奈何不了流感”：作者:（英）凯瑟琳·阿诺德；译者：田奥；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年：2020-3
1918年6月，当西班牙流感的首波传染潮席卷欧洲，人们绘制了一些卡通形象和漫画，将之描绘成一个“西班牙女郎”。西班牙流感被定型成一个穿着黑色舞裙、披着头纱、拿着扇子、骨瘦如柴的骷髅头女士。这样一个如同恐怖生物的形象，其潜台词其实是指“西班牙女郎”宛如一个妓女，从不挑剔，可以一次性感染每一个人。“西班牙女郎”成了流感疫症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另一个标志则是口罩），她通常出现在政治讽喻画里，随着疫症的传播，被印在了全球无数出版物中。几十年后，“西班牙女郎”的迷人魅力丝毫不减，她的名号出现在了理查德·科利尔的杰出历史著作《“西班牙女郎”的瘟疫》（The Plague of the Spanish Lady）书名里。
“西班牙女郎”继续着她的全球恐惧之役，食品和药物制造商们则抓住了疫情这个潜在的商业机会。像奥克索牌浓缩牛肉和弥尔顿灭菌剂、杰伊斯消毒液和黑白狗威士忌这些受人敬重的专营品牌，也在靠江湖郎中和蛇油推销员打广告，它们都试图劝说绝望的公众购买自己的产品。除了非处方产品，惊恐中的老百姓还开始寻找民间方子，在自古流传的法子中寻找传统的安慰疗法，洋葱也好，臭阿魏（asafoetida，一种充满恶臭味的草药，历史上被用以治疗胸痛）也罢，还有鸦片。随着死亡率突然抬升，人们求生的欲望也愈加强烈，为了从可怕的死亡中拯救自己和心爱之人，任何事都值得一试。由于研发西班牙流感疫苗的尝试困难重重，医生们优先选择用其他方式来治疗病人，比如将病人暴露在恶劣环境中的“屋顶治疗法”，以及让英国公校学生服用高锰酸钾的实验。1918年，美国堪萨斯州莱利堡“西班牙流感”病房。从1918年初春无甚危害的第一波感染潮，到下半年几个月不断恶化、引来全球侧目的第二波感染潮，各种日报开始刊载越来越多与流感治疗相关的广告，医药公司也尽可能地利用读者的焦虑来吸金。从《泰晤士报》到《华盛顿邮报》，每一页都被连绵不绝的预防措施和非处方药广告占据。“流感！”一则广告带着赞扬福马明特保喉片的口气宣称，“在进入满是细菌的拥挤场所前，含上一片吧。”另一则广告宣称“由于西班牙流感是普通流感的升级版”，作为预防措施，读者须比平常服用更大剂量的通便止痛奎宁。对于那些已被病魔缠身的人，希尔氏阿斯卡拉奎宁镇定剂能减轻疼痛，琼斯医生牌镇痛油也能达到同样效果，后者起初被神神叨叨地称为“海狸油”，据说能有效克制咳嗽、化痰。报纸广告还激起了对维克斯达姆膏的需求——这种药膏至今仍十分畅销——广告宣称药膏即将售罄：艾利油宣称“通过置于鼻下嗅闻就能有效预防西班牙流感”，但它其实是个山寨产品；另外，莉迪亚·Ｅ. 平康著名的草药配方和哈尔的夏至草、焦油加蜂蜜配方，则是较为传统的治疗法子。随着“西班牙女郎”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日常家居用品突然被人们赋予了魔力。《诺丁汉日报》貌似明智地告知读者，“在肉料短缺情况下，奥克索能有效补充人体所需肉制品”；另有广告更详尽地宣称，奥克索“能强化人体免疫系统，以抵抗流感侵袭”。“一位医生”证实：一天两到三次，一次一杯奥克索，能有效提高免疫力，抵御疾病。它的提神和滋养成分能快速被血液吸收，免疫系统得到强化，以此抵御疾病攻击。我们都知道强壮健康的人能避免被感染，而营养不良的人则很可能患病，所以我们的目标必然是维持体力。对目前的社区来说，像奥克索这样的浓缩液态牛肉比以往更加重要，它能增进营养，保持免疫系统活力，由此建立强大的抵抗力，防止流感细菌的侵袭。如果奥克索没货，报纸则会推荐霍利氏麦乳精，“病中或愈后”都能享用。美国人还得知，在这段时间“多吃洋葱”是他们必须履行的爱国义务，这是“抗‘流感’爱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一张告示牌上写道：一位美国母亲将这个建议发挥到了极致，她给自己生病的女儿喂食用洋葱做的糖浆，然后将她整个人从头到脚用洋葱盖住。幸运的是，至少结果是好的，女孩康复了。尽管人们尚未弄清西班牙流感真正的感染机制，医生和非专业人士还是清楚治疗的关键在于避免接触细菌和微生物。因此，彼时的报纸广告表达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对个人卫生和群体卫生的偏执关注。随着西班牙流感入侵英国中部地区，《诺丁汉日报》给每磅要价9便士的戈萨奇斯牌洁净药皂打了个广告，推荐语说“医生要求”大家清洗地板、浴缸、浴室和马桶。“既能消毒，又能清洁。一物多用。”报纸还提醒读者“不用弥尔顿灭菌剂的家庭是不安全的”（它是灭菌解决专家）。在德比郡一所叫莱普顿的男子寄宿学校，校医用鼻烟在男孩子身上做实验，并将高锰酸钾倒进他们的喉咙里，这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常用作防腐剂，实验显然成功了：该校的感染率很低。治疗流感的传统医疗建议包括服用吗啡、阿托品、阿司匹林、马钱子碱、颠茄、氯仿、奎宁以及听上去难以置信的煤油，人们会把煤油滴在方糖上服用。民间方子随着这些药品一道兴盛起来。如果药店里的商品没能减轻症状，许多病人及其家属会试着使用更传统的治疗方法。南非有一个很流行的法子，把一大块樟脑放在一个包里，然后把包绑在病人脖子上。一个8岁的小姑娘以防万一，宣称自己把樟脑包挂在脖子上是“为了赶走德国人”。这种方法广泛流传，半个多世纪后，南非一家养老院里一位曾熬过1918年大流感的老妪拒绝为抵御1969年香港大流感接种疫苗。她固执地说：“不用给我打。我还留着樟脑包呢。”在北卡罗来纳州，小丹·通科尔在自己脖子上戴了一包臭阿魏，因为人们相信臭味浓缩物能保护他不受疾病侵扰。丹回忆道：“真是快把我臭死了。人们认为臭味能杀死细菌，所以都戴上臭阿魏包，闻起来就像腐烂的肉。”在费城，有人用树皮和硫黄给哈丽特·费雷尔擦拭身体，还逼着她喝下药草茶，吃下滴了松节油或煤油的方糖。哈丽特也被要求戴上臭阿魏包，但她挺豁达：“我们闻着臭死了，但随便吧，其他人闻着也一样臭。”罗伯特·格雷夫斯家的“威尔士吉卜赛”女佣有一种更不同寻常的预防措施，包括“将一只蜥蜴腿放在一个包里，绑在脖子上”。这种方法似乎卓有成效，因为她是格雷夫斯府上唯一一个没患西班牙流感的人。在南非，还有一种治疗“不愈之病”的传统疗法，就是将新近杀死的动物尸体放在病人的胸膛上。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孩，在他身后的海报上写着“所有剧院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传统方子的大获成功其实要归功于安慰剂效应，但我们不可能次次都跟进疗效。在犹他州的梅多镇，威廉·雷伊被任命为这个镇的卫生长官，他每天都骑马挨家挨户、一个农场接一个农场地检查居民情况，看有谁生病需要帮助。一天早上，雷伊在镇执法官乔治·布什内尔的陪伴下，骑马去一群帕万特印第安人的住处检查，他们是犹特部落的成员，在离城镇6英里（约9.7千米）处的大峡谷边缘安营扎寨。流感已经侵袭了这个营地，雷伊和布什内尔惊恐地发现印第安人正依照传统习俗围坐在死者周围，大声歌唱，希望死者升往“极乐猎场”。雷伊和布什内尔将尸体移至单独的帐篷内，他们将帐篷缝起来，直到尸体可以下葬才重新解开。然后他们开始关心起活人。“印第安人在呻吟，‘药，药，药’。但巫医本人也病了。雷伊和布什内尔询问酋长（酋长也病得很重，几乎无法说话）他们能否从梅多带些药过来。”梅多唯一的医生也感染上了流感，所以雷伊只好去拜访当地的“神婆”玛莎·亚当斯老妈妈，亚当斯给了他一些草药，包括苦薄荷，这种草药常被用来祛痰，一直以来都是传统的退烧药材。雷伊把苦薄荷带回家，用5加仑煮衣锅炖煮，还加了些配料，包括培根——人们相信在脖子上缠一片培根能治疗嗓子痛——以及其他可能有帮助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煮熟，闻起来、尝起来都有一股药味儿，我们还放了许多蜂蜜，让它更适口些，”雷伊的儿子李回忆道，“然后我们把它装瓶，还贴了个标签‘流感药’。这当然不是真的药，但它能让病人好受些，因为他们会以为这就是药。”这些药被送往营地，小李在安全的距离外远远瞧着，印第安人饮下了药水，男人们开始挖坟。李和父亲没能知道这药到底有没有效果，因为帕万特印第安人一恢复体力，就马上拆掉帐篷迁走了。“他们很害怕，于是就这样走了，”李说道，“我不清楚他们去了哪儿。”其他的传统方子在南方腹地十分流行。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家卫理公会医院的负责人推荐了一种用苦艾做的被子，将苦艾夹在被套里法兰绒各夹层之间，以热醋浸之，再覆于患者胸口上。新奥尔良的一些居民则向巫毒教求助，用巫术对抗西班牙流感。他们使用的东西包括“从白鸡羽毛到左脚鞋子上的闪亮钻石等任何事物”。其他的巫毒方子包括一天施咒三次，同时蘸醋在脸上和掌心搓揉，念道：“酸醋啊酸醋——驱疾赶病吧。”对感冒和流感来说，威士忌永远是一个传统的好法子，流感疫情期间，美国的威士忌价格暴涨。在丹麦和加拿大，人们须通过医生开处方才能买到酒；在波兰，白兰地已被视为具有高度药用价值。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一个猛士认为迅速连饮14杯杜松子酒能治疗西班牙流感。这种实验的结果无人知晓，因为就算病人康复，他肯定也全然忘记了这一治疗过程。在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协会声明，“酒精只会带来灾难”，但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结论。伦敦萨伏伊酒店的酒吧招待调制了一种新鸡尾酒，用了威士忌和朗姆酒，并将之命名为“起死回生”。来自剑桥郡威斯贝奇的士兵约翰·弗鲁尔就把自己的康复归功于威士忌：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医生）问妈妈我平常喝不喝威士忌，因为如果我不适应这种烈酒，初饮便会刺激身体产生应激反应，会让病情发生转折。那天晚上我灌下半杯威士忌，不出几分钟，我的嘴巴和鼻孔便冒出黑血。从那时起，我逐渐康复，虽然缓慢但卓有成效。在全球性的西班牙流感恐慌中，许多人相信空气都已经有毒了。意大利席特尔诺的一个女人将她的房子整个密封起来，封得太严实了，把自己闷死了。犹他州梅多镇的李·雷伊也记得有户人家把房子密封了。他们把钥匙孔塞住，把窗户堵严实，甚至把火炉的点火口都封死了。罗伊·布林克利的父亲是弗吉尼亚州马克斯梅多斯市的一名佃农，他认为在疫情期间，新鲜空气是致命的，便把自己的妻子和4个孩子锁在一个房间里，并将房间密封。这一家子围坐在烧木材的火炉旁边，一坐就是7天，直到火炉把房子点着。他们全家人逃出屋子在菜园里躲避，直到这时布林克利还是深信新鲜空气会要了他们的命。罗伊这一辈子一直都记得那天新鲜空气突然涌入肺里的感觉，以及眼前出现的浴盆那么大的卷心菜。然而，全家人到室外没几天，病就痊愈了。许多医生相信新鲜空气不仅不致命，反而对病人的康复至关重要，能将病房里的污浊传染物赶跑。约克郡哈利法克斯的一名医生用一根擀面杖敲碎了窗户，他报告称那些喘不过气的病人立马就开始康复了。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一名医生选择在帐篷里治疗病人，这些病人全部痊愈。在意大利米兰的马焦雷医院，那些因为病房紧缺而不得不在院子里接受治疗的病人反而比病房里的同伴好得更快。在伦敦，伦敦医院的莱昂纳德·希尔医生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在室外睡觉，他认为冷空气能促进血液循环，让身体排出毒素。纽约的罗斯福医院采用了一种充满争议的疗法，医院将孩子们放在屋顶上，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呼吸新鲜空气，用屏风挡住风，随后再让他们抱着热水袋上床休息。尽管一般民众认为这种疗法简直荒唐，但马萨诸塞州的6家医院有样学样了。在1918年10月初，波士顿的路易斯·克罗克医生在科里山上建立了一处治疗社区。病人在帐篷内接受治疗，靠包在报纸里的热砖块来取暖，医护人员把报纸当作填料来制作面罩。这个社区的成果似乎是喜人的：351个病人中仅有35人病死。与波士顿各个医院里动辄一半病人死亡相比，确实不错了。1918年，美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搬运流感受害者。
一直在研究战壕热的威廉·拜厄姆医生被急召回英国，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的一家医院里治疗流感病人。病房里挤满了病人，太平间的每一个隔间都堆满了尸体，因为已经没有多余的木料可以用来制作棺材了。许多病人是因肺炎过世的，尸体呈现特别明显的发绀性蓝紫色。这天，新送来的一个病人同样出现了“肺炎的可怕症状”以及发绀症状，医生们认为他也活不成了。据拜厄姆说，医护人员“从未见过呈‘蓝色’的肺炎病人能够活下来的”。另外，这个病人还是个酒鬼。拜厄姆劝说与这个男人分居的妻子过来探望，她十分不情愿，因为两人已经20年没有见面了，她当然也无意“让丈夫再将自己拥入怀中”。拜厄姆不得不让病人的妻子相信丈夫已经跟死差不多了，她才愿意过来。病人的妻子一到，便发现分居的丈夫肤色变成了深紫色，呼吸困难，脉搏微弱。为了给病人供氧，拜厄姆将两支空心针插入他胸部的皮肤，并将之连到巨大的氧气瓶上。那晚，值班护士睡着了，很可能是被病人的需求弄得筋疲力尽，也可能是她刚刚注射过的牙齿麻药的遗留药效作祟。无论是何原因，护士一定是睡着了，不小心向前滑到了氧气流量调节阀上，因为当她醒来时，发现氧气瓶完全空了。至于病人，已经看起来像个完全膨胀的气球了。他的皮肤鼓鼓的，身体里全是氧气；甚至连眼皮都肿了，闭得紧紧的，用手指都掰不开。给他的身体任何一个部位施加压力都会产生一种爆裂的感觉，就好像用手指紧紧按压柠檬海绵布丁一样。护士并没有掩盖发生的事情，而是泪流满面地向主管这层楼的护士长汇报。针管造成的这种情形是空气外漏所导致的“皮下气肿”，在这个例子中，罪魁祸首则是皮下组织里的氧气。令人惊叹的是，病人熬了过来，而且没多久就出院了。拜厄姆得出结论，在强压之下输送氧气，能将氧气施放到病人的血液中。整个事件中最不满意的恐怕就是病人的分居妻子了，她完全不能接受丈夫活下来的事实，并且控诉拜厄姆欺骗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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