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与国别研究在中国是新兴的学术领域,它具有自身的特点;欧洲研究以欧洲为研究对象,在本质上属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术范畴。经过几十年努力,中国的欧洲研究成果不少,但也有不足。最大的不足是对自身的定位不够清晰,未能按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要求规划发展。今后的欧洲研究可以在四个方面继续努力:（1）把研究范围扩展至整个欧洲,而不是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国';（2）把自身建设成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形成多学科的协同合作,而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学科的介入;（3）提倡深入实地,做'田野工作',下沉到研究对象国的文化社会底面,而不仅仅依靠书本;（4）要掌握研究对象国的当地语言,而不仅仅以英语为工具。欧洲研究要注重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自觉为国家的需要服务。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教授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博士后
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它的讨论还主要集中于“国外研究现状”和“中国如何开展”这两大主题上。欧洲研究如何开展，是否应纳入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框架内进行调整，便成为欧洲研究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
欧洲研究是全面的研究
欧洲研究属于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范畴，它的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及欧洲各国。其研究内容包括与欧洲及欧洲各国有关的所有问题。
最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可以追溯到欧洲对殖民地的研究。二战后，美国将对外研究拓宽整合，正式发展为区域与国别研究，旨在为制定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学术支撑。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就这样出现了，并很快在欧美国家流行，其中以美国最为活跃。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把中国推向世界，中国迫切需要了解和观察世界，以便更好地发展自己和服务于世界。区域与国别研究也在中国兴起。
在这个背景下观察中国的欧洲研究，其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性质就很清楚。它的目标是了解欧洲、看懂欧洲、研究欧洲和分析欧洲，为中国的“欧洲认识”提供学术积累，从而为中国各领域开展涉欧工作提供政策参考。为此，全面了解和尽可能多地认识欧洲就是欧洲研究的第一个目标。
全方位研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理范围全覆盖；二是研究内容全覆盖。地理全覆盖，意味着将欧洲的所有国家和所有地区涵盖在内；内容全覆盖，意味着要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环境、历史、民族、艺术、体育、民俗和民风等都作为研究课题，对欧洲进行全方位的了解。
目前的欧洲研究还做不到全面覆盖，原因是欧洲研究尚待成熟。回顾欧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人们翻译了许多书，以借鉴欧洲列强成功的经验。（2）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欧洲的研究日益增多，分布在不同领域。“文革”前，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国家的外交工作需要，帮助国家了解国外的动态走向，其工作的很大部分是翻译各种文献。（3）改革开放后，真正的研究工作得以开展，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一批新的研究机构也建立起来。
在此需要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任所长陈乐民先生首先提出了“欧洲学”的概念，倡导建立中国的欧洲研究学术领域。在他看来，欧洲不仅是个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文明、人群和认同观念等；研究欧洲应将“文明”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二者间的联结点是历史。在他的带动下，20世纪90年代的学者们对“欧洲学”的特点和任务进行讨论，指出其“兼有资料性与学术性、浅层性与深层性、单学科或单视角性与多学科或多视角性”；研究内容应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研究方法“可以通过更多的运用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就上述这些内容而言，已经很接近区域与国别研究意义上的欧洲研究了。
但迄今为止这个目标并未实现，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认识方面的原因。历史原因在于：当中国的欧洲研究起步时，欧盟向中国学术界提供大笔经费，资助各高校建立欧洲研究中心。欧盟的资助限定了各中心研究工作的重点是欧盟，这就把欧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大大缩小了。
即便针对一个个欧洲国家，人们的注意力也只集中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几个大国。如此误区是由我们的知识结构造成的，而知识的缺乏又是因为长期的忽视形成的。如果说在过去封关自闭、不通有无的时代尚可理解这种现象，那么在中国走向世界、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现在就不可忽视了。
除了这种地理上的“瘦身”，内容方面也出现分解，这和中国的学科体制有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学术研究蓬勃发展，学术成果也时时涌现，其中有许多与欧洲有关。但这些成果分散在不同学科中，由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完成，一个完整的“欧洲研究”就被拆散了。人们的主要关注力落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上，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尤其是和中国相关的国际关系的现实需求大。不过，“国际关系”这个表象背后的因素确实太多，如果不把那些因素都尽量了解和考虑在内，“国际关系”是看不懂的。欧洲研究需要有一个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定位，应该而且必须是全面的研究，在学科边界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承认它的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并且向这个方向发展。
欧洲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
跨学科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显著特征，它打破了以学科分割为基础的知识体系，构建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全面认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助多学科的力量，共同开展全面研究。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欧洲研究”应该是一个跨学科、多学科的领域，通过跨学科、多学科的工具达到对欧洲的全面了解。但遗憾的是，目前多数人将“欧洲研究”理解为与欧洲有关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而这两种研究在中国现行学科体制中都属于政治学，由此，“欧洲研究”就变成“欧洲政治研究”了。
这种理解上的偏差表现在论文发表上，有学者对2003-2007年国内权威刊物《欧洲研究》刊出的384篇文章进行统计，发现大多为政治学论文。其他刊物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后来逐渐改变，但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普遍把区域与国别研究看作政治学研究，这就大大缩小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范围。
以上事实不说明其他学科学者不研究欧洲问题，相反，像历史学、哲学、文学这些学科，一直在开展与欧洲或欧洲国家有关的研究，但在中国的学科体系里不被认为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一部分。人为的和体制的因素将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欧洲研究缩小为政治学研究，可见我们需要对“欧洲研究”做学术定位。
那么“欧洲研究”的学科边界在哪里？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欧洲研究包括对欧洲和欧洲国家一切问题的研究，因此也就包含了各学科对欧洲范围内各种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就学科属性而言，分属于各学科如历史学、哲学、文学和教育学等，但它们又都属于一个跨学科的共同领域即“欧洲研究”。只有把“欧洲研究”理解为对欧洲（及欧洲国家）的全面研究，才能真正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意义上建立起“欧洲研究”。这个目标有待于几乎所有学科的共同努力。在跨学科的框架下，各学科的学者彼此合作，共同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对欧洲进行全面的研究，可以取得超乎想象的成果。同时，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相互交流中受到启发，会在本学科的研究中加入其他学科的思想与方法，从而丰富了本学科的内容。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研究欧洲，却只有一个共同点，即研究的对象是欧洲，这就是所谓“欧洲学”。所有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欧洲知识体系，这就是 “欧洲研究”。
欧洲研究要深入实地
深入实地进行研究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所谓深入实地，就是到研究对象国长期生活，下沉到社会中间，去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文化人心。实地研究意味着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人需要具有在对象国长期生活、工作、学习和交流的经历，能够直观感受对象国的方方面面，能够对当地人的思想与生活拥有深刻的理解，对某些特定的问题进行“参与式观察”。
实地研究在西方早期对外研究中就被高度重视，18、19世纪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研究以及二战后美国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他们长期在对象国生活和工作，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方法，对对象国的文字、文献、文明进行研究，努力用“他者”的眼光观察“他者”，体现了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我者”对“他者”的研究优势，而这种优势只有通过深入实地做研究才能获取。
以此观察中国的欧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实地研究方面已经取得可喜进展。目前从事欧洲研究的人，大多能在国内外各类资金的赞助下前往对象国生活和工作，通过查找资料、访学、交流等各种形式，对对象国进行直接的观察，甚至做“田野”考察。
不过出于各种原因，实地研究仍是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特别欠缺的一环。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能够获得出国做研究的机会，但其中以短期居多，长期的浸入仍然很少，下沉到社会底面的就更为稀少。
因此，未来的欧洲研究应该加强实地研究。它不仅有利于更加真实地认识对方，还能将“我者”的立场与“他者”的立场兼顾起来，通过二者之间的对话，产生重大学术成果，并充分发挥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现实关怀作用。
如何加强实地研究？首先要改变人们对实地研究的认识，充分意识到实地研究的重要性，自觉追求实地研究。是理论来源于事实，而不是事实来源于理论。实地研究就是对事实的考察，没有实地研究，就很难判断事情的真伪。
其次，加强实地研究也是欧洲研究的真切需要，缺少实地研究，则很难将研究做深入。当前，全球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关于“国家”“地区”“民族”等的看法，欧洲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并继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才能体会到。
总之，实地研究是把区域与国别研究做深、做扎实的必由之路，也是产生原创性成果和有影响成果的根本路径。未来的欧洲研究一定要通过实地研究开创新的局面，产生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欧洲研究要有语言基础
语言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本要求，掌握对象国语言是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功。此外，因为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所以英语又是所有欧洲研究的共同“外语”。
从语言能力看，中国的欧洲研究显然强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因为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一直是中国高校的“外语”语种。所以要求研究者用这几种语言研究相关的对象国，并非不可能做到。即便如此，目前中国的欧洲研究（其他的地区研究也是如此）仍存在语言与研究分离的情况：有语言专长的人不进入国别研究，而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人缺少对象国语言基础（英语除外）。
即便对意大利、西班牙这些西欧重要国家的研究，现有大部分论文仍以使用英文文献为主，很少使用对象国文献。这意味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英美等国学者的成果，而使用的文献基本上属于二手资料。且不论这些文献经过一次语言转换是否准确或是否被筛选过；仅从研究倾向方面说，是很容易受到（甚至摆脱不了）那些二手资料的影响，因此很难做到客观与真实。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要为中国服务，而建立在英美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很难达到这个目标。
这一局面的形成与中国国情背景下的外语教学及区域国别研究发展有关。从19世纪末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外语”以来，英语一直是主要外国语，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几乎把‘外语’等同于‘英语’”。虽说德语、法语和俄语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学习和教授，但都被视为“小语种”。进入大学涉外领域学习的学生，一般只接受英语训练，鲜有学习其他语种的。外语系学生，如果专业是德语、法语和俄语等，其学习课程差不多就是“语言文学”，鲜有涉及其他领域的。如此就把语言学习与国别研究分离开了，学语言的不做国别研究，做国别研究的只用英语进行研究。加之中国长期不重视那几个“大国”之外的“小国”，所以“小国”语言始终没有被提上教学议程。造成的结果是，就欧洲研究而言，英国研究基础最好，研究相对更深入；德国、法国、俄罗斯次之，研究成果还比较多；至于其他欧洲国家近乎属于“空白地带”了，如此现状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前文提到欧洲研究应该是“全覆盖”的研究，之所以尚未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和语言能力有关联。所幸的是，国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近几年来，国家主管部门已要求相关高校对世界各国通用语言进行“全覆盖”，在这个要求指引下，中国的外语能力可能会有几何级提升。
我们希望看到语言与研究的有机结合，其关键在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区域与国别研究应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培养专门的人才，如欧洲研究，从研究生层面开始培养，一开始就把语言训练和专业学习结合起来，使其在学习阶段就能同时掌握两方面能力。这种培养模式在欧美国家早就有了，我们可以借鉴。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做一些调整，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培养。就区域与国别研究而言，专门的人才培养已经刻不容缓。
总之，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欧洲研究，未来需要向四个方面努力：（1）明确全面性的研究定位；（2）调动多学科的学术力量；（3）树立实地研究的方法路径；（4）使用对象国的语言工具。需要注意的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充分发展应建立在专业研究队伍的基础上，没有专业人才的支撑，以上四个方面都很难做到。因此，欧洲研究从现在起就要着力培养相关人才，根据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要求与规范，培养目前还缺乏的专业人才。
本文原载于《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编辑：王俊；张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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