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解决这四个问题，决定了欧洲防疫走向！

思响哥荐

近年来，“欧洲已经衰落”的声音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时隐时现。但“欧洲优势依然存在”的观点始终未能失去众人的认同。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经济遭受了巨大冲击，还使得欧洲社会陷入“恐慌模式”。欧洲能否继续延续优势，以及如何继续延续优势等话题，随之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

今天，思响哥推荐阅读《人民论坛》杂志文章，解析欧洲防疫的4大困境和问题。

核心观点

问题一：认知能力，令人费解

1、意大利由于初期对疫情重视程度不够而导致疫情在全国范围内暴发。

2、德国的相关举措大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特点。

3、在英国，三月中旬之前的政府基本处于“坐视”状态。

问题二：“裹足不前”的执行能力

在欧洲国家中，中央政府制定的防控疫情的战略方针和措施等，大都需要经过相对漫长的观察调研、沟通调解、修改完善等诸多程序方可安排落实。

问题三：“彼此伤害”的利己排他理念

随着疫情的蔓延，欧洲大家庭成员为了各自利益做出的“彼此伤害”的单边主义动作，让“欧洲团结”的蓝图一时之间流于空谈。

问题四：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两难选择

1、事实表明，因其引以为傲的 “自由”、“民主”特质所引发的诸多治理问题，已经超出其制度本身所能解决的程度。

2、即使大疫当头，人们依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习惯等置政府的建议、呼声于不顾。

来源 | 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rmltwz）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 泓

1. 令人费解的认知能力

事实已经告诉人们，意大利由于初期对疫情重视程度不够而导致疫情在全国范围内暴发。因政府应对不当而引发的“超级传播事件”、社区聚集性传染、大规模群体性活动、民众心理轻视等问题的出现，已构成意大利“沦陷”的基本前提。

至三月下旬之前，德国的相关举措大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特点：

德国卫生部长施潘在二月底之前不止一次公开强调，病毒在德国境内对健康构成的风险依然较小，德国做好了应对疫情发展的准备，无需关闭边境或者限制入境，以及无需取消大型活动、封闭感染地区。

当疫情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迅速蔓延，德国的感染人数随之日益增多之时，德国的决策层于是陷于慌乱之中。

在英国，三月中旬之前的政府基本处于“坐视”状态。3月9日，唐宁街发言人表示，虽然政府承认病毒将以“重大方式”传播，但是尚未考虑实施“社交疏远”措施。

直至看到意大利、西班牙的疫情几近陷于失控状态，英国政府才着手组织讨论应对疫情的方式方法——建立在“群体免疫”理论上的“延缓战略”。即以6500万英国人中的大约60％需要被感染，大约1％被感染者将可能死亡为代价，使社会具有所谓免疫力，并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对重症患者的救治。

此方案一经公布即招致质疑、怒怼甚至嘲笑，被一些媒体戏称为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杰作”“零措施”。

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主编霍顿称此举为“用公众健康玩轮盘赌”。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亚沙雷维认为，在新冠患者死亡率和感染者体内抗体存续时间尚未确定的条件下，此举可视为“无力回天”的借口。

直至3月18日，首相约翰逊才在媒体招待会宣称，英国要以备战状态应对新冠疫情。英国政府在疫情发生后所采取的“不温不火”的应对疫情策略，已引起世界热议。英国首相约翰逊曾对相关的质疑声音给予了辩解。他表示，英国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是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无先例可循。

至于，“无先例可寻”是否可以作为“铤而走险”的依据，相信自有公论。

2. “裹足不前”的执行能力

欧洲国家政府执行力的有限性因此引起世人的种种担忧。

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在内的欧洲国家，中央政府制定的防控疫情的战略方针和措施等，大都需要经过相对漫长的观察调研、沟通调解、修改完善等诸多程序方可安排落实。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权力与州权力以宪法形式进行区隔并达成平衡。不同级别的城市享有不同的行政权。

以德国为例，作为联邦制国家，德国各联邦州拥有除外交、军事等领域外，包括公共卫生和医疗等众多方面的高度自治权。松散的联邦制可以让医疗资源相对均衡分布，对防控疫情具有诸多助益。

但是，检测机构的庞杂降低了联邦卫生部掌握国家相关信息的速度，各地享有的财政自主权也减弱了由中央到地方的整体调动能力。包括总理默克尔和卫生部长施潘等在内的主副高级官员，因此只能向民众发出防控疫情的相关“建议”。

一些市、镇等地方行政单位，很难被说服来遵守这种“建议”。欧洲国家此类“分权体制”所具有的种种“劣势”，无疑使得政府面对疫情所施展的执行能力，呈现出“裹足”运作的状态。

3. “彼此伤害”的利己排他理念

在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下，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是欧洲前行的两个“巨轮”。作为利己排他、强调本族利益至上的人类共同体，它在完成其内部整合的同时，也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猜忌与隔阂。

随着疫情的蔓延，欧洲大家庭成员为了各自利益做出的“彼此伤害”的单边主义动作，让“欧洲团结”的蓝图一时之间流于空谈。疫情当头，欧洲诸国纷纷着手“各扫自家门前雪”，而对“他人瓦上霜”则做出了“无暇顾忌”的姿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信念被践行得昭然入目。

当意大利因疫情肆虐发出求救呼声时，欧盟兄弟竟无一伸出援手。

在瑞士进口的消毒水等医疗物资被意大利、德国扣留的同时，法国出台了征用口罩的行政命令，德国颁布了紧缺防疫物资出口禁令，意大利也开始宣布禁止防疫物资出口。

为防止疫情在本国的扩散，《申根协定》成员国不惜冒“协定”之大不韪，踊跃投身“关闭申根区边界”以求自保。

在财政领域，德国等欧洲富裕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采取的举动，也开始削弱其他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财政刺激”推动欧洲经济复苏的希望。

在德国，尽管经济学家和民间机构呼吁德国政府尽快出台刺激措施，但是政府领导层为履行“不将多年积累的盈余浪费在不必要的刺激上”的承诺，不断采取拖延措施，财政刺激计划迟迟未能出台。事实上，此举进一步加大了欧洲央行的政策压力，阻碍了欧洲经济复苏，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欧元的影响力。

4. 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两难选择

在个人主义得到“极致发展”的欧洲，即使大疫当头，人们依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习惯等置政府的建议、呼声于不顾。

在英国，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伦敦，仍然有部分人未能遵从政府提出的“避免社交接触”的“社交疏远”建议。在意大利“封城”后，水城威尼斯民众则群起抗议政府封停狂欢节的举措，等等，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出于“公民社会建设需要”，仍不顾加剧集体传播的风险，放弃制定和实施对轻症疑似者进行检测、“戴口罩”等防控措施，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防控疫情持续发展的难度。出于保护公民个人隐私的需要，欧洲国家政府无权将确诊患者的行动轨迹公布于世。

新冠病毒的肆虐，已成为对欧洲社会治理能力的一场检验。

• 在当下的欧洲社会中，到位的防控措施如何界定？

• 政府是否有能力像中国一样高效地抗击疫情？

• 在“欧洲大家庭”中，欧洲社会的政府机构、民意代表、医疗体系、经济体系等能否采取必要的、统一的行动抗击疫情？

接踵而至的问题，至今尚难以寻得明确的答案。

通过透视疫情肆虐下欧洲的林林总总，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欧洲的优势可以延续的时间和程度均具有诸多的不确定性。

面对新冠疫情，欧洲社会上下需要共同关注在全球化新时期的治理实践变革中“大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是欧洲可以在困境中延续优势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