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小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长期以来，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的“第二次论战”存在误解，实质上这场论战围绕如何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化概括展开，“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信奉者分别构建了不同形态的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是一种哲理性思想，它由一系列有关国际关系且彼此间密切联系的普遍性命题构成，其重点是展示对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哲理思考；“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是一种简洁的理论模型，它由一整套彼此联系且清晰扼要的假说组成，其重点是揭示特定研究领域的组织原则和内在逻辑。两种形态的理论各有特殊价值，难以相互取代。“科学路径”在理论构建过程中离不开“经典路径”的思维工具，这有助于破除以单一的实证主义标准来衡量理论合理性的观念。
关键词：国际政治理论；经典路径；科学路径；国际关系理论；第二次论战；学科史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门以理论构建为主要导向的学科，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提供了有助于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实践的分析框架，而且是展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基本态势的一个重要窗口。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往往以大论战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比较著名的论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典路径”(classical approach)与“科学路径”(scientific approach)的论战；冷战结束前后发生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的论战。虽然这些论战的具体议题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参与了这几次论战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试图通过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属性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进行讨论，探明研究国际关系的合适路径，进而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方向。
在现代国际关系学科史上，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英国学派”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教授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之间的“第二次论战”(“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论战)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这场论战在当时进行得不够彻底，以及论战双方使用一系列关键性概念时存在明显歧义，学界对“第二次论战”的认知存在许多误解。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回到“第二次论战”的原始文本，对论战的核心问题加以说明，并通过对既往研究的梳理，澄清论战的本质。确切地说，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的“第二次论战”真正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理论的构建路径，“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代表了两种对国际关系实践进行理论化概括的方式。虽然卡普兰是论战的直接参与者，但是“科学路径”的理论观直到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出版《国际政治理论》后才得到系统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沃尔兹才是与布尔在同一层级上就理论化路径问题进行对话的学者。
对“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代表人物重要文本的研究将揭示出两种路径所体现的理论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含义是什么？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如何影响了理论的形态？构建理论依赖何种思维方法？理论服务于怎样的目的？按照“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和地位，无法相互替代；而“科学路径”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将历史上那些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思想作为其构建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来源，离不开对“经典路径”思维工具的运用。20世纪70年代后，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逐渐占据了非常明显的优势，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第二次论战”，有助于破除那种将实证科学标准作为衡量理论合理性的唯一标准的理念，从而正视“经典路径”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意义。
一、“第二次论战”的本质
在现代国际关系学科史上，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论战”是在“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两者间展开的，这场争论的核心是究竟采取哪一种路径才能够构建出更好的国际关系理论。由于这场争论当时进行得很不彻底且双方在一些关键性概念上存在明显歧义，国际关系学界迄今对这场论战的认识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国内学界的主要问题在于将论战简单化，将这场争论简单地归结为历史研究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争论；国际学界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将这场论战哲学化，重点关注这两种路径的认识论基础，但却忽略了导致这场论战的实质性问题。“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争论，是对国际关系实践进行理论化概括的路径之争，赫德利·布尔和肯尼斯·沃尔兹的理论观是“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立场的最典型的代表。
拥有独立理论是一个学科进入成熟状态的主要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关系研究者的独立意识和学科自觉的不断增强，许多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尤其是英语国家的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理论构建的领域，希望通过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及不断进步来增强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地位。在此背景下，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中形成了两种日渐分明的构建理论的途径：一种是“经典路径”，这派学者力图按照传统思想史研究的方式来构建国际关系理论，其具体理论形态主要表现为一种有关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哲理性思想；另一种是“科学路径”，这派学者不满足于传统的理论构建方式，而是试图将(科学)实证主义者倡导的那种已经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构建(自然科学)理论的路径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以期最终构建出一种能够揭示国际关系领域普遍规律的理论。
基于对科学主义的坚定信仰、美国在战后世界的领导地位及学界与政界密切互动的制度条件，美国学界率先出现了一批主张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从事政策研究和理论构建的学者，“科学路径”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主导性的理论化路径。相对美国而言，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政治、文化和制度的环境上有很强的独立性，“科学路径”在战后英国学界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这也使那种坚持以“经典路径”来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传统在英国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英国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随着“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之间的分野日趋明显，两种路径间最终发生正面交锋：1966年，布尔以《国际关系理论：为经典路径辩护》一文率先提出对“科学路径”的批判，卡普兰随后以《新的大辩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一文进行回应，这场交锋后来被称为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的“第二次论战”。
“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论战虽然在国际关系学科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但学界针对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却一直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按照布尔的界定，“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是指对国际关系(实践)进行理论化的两种不同路径，即争论的核心在于什么是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路径。由于这场争论当时进行得很不彻底且双方在一些关键性概念上存在明显歧义，导致国际关系学界迄今为止对这场论战一直存在两种较常见的错误认识：一是将这场论战归结为研究方法之争；二是将这场论战归结为两种认识论立场之争。国内学界的主要问题是误解了这场论战的本质，即把理论的两种构建路径之争当成是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之争；国际学界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将重点主要放在对这场论战的哲学根源的考察上，因而往往忽略了这场论战的核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往往将“第二次论战”简单归结为具体的研究方法之争。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这种争论往往被进一步简化为以历史研究为代表的传统方法和以数据分析为代表的科学方法间的争论，在此过程中，“研究方法”与“方法论”还被有意或无意地作为某种同义词互换使用，进一步将这场争论概括为“方法论”之争。这种理解有两方面问题：首先，这种理解混淆了理论化路径(approach)与具体研究方法(method)的区别。理论化路径着眼于对国际关系进行必要的抽象和概括，其目的就是为理解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一幅相对简明的地图(即理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具体研究方法则是指研究者围绕具体的研究对象采取的组织材料和分析材料的技术，所选取的技术受到研究对象性质的制约，这种技术通常也经常发生变化。具体研究方法包括(但远不限于)调查法、实验研究法、文本分析法、测量统计法等；其次，这种理解还混淆了“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区别，两者并不等同。方法论是具体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逻辑(logic of inquiry)，探讨方法论的目的是揭示研究的思维过程，从而为研究扫除障碍。因此，方法论不是研究方法的综合，不能直接应用于具体的问题，而是一种对研究逻辑的澄清。由于分类标准不一，方法论具有丰富内涵，例如，从获取认识的思维方法的角度，可分为整体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holism)和个体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从实证主义推论逻辑角度，可分为描述性推论(descriptive inference)和因果性推论(causal inference)等。
国内学界之所以将“第二次论战”理解为方法论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学界的影响，因为有许多西方学者在概括这场论战的两种立场时都使用了“方法论”一词。但是，这些学者使用的“方法论”往往是有两种指代：一是指分析具体问题时的研究方法，二是指理论建构的路径。前者认为“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分别代表了侧重“特殊性”(idiographic)和侧重“一般性”(nomothetic)的两种研究取向，即“经典路径”注重对特定事件的研究，“科学路径”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将理论化路径和研究方法混为一谈，并且将“经典路径”等同于历史研究。事实上，“第二次论战”并非针对具体的问题领域，而是针对国际关系进行一般性概括的理论建构途径，而且“经典路径”的内涵也不只限于历史研究。同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识到“第二次论战”的实质是理论化路径之争，但坚持用“方法”来表述构建理论的路径，进而将“第二次论战”简单地称之为“方法论之争”。为避免出现理解上的歧义，后文中将统一采用“路径”一词来表示构建理论的方式。
西方学界对“第二次论战”认识上存在的问题，还在于过分关注这两种路径分歧的哲学根源，以至忽视了这场论战的实质问题。这其中最典型的是将“第二次论战”看作是认识论立场之争，即是在“经典路径”代表的有限理性论和“科学路径”代表的无限理性论间的争论，两种认识论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争论的思想基础。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如果对“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挖掘，两种路径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论立场。但问题是，实际参与“第二次论战”的双方都没有对认识论问题进行探讨，激发布尔对“科学路径”进行批评的，事实上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化概括。将“第二次论战”归结为认识论之争将问题复杂化，没能准确把握这场论战的实质。
中外学界对“第二次论战”的这些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场争论在当时进行得不够彻底造成的。布尔探讨的“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实质上是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化的路径”，其运用范围针对的是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这一特定领域。由于对“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信奉者因而分别发展出了两种从整体上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化的逻辑。布尔批评的其实是“科学路径”构建理论的方式，而他提及模型建构、数据测量之类的具体方法，目的是说明采用这些方法根本无法得到“科学路径”期望的那种理论。国际关系理论而非具体研究方法才是布尔的关注点。遗憾的是，在卡普兰对布尔的回应中，他没有将研究方法和理论化路径区分开来，而是认为布尔批评的主要是“研究国际政治的科学方法”，即是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的一般方法。而这意味着相比于探讨理论的性质，卡普兰更关注具体的研究方法。由于卡普兰对布尔的回应只是在研究方法层面上，同时，也忽视了布尔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质的讨论。因此，“第二次论战”事实上是一场错位的争论，当回应方没有对发问方的质疑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时，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后人对这场论战会误解丛生了。
真正从“科学路径”的角度对布尔所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及什么是构建理论的合适方式)进行讨论的，是当代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斯·沃尔兹。虽然从没直接参与过“第二次论战”，但正是沃尔兹在其《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构建出“科学路径”提倡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向往的那种国际关系理论，即以高度简洁抽象的分析模式对国际关系进行解释的理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兹不仅创立了符合“科学路径”标准的理论，而且对理论的性质及构建方式进行深入探讨，从“科学路径”的视角回答了布尔提出的实质性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沃尔兹才是与布尔在同一层级上围绕理论化路径进行对话的学者，是“科学路径”一方姗姗来迟的代表。由于战后国际关系研究本质上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科学路径”也成为衡量国际关系理论合法性的首要甚至唯一的标准，这往往造成对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恰当的误解和贬低，这种情况从长远看不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健康发展。
二、“经典路径”的具体内涵
采用“经典路径”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延续了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哲理性思考这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由于早期学者在各自所处时代中都没有形成明确的学科自觉，他们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和总结往往散见于所撰写的相关论述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关系学科日益成熟，“经典路径”阵营中的许多学者开始对其中的许多问题(尤其是理论的含义及理论构建的方式)展开了更清晰的论述。其中成就较为突出的，包括以马丁·怀特和赫德利·布尔为代表的“英国学派”，以及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按照布尔的界定，“经典路径”是一种“源于史学、哲学和法学的构建理论的路径，这种路径的首要特征是明确依赖判断力的应用和一系列前提假定，即如果拘泥于非常严格的验证或检验的标准，那么，便很难能够对国际关系提出多少有意义的见解；而有关国际关系的任何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因此也必定来自一种从科学角度看很不完善的感知或直觉的过程；与其来源的不完善相对应，这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也只能是尝试性和非结论性的”。布尔界定的“经典路径”涉及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及其理论化对象的本质？第二，“经典路径”是如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目的？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集中地体现了“经典路径”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质性贡献。
现代西方学术传统中历来存在着两种对理论的宽泛理解，即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主义者认为的理论等同于哲学，它源于对世界的思考，是一种智识性知识的积累；现代主义者从自然科学角度出发将理论看作为一种演绎体系，这个体系乃是由一系列经过严格定义且变量间关系通常以数学形式表达的假设构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是一种传统主义者倡导的理论，即一种哲理性思考意义上的理论。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首先从“经典路径”视角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做出明确界定的是马丁·怀特。怀特将国际关系理论界定为一种“对国家间关系进行思考的传统”，这是一种与对国家内部事务进行思考的传统(即政治哲学传统)相对应的传统。在怀特的界定中，理论并非一种对国际关系现象提供解释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而是历史上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国际法学家对国家间关系的本质进行思考和分析而产生的哲理性思想。怀特是一位坚守传统的理论研究者，他对“经典路径”的自信使得他认为没有必要与“科学路径”展开任何争论，因为以任何“非历史和非哲学路径构建理论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怀特的主要继承者，布尔虽然认同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但他同时也认识到怀特思想中的模糊性和文学性可能违反了现代学术研究对清晰和准确的要求。因此，布尔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更加符合现代学术标准的定义，即国际关系理论是由彼此密切联系的有关国际关系或更宽泛意义上有关世界政治的一组普遍性命题(general propositions)构成的。布尔认为，当代理论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浩繁的国际关系思想中辨识和抽取出那些最具关键意义的命题，使其以明确和清晰的形式展现出来，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布尔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定义，实际上继承了怀特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即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是有关国际关系重大问题的哲理性思考，这些思考由于充分考察了国际关系中的矛盾之处和深刻揭示了人类长久面临的两难处境，因而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这就使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根本上有别于“科学路径”支持者推崇的那种自然科学形态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布尔同时也接受“科学路径”相对于“经典路径”的长处，他试图要改善传统研究中晦暗复杂的说理。他指出，任何形式的国际关系理论都需要具备连贯和准确的特征，也就是需要与“与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相一致。
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之所以总是以哲理性思考为特征，从根本上说是基于这派学者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任何国际关系研究者都必须面对这种现实：其研究对象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共同体及其内部关系，这其中包含了不计其数的变量；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间不仅是主客体关系，甚至是互为因果性关系；国际形势在研究者试图要进行理论化时全都是瞬息万变的。面对这样的世界，“经典路径”支持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关注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如卷帙浩繁的外交细节或时时变动的新闻热点。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触及有关国际关系的本质性问题，这些问题要么是历史上反复出现且具有持久意义的，并且在每一代人那里都曾引起激烈争论；要么是可以勾勒出国际关系的基本轮廓，从而开辟出更广阔的研究空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其理论化的重点对象主要是那些历代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反复思考和反复概括的有关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
那些历史上反复出现且被反复思考的国际关系中心问题一般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这类问题具有整体性，对这类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形成一种理解国际关系的总体性视野，这不仅有助于塑造国际关系学科的核心议题，而且还可以为认识国际关系提供全局性思路；其次，除经验性内涵外，这类问题还包含了规范性内涵，即它们都要涉及对道德问题和价值问题的探讨，这种规范性问题通常又是与人类社会应该往何处去的方向密切相关，任何具有人文关怀的研究者都很难对此弃之不顾。由于不存在客观性答案，这些问题通常被“科学路径”信奉者排除在外，但“经典路径”信奉者试图以哲学的方式，“从某种人为的立场来探寻、澄清、表述和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最后，这类问题都有持续性，在不同时代中往往以不同面目出现，由于反映出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难题”，因而会受到历代思想家的普遍重视，这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对权势与权利、道德与利益、正义与秩序、和平与冲突的考察和审视。
除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及其理论化对象的本质外，“经典路径”还包含对如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这种思考也正是“经典路径”与“科学路径”的核心区别之一。“经典路径”虽然是一种源于哲学、历史学和法学的构建理论的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就是等同于哲学、历史学和法学的研究，而是指需要综合运用这些“同源学科”(cognate disciplines)的思想与方法对国际关系中心问题进行探究。通过历史理解从历史上国家实践中总结出经久性教益、运用哲学思辨对那些涉及道德与价值的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寻、借助古今国际法思想分析国家间交往的问题。这种构建理论的路径遵循了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自然逻辑：国际关系成为一门正式学科的时间较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国际关系的思考主要存在于政治哲学家、外交史学家和国际法学家的相关性论述中，这些思想对构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不可或缺。笼统地说，“经典路径”主要有两种构建理论的方式：一是从历史上曾经对相关中心问题进行过讨论的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法的思想中提炼出国际关系理论；二是从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法的多维视角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以形成有关中心问题的理论思想。
“经典路径”的理论构建方式之一，就是从历史上那些对中心问题曾进行过探讨的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法的思想中提炼出国际关系理论。怀特曾经援引托克维尔的话说：“很难相信会有多少道德和政治的思想体系经历了发现、遗忘、再发现、再遗忘的过程，当它们再次出现时，世界经常像看待新生事物一样地感到迷醉和惊讶，这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恰是由于其无知”，学者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研究几个世纪以来最富洞察力的学者对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探讨，从而重新揭示出在人类社会相应领域中循环往复的主要思想，并且将这些思想简化成少数几个思想体系，从而进行比较研究和深入评判”。怀特的思想意味着，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历史上积淀下的国际思想中，找到与中心问题相关的思想，辨明其脉络和假定，并且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合适的分析体系。在此过程中，“批判”和“建构”分别是理论研究的次级目标和高级目标：“批判”是指从历史上有关中心问题的各种相关思想中识别和提出基本假定，对这些假定加以提炼，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审视其合理性；“建构”就是指通过辨明这些假定中哪些是有效的及哪些是无效的，从而争取在合理假定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较为可靠和较为完善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
“经典路径”提出的理论构建的另一有效方式，就是从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法的多维视角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以最终形成有关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理论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思想史上，按照这种方式构建的国际关系思想或理论的最为典型范例(但远远不限于此)不仅有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两人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理论性思考，而且有17世纪荷兰国际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对国家间关系中统一性(solidarity)的分析，以及19世纪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对欧洲均势生成机理的揭示。他们所处时代的学科分野远不如今天这样明朗，所有这些思想家对国际关系的相关思考往往是融合了他们对价值问题的审视、对历史问题的考察以及对规范因素的分析，这些维度在哲理层面上都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特点。这种对国际关系本质进行哲理思考的理论构建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代研究者继承下来。在当代学术分工体系已经十分成熟的背景下，这些研究往往见于国际关系、国际历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交汇处。例如，从宏观角度对国家间关系变动的常在模式进行分析的国际史研究，结合政治哲学对国际关系中道德规范问题进行分析的国际政治哲学研究，以及对国际法的思想和实践进行考察的国际法学史研究。
对“经典路径”而言，无论是确立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领域的中心问题，还是在此基础上揭示出那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都必须“明确地依赖判断力的运用”。而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提升对复杂问题的洞察力。用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话来说，这是培养一种在最危险和最混沌的情况下发现“真实的微弱模糊的内在光芒”的能力及一种对复杂情境进行扫视并有效诊断的能力。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都要竭力去除研究者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价值无涉至少也应该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价值中立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参照了自然科学的做法，同时也是反映了长久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性的追求。但问题在于，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可以轻易实现主客体间分离不同，国际关系研究者的本身也是其研究对象———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加之其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的高度复杂性，研究者的主观性作用可能是理解国际关系领域的唯一可靠的智识资源。这正是导致“经典路径”的学者对“科学路径”进行诟病最主要原因之一，“科学路径”通过对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的强调虽然增强了研究技能，但这种训练在培养对国际关系的感知力及思想创新性上却是非常贫瘠的，因为这种理论根本上削弱了人们获得及提升其判断力的主要途径。
国际关系理论的概括对象不仅包括经验事实，还涉及对国际关系的价值前提、道德困境之类的规范性问题的探究，这使“经典路径”的信奉者对理论的进步往往持保守态度。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难以实现自然科学式的累积性增长，将长期处于围绕中心问题展开争论的阶段，比追求理论进步更重要的，是要避免由于忽视前人思想而造成认识退化。“经典路径”的实践者强调研究者的中心地位，主张学者直面国际关系的复杂性，通过理论的训练改造并提升思维能力和判断水平。理解和处理国际关系就如在危险的水域里航行，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并不是一张穷尽各种危险的引领航向的地图，而是力图通过提高船员对危险的感知力和洞察力，让他们或许能更安全地渡过危险的水域。正如雷蒙·阿隆指出，理论的作用并不是为人们提供一种预测未来的工具，它最多(但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只能使人们通过理论研习增长智慧，让人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质的改变。当然，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并不能够保证每一个研习者都能够获得同等水平的洞察力，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就那些国际关系中心问题产生了真知灼见的研究者都或多或少运用了“经典路径”提供的工具，即便是“科学路径”的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在此问题上也不例外。
三、肯尼斯·沃尔兹与“经典路径”
肯尼斯·沃尔兹是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成就最为突出的理论家，他构建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由于达到前所未有的清晰简洁的程度，迈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科学化”的重要一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40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都是对沃尔兹理论的注脚”。沃尔兹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不仅在于他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吸引了大批学者的追随，且更在于他倡导的那种以高度简洁且变量间关系受到严格界定为主要特征的理论观，几乎成为国际关系学界有关理论科学性的主要参照。与他构建的实体性理论相比，沃尔兹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重要贡献，是他从“科学路径”的视角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及构建路径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迄今最完善的答案，这点也使他成为与布尔能够在同一层面上展开实质性对话的“科学路径”的代言者。确切地说，沃尔兹阐述的“科学路径”理论观同样也是围绕布尔提出的两大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及理论构建的方式)展开的。尽管沃尔兹阐述的“科学路径”理论观与布尔阐述的“经典路径”理论观迥然不同，但若就具体的理论创新实践而言，“科学路径”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对“经典路径”的依赖，这两条路径在长期发展中都吸收了对方的许多长处。
沃尔兹对理论的界定很大程度上是迄今为止“科学路径”对国际关系理论性质的最权威表述。沃尔兹阐述的“科学路径”理论观集中体现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前四章中，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第一章有关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及构建路径的探讨。沃尔兹对理论性质的探讨以对理论和规律的区分作为开端。他认为，通过检验得到确证的假设可以被称为规律，但规律不是理论；规律虽然可以揭示变量间的相关性关系，但无法回答这种相关性关系存在的原因；如果人们希望超越从现象中发现规律的阶段，就必须诉诸理论。理论正是对规律之所以会出现的解释，说明了变量间的联系为什么会存在。沃尔兹在阐述理论性质的时反复以物理学理论作为参照。他指出，将理论等同于规律的做法反映的其实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论观，亚里士多德揭示了推力和运动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但这种理论观十分初级。他认为，牛顿通过创造质点、瞬时加速度、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等无法直接观察的抽象概念，通过匀速直线运动理论对运动做出解释，才构建出“对规律进行解释”的理论。沃尔兹以物理学理论来阐明他有关国际关系理论本质的认识，实际上体现了“弱式自然主义”(weak naturalism)的本体论立场，即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没有大到需要在两个领域采取完全不同的理论化方法的地步，社会科学也可以参照自然科学的理论建构过程，形成类似的“科学理论”。
沃尔兹界定的理论是一幅在学者脑海中“形成的有关特定领域或活动领域的图画。理论揭示了这个特定领域的组织方式及其中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沃尔兹所说的“特定领域”(bounded realm)是指一个具有清晰且明确界限的研究领域，将这个特定领域从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是构建理论的首要前提。他设想的理论在具体形态上与“图画”相类似，能够展示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而这点体现的是一种模型式的理论观，即理论类似于一套结构清晰且各组成部件间联系紧密的模型，揭示出特定领域的组织原则，从而可以对现象反复出现的原因进行解释。按照沃尔兹的看法，这种模型式的理论有两项主要特征：一是简洁(simplicity)，二是优雅(elegance)。“简洁”是指理论不是对真实世界的原样复制或等比缩放，而是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关键要素并重新组织得到的结果，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具有十分简洁的形式，甚至可以用一种“有机式的、机械式的、数学式的”模型的形态呈现出来。“优雅”意味着，在满足简洁性的同时，理论可以对研究对象做出“一般性的解释和预测”，而这种“一般性”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对象并非特定的外交政策或国家间关系问题，而是“国际体系”这一相对独立领域的组织原则，即以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力量分布为表征的组织原则。
沃尔兹的理论观本质上参照的是自然科学中有关理论的标准，这点不仅体现在他对理论的性质和形态的界定上，也体现在沃尔兹设定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上。沃尔兹指出，理论的最基本作用是进行解释和预测，但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某种控制，控制是要比预测更能够体现人类主动性的活动。确切地说，预测可以基于经验性规律做出，但仅凭从经验现象中总结出的规律，人们最多只能知道将发生什么，却无法改变事情发生的轨迹。与此相反，如果理论能够揭示出规律发生的原因，阐明现象背后的运行机理，那么，人们对事件进行控制的可能性便大大提高，可以通过对条件的调节得到预期的结果。尽管沃尔兹最初对符合科学标准的理论信心满满，但自从他的理论创立以来，几乎所有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不仅在预测上备受质疑，更没有达到实现控制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初期，沃尔兹对其理论观进行重要修正，大大淡化了理论的“预测”和“控制”的功能，转而强调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解释”才是理论的最主要作用。
沃尔兹认为理论是一种简洁优雅的模型，这种理论与按照“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性质和形态大相径庭，但是，当他转向理论的构建时，却明确地显示出对于“经典路径”的依赖。从严格意义上说，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理论，需要完成从积累经验性事实到揭示组织性原则的跨越，这一质变过程中的关键就是对经验世界进行简化，具体步骤包括：首先，对研究领域进行“分离”；其次，通过“提取”与“聚合”发现经验现象中的重要因素并加以组织；最后，通过“抽象”建立起一种具有一般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尽管这些具体的步骤足够清晰，但却无法回答简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鉴于研究领域的组织原则往往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事物间关系”，那么，如何才能识别出那些复杂的经验现象中的“最重要趋势”和“主导性动力”呢？事实上，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理论的过程，绝非像定义得那么简单明了，沃尔兹将理论的构建过程概括地称为是一种“创造性过程”，他明确指出，漫长而痛苦的试错过程不一定能够产生理论，除非在理论构建的关键时刻出现了某种“高明的直觉”和“创造性想法”。
从严格意义上说，“高明的直觉”和“创造性想法”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的，恰恰是“科学路径”的实践者从来没有明说的理论源泉———对“经典路径”的依赖和运用。事实上，沃尔兹在构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正是有赖于“经典路径”推崇的那种对判断力的运用：从既往的国际思想中获得灵感，从而在辨别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他的理论。沃尔兹指出，“高明的直觉”和“创造性想法”的获得，有赖于研究者对古典政治哲学思想的系统性梳理和扬弃性继承，因为那些古典政治思想家思考的问题通常都具有某种永恒性，因而“能帮助我们获得构建国际政治理论必需的那种灵感”。⑤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兹所说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既不是用来佐证假定的材料，也不是用来获取数据的资料库，相反，这种思想直接构成了他理论的最核心思想的直接来源。沃尔兹对“高明的直觉”和“创造性想法”的运用及实际效果，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他所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分析基础，几乎都来自对17世纪以来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思想的系统性梳理和创造性借鉴。
就思想基础而言，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及其影响，与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首创的“自然状态论”一脉相承。这点集中体现在沃尔兹借鉴霍布斯首创的“国内类比”(the domestic analogy)推论。根据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在缺少一个公共政府或一个公共权威的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处于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通过将自然状态中个人间关系类推至无政府状态中国家间关系，霍布斯指出，国家间由于缺少一个国内政府那样的国际政府，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间关系也必然呈现出一种类似自然状态中个人间关系那样的漫长持久的敌对状态即战争状态。这就是霍布斯首创的国际政治的“国内类比”。沃尔兹的理论非常完整地借用了霍布斯首创的“国内类比”推理模式，将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类比于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将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关系类比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关系，即由于国家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公共权威，国家将处于一种持续的战争状态中，由于战争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国家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自助。无政府状态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首要的结构要素，这体现出沃尔兹深受自霍布斯以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沃尔兹最重要的贡献实际上不是在于理论的实质，而在于理论的形式，他以一种符合“科学路径”标准的理论形式阐述或重述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及其影响。
就分析基础而言，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构建成功的前提，是他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问题(the level of analysis issue)展开研究，这项研究也有赖于对经典政治哲学思想的梳理和借鉴。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沃尔兹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一书首先对层析分析问题的解决做出实质贡献。沃尔兹在书中首次对历史上有关战争起源与和平条件的解释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三个意象”(即人性、国家、国际体系)理论。沃尔兹提出的“三个意象”不仅使长期困扰国际关系研究的层次分析问题有了实质突破，而且奠定了沃尔兹对体系理论和简化理论进行区分的基础，这种划分也是他构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必要前提。沃尔兹的“三个意向”和怀特的“三大传统”在理论构建方式上是相通的，都是先对经典政治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再根据解释来源层级或是基本解释取向的不同对其进行归纳和分类，然后从中总结出对国际关系中心问题做出解释的“意向”或“传统”。这也是为什么布尔在1966年将沃尔兹与阿隆和霍夫曼并列为“经典路径”的代表性学者。上述分析反映出，即便在“科学路径”最杰出的代表肯尼斯·沃尔兹那里，“科学路径”也无法单独承担理论构建的任务，当理论家需要为认识世界政治提供具有启示性意义的一般性分析时，他们难以摆脱经典国际关系思想提供的理论源泉。
在理论上，“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两者间既有显著差异，却又存在难以割裂的联系，这两种路径的首要差异在于它们构建的理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表现为一种哲理性思想，由一套连贯有序的命题组成，展示出研究者对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思考，不确定性及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正是其内在特征；“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表现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型，由一整套密切联系且清晰扼要的命题或假说组成，揭示出研究领域的组织原则和内在逻辑，简洁优雅是其突出特征。这两种理论具体形态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源于两者对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理论的主要目的有不同的认识。“科学路径”的实践者坚持自然主义的本体论观点，将自然科学的理论观诉诸国际关系研究，即强调理论旨在实现预测甚至于控制的目的，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清晰明确的理论模型；“经典路径”的实践者则顺应国际关系领域特殊的复杂性，强调理论不仅旨在对国际关系的进行解释，更重要的是要提升人们对复杂问题的判断力，其形态普遍呈现为有关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哲理性思想。
虽然“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在具体形态上有很大区别，但由于这两种路径在长期发展中互相影响，按照这两种路径构建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兼容了彼此的一些特征。这种兼容的具体表现是两者都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应该符合科学哲学的标准，即理论必须提供连续、准确、有序的知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路径的实践者虽然都谈论科学哲学，但他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却各不相同：“科学路径”实践者希望国际关系研究能尽可能地贴近自然科学的标准，“经典路径”实践者认为，提高研究的清晰性和准确度便是践行科学的内涵。按照“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虽然在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但布尔在1966年则指出“科学路径”的缺陷：首先，“科学路径”的实践者由于坚持以“逻辑和数学的证据或严格的经验检验程序”来研究国际关系，其构建的理论往往偏离国际关系的本质问题，而将注意力倾注在那些边缘性问题上，这点从长远看势必损害国际关系理论的健康发展；其次，“科学路径”实践者由于在理论构建中要依赖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的梳理和借鉴，他们得出的许多有关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真知灼见，可能往往超出了“科学路径”的范畴，而是不自觉地运用“经典路径”得到的结果。
四、对“第二次论战”的反思
“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本质上是指国际关系宏观理论构建的两种不同途径，仅从学理上讲，这两种路径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高下之分，但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由于美国学界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及美国的战后世界领导地位，近40年来，“科学路径”始终都占据着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与此相对应的是，“经典路径”的地位和效用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科学路径”实践者称其对理论的定义反映了科学哲学的要求，并且以此作为评判理论合理性的唯一标准，即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除非满足了“科学路径”对理论的定义，否则便不能被称之为称为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典路径”提倡的那种哲理性思想形态的理论，往往被斥之为一种“理解、哲学和历史”，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但问题是，科学哲学研究界实际上一直围绕“科学”的内涵争论不休，“科学路径”实践者援引的“科学标准”实际上并没有通常人们想象得那种非常牢固的根基，而这点也就意味着，以某种单一的科学哲学标准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合法性的依据可能是不够的。
确切地说，“科学路径”对理论的定义反映的是自然科学式的理论观，是一种特定的实证主义形式理论。然而，当这种形式的理论将类似国际关系的历史生成和规范演进之类的重要问题排除在外时，这种单一性理论观的合理性往往也会受到侵蚀。一般来讲，对简约的理论形态的追求不应以牺牲国际关系的丰富内涵为代价，理论的合理性应该由它们在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中的实际作用而非是具体形式来决定。布尔曾经对“科学路径”做过一个简单的判断，他说这种路径将会使研究者越来越偏离对中心问题的探究，转而越来越倾向于那些边缘性问题。事实上，这个判断已经逐渐被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危机证实：越来越多的研究忽视中心问题而注重研究技术，造成过头的“假设—检验”(hypothesis-testing)式研究，这些注重对经验性细枝末节的研究不仅无法帮助人们提高对国际关系的认识，甚至也远远达不到沃尔兹所界定的科学理论的标准。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出“科学路径”实践者面临的困境，即“科学路径”并没有因为诉诸科学哲学而变得更加坚固有效，相反，科学哲学的要义只是要通过更清晰地揭示研究的思维过程，为研究者在知识生产方面提供帮助。
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第二次论战”的再考察表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既非是具有单一且固定内涵的概念，同时也不应以纯粹的实证科学标准衡量其合理性。“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代表了理论构建的两种逻辑，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分别汲取了对方的部分特征，两者就实质而言并没有高下之分，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从中选择合适的理论化路径。本文无意低估“科学路径”的价值，尤其就当下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而言，主要问题并不是科学意识过头而恰是科学意识不足。本文的目的是希望破除科学主义的迷思，并指出那些按照“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从根本上说具有同等程度的合理性。“经典路径”最突出特征是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的发掘和利用，而其特殊魅力在于使国际关系理论吸收了经典思想的独特优势，这不仅增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向度，且扩大了对规范问题的包容度及为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平台。
首先，“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不仅吸收了经典国际关系思想中的历史教益，还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国际关系的变动性和连贯性，从而赋予其思想难能可贵的历史意识。国际关系思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反映了历史上亲身参与国际实践的思想家们对国际问题进行思索而留下来的精神遗产，这些思想大部分地反映出前人运用思想智慧分析那些有先例可循的问题的基本路径，是任何当代理论研究者都无法忽略的宝贵思想财富。确切地说，经典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呈现前人对相似的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思考脉络，从而使当代人不至于认为自己正在面临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全新问题，这种认识可以帮助祛除那种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独一无二问题的“自大情绪”和“自怜情结”。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通过“经典路径”构建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复兴，显示出思想传承和历史教益所具有的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经典现实主义思想可追溯至修昔底德，经过20世纪中期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的发展形成稳固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尽管以“科学路径”构建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曾一度压倒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但是，由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发展方面面临的逻辑困境，以及简洁的理论形式在解释现实方面的局限性，使得学者提倡现实主义者应该重新回到经典现实主义的路径。后者虽然不能产生如结构现实主义那样“优雅的理论”，但是通过对历史经验、国内国际因素、甚至特定情形下偶然性的重视，可以为理解世界政治和治国方略提供一种“有分寸的一般性路径”。
其次，由于哲理性思想是理论的载体，“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往往可以同时容纳对经验性问题和规范性问题的讨论，从而弥补“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缺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经验性问题和规范性问题，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关注可直接观察的基本事实，后者则关注事实的规范基础和价值意义，两者间难以完全地分割开。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渐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研究强调事实和价值的分离，集中关注前一领域，而忽视后一领域，规范性研究的重要性与合理性在实证主义标准笼罩下被大大低估。然而，实证主义的做法只是通过默认某种规范前提对这类问题避做处理，这不意味着规范性问题不值得讨论。无论是对国际正义与非正义、人权与不干涉规范、国际行为合法性等实际规范类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化尝试，还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规范性前提(即每一种理论都明示或隐含的“应该怎么做”的内涵)所进行的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规范研究都离不开对观念谱系演进的梳理，以及对思想辩论的总结。“经典路径”由于自身的思想性特征，天然适合对这类问题进行讨论，从而可以以一种探寻的方式，在“探寻、澄清、再表述和尝试性回答”的基础上对这类问题进行理论化。
最后，国际关系思想的渊源表明，国际关系研究与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法等同源学科有密切联系，从这些学科交汇处的国际关系思想入手，可以为跨学科性的理论研究提供更多可能性。以国家间战争与和平问题为例，该领域不仅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主题之一，同时也是国际关系与各同源学科交汇、各学科研究可以进行融合的领域。针对这一主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试图总结出理解战争变革与秩序生成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而国际法学研究者有关战争法和约束性规范演进的研究，思想史研究者对于历史上战争与和平问题思想流派的梳理，都是国际关系研究者可以吸收借鉴的智识资源。近十余年来，国际法研究的历史转向和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进一步为交叉学科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条件。由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没有明确边界，而处于持续变动之中，跨学科研究实际上契合国际关系本身的性质。“经典路径”的代言者布尔就曾明确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从其起源之初就是跨学科性质的(即与历史学、国际法、政治哲学有密切联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关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属性的讨论并非标志着一项全新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经典路径”的回归。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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